在同性家庭長大：是「有愛足夠」還是「不合範式」？

23歲的法國黑人女孩莫得萊納（Modelene Daniel）一直知道媽媽們是同性戀，但要到小學5年級，她才第一次意識到這樣的家庭與別人不同。「原來，不是所有人都有兩個媽媽。」那次，她帶病參加小朋友的生日聚会，後來病情有些嚴重，媽媽們過來接她。她特別開心，對周圍人說，「好棒，我的媽媽們過來接我了」。「媽媽們？」面對同學的不解，莫得萊納第一次提到自己的媽媽們是同性戀。沒想到，第二天，班裏炸開了鍋，議論紛紛，有小朋友說她不正常，還有說她的媽媽們是巫婆。

如今回想起這段插曲，莫得萊納仍有一絲不平。她在海地出生，四歲半來到法國。養母卡特琳娜（Catherine Daniel）是一名醫生，在法國小城奧爾良生活，莫得萊納抵達法國的前一年，卡特琳娜認識了伴侶瓦里萊（Valérie Raoul）。莫得萊納管兩人都叫媽媽。她還有兩個弟弟，也是海地黑人，都沒有血緣關係，今年分別18歲和15歲。

家庭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制度之一，近幾十年，同性家庭逐漸成為顯性話題。據法國公民機構「同性家庭協會」（ADFH）的粗略預估，在法國，像莫得萊納這樣在同性家庭長大的小孩，共有25萬人。不過，同性家庭是一個籠統的指稱，具體情況不一。有人領養，也有人藉助醫學輔助生育。更多的情況可能是小孩在異性婚姻中出生，但後來父母一方選擇「出櫃」。

2013年，法國通過同性婚姻法。不過，醫學輔助生育，並未因此向同性伴侶開放；雖然同性家庭從此有權申請領養，但是不成文的規定太多，領養的成功率極低。越來越多的孩子在同性家庭長大，可他們的成長道路上，會面臨諸多法律和社會困境。除了商業代孕和捐精生育可能產生的倫理困惑，在這場以成年人平權開始的抗爭中，如何維護孩子一代的合法權利，目前仍沒有具體答案。作為過來人，莫得萊納說：「社會在慢慢演化，很難一蹴而就。」

「生活本身就是罪行」？

莫得萊納拿出香煙，聳了聳肩，小聲嘟囔着說，「我的媽媽們是同性戀，但不意味着她們不是傳統的媽媽」。這是2017年盛夏的一天，她穿着低胸碎花裙子，走在法國中部家鄉奧爾良的盧瓦爾河畔，向我抱怨媽媽們不准她在家抽煙。她在巴黎讀攝影專業，暑假回家，只待幾天，但晚上要等媽媽們都睡下再半夜起床，偷偷摸摸地抽。她緩緩吐出一口煙圈，邊歎氣邊無奈地說道，「我都已經23歲了！」

在多子女家庭，老大做事容不得出錯。年幼的時候，她每晚必須11點前回家；就算現在，她交了男朋友，有時帶他回家，媽媽們也不允許兩人睡一張床。她嘴上抱怨媽媽們家教嚴格，但內心認可這種教育方式，說以後有了小孩，一樣會很嚴格。「我的小孩有可能是同志，這對我來說一點關係都沒有。」說到這，她哈哈大笑起來。

同性家庭的生活點滴，是她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莫得萊納與別人聊天時，常常會先問：「你反感同性戀麼？」答案如果是「反感」，她扭頭就走。對她來說，這是個原則問題。一個人如果討厭同性戀，不喜歡她的媽媽們，可能也不會喜歡她。

好在，她身邊朋友們的觀念都很開放。但是，一路走來，她也遇到過不少「奇葩」。一提到同性戀，很多人會直接想到性。一位男子曾問她，有沒有看過媽媽們如何做愛。她聽了之後，非常生氣，以同樣的問題，反問回去。「真的是什麼人都有。」現在想起這件事，她依舊十分氣惱。

奧爾良是個古城，位於法國中部，距離巴黎大約一個半小時的火車車程。法國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聖女貞德，便是因在1429年率領軍隊打敗英格蘭侵略者，解放奧爾良而一舉成名。每年四月底五月初，奧爾良會舉辦盛大的聖女貞德節。在法國，聖女貞德承載了很多家國層面的象徵意義，被認為是天主教傳統和共和國理念的化身。

莫得萊納說：「奧爾良這個城市，受基督教影響很深，女同性戀的接受度並不高。」我第一次見到莫得萊納就是在奧爾良市中心的聖心大教堂前。小時候，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甚至加入過我們面前這個大教堂的唱詩班。

莫得萊納剛到法國時，養母本來想送她去公立學校讀書。但學校竟因為她是黑人，「害怕她嚇到其他小孩」而拒絕接收她。後來，反而是一所私立天主學校，同意她就讀。校長也是個天主教徒，但是特別通達開放，知道她家裏的情況，總是試圖保護她。

羅馬天主教義很明確，反對一切同性性行為。但與此同時，天主教又提倡接納對方和不同。小時候，莫得萊納對後者體會更多，她說那時，沒人跟她說同性戀不好。

她的媽媽卡特琳娜信教，另一個媽媽瓦里萊則是無神論者。「我們是個很傳統的家庭。」每年聖誕節，她和家人都會去教堂做彌撒。不過，從前年起，這一家五口改去遊樂園過節，不再去教堂過聖誕。

教會的人對這家人的改變有些吃驚，其實，改變是一點點發生的。2013年同性婚姻法通過前後，對於莫得萊納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當時，法國三十幾個協會發起「全民遊行示威運動」（Manif pour tous），以保護小孩的名義，走上街頭，反對同性婚姻，捍衛傳統家庭模式。據法國《世界報》報導，很多反對協會直接依附天主教會。莫得萊納和媽媽們在電視裏，看到示威人潮中有那麼多的天主教徒，備受打擊。

那是一段極為特殊的時期。與同性婚姻相關的任何話題，都能引爆輿論。支持者和反對者以決絕的姿態參與到這場論戰中。同時，恐同言行也在短時間內激增。莫得萊納在同性家庭長大，她的日常生活，突然之間成為公共話題，被迫接受外界的打量和評判。就這樣，她的個人故事，不經意間，同社會大潮匯合在一起。

2012年12月20日，法國國民議會舉行同性家庭議題的聽證會。莫得萊納和媽媽們作為代表，一同參加，講述自己的家庭故事。她的媽媽們平時很低調，在大街上，也不怎麼牽手。兩人不是維權人士，不期待挑戰世俗，只想過好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在同性家庭維權協會的提議下，她們決定站出來，參加聽證，希望大家明白，她們是正常人，生活也很幸福。

那時，莫得萊納剛滿18歲，沒經歷過什麼大場面，看到主講人像法官一般，愈發緊張。現場也有其他幾個同性家庭，以及支持和反對新法的議員。「當時感覺好奇怪，好像你的生活本身就是罪行，得在其他人面前，為此辯護。」她說，「但其實你什麼都沒做。」

法國各大電視台的記者也來採訪她，人們帶着關切的口吻，紛紛詢問她過得還好麼。好似有一個螺旋槳，突然落入她細水流長的生活中，嘩的一下，引起了各種躁動和喧譁。

「同性戀的小孩也是同性戀，那又怎樣？」

在法國，同性婚姻法通過到現在，已有五年。法國國家統計經局（Insee）2018年的報告顯示，到目前為止，共有4萬對同性伴侶締結婚姻。不過，這些同性伴侶們在國內外領養成功的案例，目前僅是個位數。

背後的原因很多。從大處看，近幾年全球跨國領養的數量急劇下降，而且大部分國家並不接受同性伴侶的領養申請。法國國內的領養也很複雜，平均時長至少五年。候選家庭獲得領養資格後，還得經過家庭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很多成員，其實對同性結婚一直持保留態度。

最近，在法國諾曼底大區，一位負責兒童領養管理的勒馬爾（Pascale Lemare）女士，接受當地電台採訪時稱：「同性伴侶不符合社會和生物範式。」在她看來，正是因為他們自身的特殊性，如果申請領養，就得接受那些特殊的小孩。這裏的「特殊」是指，身體殘疾或年齡較大。

這番言論極具爭議性，甚至涉嫌歧視同性戀，也或許間接道出同性伴侶領養背後的焦慮：在同性家庭長大，會對小孩的心理構建和性別認同產生怎樣的影響？

很長一段時間，莫得萊納的媽媽們都曾經擔心，女兒會受到家庭影響而成為同性戀。她們當然知道性取向並非主觀意志選擇，但還是特別畏懼別人的目光。青春期時，莫得萊納曾認真思考過自己的性取向，也和閨蜜們熱烈討論過這個話題。有次，她試着親了個女孩，但沒有感覺，最終確定自己喜歡男孩。她和前男友交往了三年，現在又交了一個新男友。媽媽們心中的石頭總算落地。

莫得萊納還記得，2012年的聽證會那天，她旁邊坐着巴布羅（Pablo Seban）。巴布羅的媽媽是同性戀，妹妹布魯娜（Brune Seban）也是同性戀。維權協會曾委婉提出，妹妹最好不要參加聽證，不然會被「全民遊行示威運動」抓住把柄，繼而火上澆油。對此，巴布羅感慨頗多。他在聽證會上說，如果大家不歧視同性戀，就算同性戀的小孩也是同性戀，那又怎樣？

我後來試圖聯繫布魯娜，希望了解她的性別認同構建。不巧的是，她人在意大利。不過，她向我介紹了她的朋友奈登（Nathan Boumendil）。

奈登在法國 AIDES 艾滋病預防救治協會工作，負責遊說。他今年29歲，在法國南部一個猶太家庭出生，父親是同性戀。奈登四歲時，父親與母親離婚，後追隨當時男友，也就是現在的丈夫，北上來到巴黎。「我爸是同性戀。這反而增加了我的同志認同難度。」在巴黎十區的家裏，奈登告訴我。

他跟媽媽一起生活，青春期時，逐漸發現自己是同性戀時，第一個想法就是：「完了，我竟然跟爸爸一樣，太討厭了」。想要坦然接受這個事實，並不容易，特別是在進入叛逆期，總有些「弒父情節」。他更是如此。他討厭爸爸，因為他背叛了全家人。

不過，15歲過後，他便不再掩飾自己的性取向，因為「迴避讓人更加脆弱，別人知道你尚沒坦然接受，便會利用你，這反倒成了你的弱點」。隨着他對自己的同志身份越來越坦然，他慢慢理解並原諒了父親。

在奈登父親生活的那個年代，社會壓力很大，同性戀的生活境遇非常艱辛。他的父親被迫接受異性戀，和媽媽結婚。但是後來，他的父親知道無法抵住天性的力量，才選擇追隨自己的生活。父親後來知道兒子也是同性戀，由此及彼，害怕兒子生活會同樣不易，倒沒有想到這會被反同人士利用。

成年之後，他和父親的關係逐漸親密。現在，每逢週末或過節，他會帶上男友，到父親家中聚餐。「兩對同志伴侶吃飯，但其實這是……家庭聚餐」，奈登笑嘻嘻地說道。有時，他姐姐也在，一大桌子人裏，她是唯一的異性戀。他家的情況，跟一般傳統家庭恰好相反。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同性家庭議題研究專家格羅斯（Martine Gross）認為，現代家庭形式多種多樣，用同一概念定義它們非常困難。在她看來，當前通行的家庭政策僅僅詮釋生理父母家庭模式，但無法涵蓋現代家庭涵蓋的多種因素，包括孩子、生理父母、未被法律認可但行使實際監護權的社會父母、直系親屬和旁系親屬等。

「彩虹家庭」的另一面

「全民遊行示威運動」發表過不少反對同性家庭的檄文，其中一條質問理由是：「以成年人平權為名，就應設定法律，最終導致小孩的不平等嗎？」在同性家庭長大，是否必然會給孩子帶來負面影響？這不是一個能夠輕易敲定的結論。

2015年，24歲的澳大利亞人米莉（Millie Fontana），曾在澳洲國會發表演講，反對同性婚姻。她本人就在女同性戀家庭長大。媽媽們通過捐獻的精子，生下米莉和兩個弟弟，但一直試圖隱瞞這位捐精人的身份。她認為，自己在成長中，被剝奪了擁有父親的權利。這對她的身份認同，產生很大困惑。

米莉一直覺得生命中缺失了什麼東西。上小學時，她的痛苦並非源自大家對同性議題的不寬容，而是當同學們講述自己父母雙方傳承時，她對異性婚姻家庭的羨慕。在米莉的央求和哭訴之下，媽媽才告訴她真相，原來「生父」是媽媽的一個高中同學。11歲那年，米莉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看到他們兩人相似的面貌，她感到特別釋然，也覺得心裏的空缺突然被填滿。

在國會發表公開演講時，米莉說，小孩天生需要知道同自己相連的生理關係，法律在通過同性婚姻法之前，應該保證小孩獲知自己生理父母的權利。她的公開發聲得到自己媽媽們的支持，但並非被LGBT主流群體接受。

在一個採訪中，米莉說：「人們討論同性家庭小孩的時候，整個敘述都是我們獲得很多的愛，因此身心穩定，而且幸福。這是因為同性戀社群推銷『愛是一切』的理念——我們不需要任何生理聯結便能健康長大並幸福。」她說這一理念在她和其他很多小孩身上，其實並不適用。

這是彩虹家庭的另一面。家庭對小孩的成長至關重要，但不同的家庭總是千差萬別。家庭形態在不斷演化，在這一過程中，個體感受大相徑庭。在同性家庭長大的小孩，全球估計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有人過得好，自然有人過得差。

法國心理學專家維哲（Olivier Vecho）和施耐德（Benoît Schneider）在《同性家庭和小孩成長：三十年出版研究總結》一書中指出，當前美國和北歐的學術研究大多證明，同性家庭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心理構建並沒有顯著影響。不過，兩人同時指出，現在的科學實驗和調研尚不足以證明同性家庭必然影響小孩身心健康，同樣，也沒法證明所有同性家庭的小孩都特別幸福。

同性家庭模式還是一個相對比較新的現象，似乎現在下任何結論，都為時尚早。不過，「同性家庭即使滿足部分小孩和家長的利益，但從象徵意義上來講，卻沒法滿足既有的社會運行模式。」他們在書中如此解釋。

我曾聽過過另一則尋找捐精者的故事。三十多年前，多虧好心人捐獻的精子，亞瑟（Arthur Kermalvezen）在法國出生。但這名未知「生父」，給他的成長帶來很大的困擾。在他看來，醫學輔助生育幫助成年人實現做家長的願望，但卻沒有考慮孩子的權利。後來他苦苦尋找捐精「生父」，並加入民間組織，致力打破捐精終身匿名制度。他和米莉似乎分享着同樣的成長的煩惱。只不過，他是在異性戀家庭長大。

在法國，每年逾2萬小孩，通過醫學輔助（包括人工授精和試管嬰兒）出生，佔總出生人口的3%。但是，法國單身男女和同性伴侶，無法通過醫學手段，孕育子嗣。他們中很多人選擇到國外，通過人工授精或代孕的方式生育。

法國人皮埃爾（Pierre，他不希望透露自己的姓氏）快三十歲了，他與老公在美國通過人工代孕，有了三個女兒——雙胞胎女兒四歲半，小女兒只有8個月。他每天，都會在推特賬戶——「我的同志爸爸生活」（MaVieDePapaGay），記錄育兒趣事和家庭日常。

有時，皮埃爾也會抱怨行政程序的繁瑣。他們的三個女兒可以獲得法國國籍，但她們的美國出生證明，又不完全被法國政府承認。從嚴格法律層面講，皮埃爾並非她們的父親；但在涉及到社保和税收時，他又是作為父親行使各種權利和義務。「我們現在的境遇特別荒誕。」他說。

與莫得萊納的媽媽們不同，皮埃爾從來沒有擔心三個女兒以後的性取向。「她們可能是同性戀，也可能不是。這都不重要。」他不認識女兒的卵子捐獻者，但有她的照片，也知道她的個人成長經歷。他從未試圖向女兒隱瞞她們的誕生方式。

莫得萊納也覺得，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信任至關重要。「我和親生父母有血緣關係，但這種天生的父女、母女之愛，後來斷裂。現在我和媽媽們的關係，更像是一種契約。我們慢慢學習去愛對方。」

她回想起十年前重回海地的尋根之旅。她出生的村子很窮，房屋簡陋，到處塵土飛揚。她的生父早已去世，但生母和其他六個兄弟姐妹都在，看上去很餓的樣子。在村裏人的想像中，被送到孤兒院的莫得萊納早就死了，現在突然又回來，他們感到特別神奇，不停地說：「莫得萊納從死人王國回來了。」

如果可以讓她選，她會選擇生活在異性戀收養家庭嗎？這是一個幾乎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她唯一確定的是「如果沒有我的媽媽們，我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