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80、90後歷史老師的六四自白：對我重要的事，對學生重要嗎？

香港悼念六四事件的合理性，今年繼續受到來自青年一代的質疑，至少7間大學學生會表示，將缺席支聯會維園六四集會，同時，至少4間大學學生會表明，不會舉辦或出席任何與六四相關的悼念活動，認為平反六四並非港人責任。

在大學學生會切割六四的同時，課堂內對六四歷史的教授也越見困難。初中歷史課程改革，課程大綱諮詢文件繼續排除六四事件，惹來社會輿論批評，這意味著將來的歷史教科書有否涵蓋六四，取決於教科書出版商是否自行加入內容。另一方面，中學六四教育的輔助內容——民間劇場「六四舞台」，自2016年起，其演出的學校數目便由以往的40多間驟跌至28間。今年，六四舞台共有26場到校巡演，另有兩場在教協場地演出，出席率均不足四成。

當年輕一代主動切割六四，而六四教育資源又慢慢流失時，六四記憶的傳承會否逐漸式微？在思潮與課綱都不利六四傳承的情況下，老師對學生的面授更顯重要。歷史老師作為歷史記憶傳遞的重要一環，他們現在是如何向學生教述六四的？他們自身又對六四有著怎樣的情感和思考？本土主義思潮對他們的教學有造成影響嗎？

端傳媒尋訪了七十後、八十後及九十後出生的中學中史老師，三個世代的「歷史人」，有怎樣的六四教育方法，和各自的六四故事？

「七十後」陳仁啟：對我很重要的事，對學生未必很重要

作者按：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學術部副主任陳仁啟，成為中史老師已經19年了。他受七八十年代港人愛國情懷影響，大學選讀中史，辦《國風》雜誌，組織同學回大陸交流。他說自己從來是一個中國人，自嘲為「大中華膠」。

1989年，陳仁啟14歲。香港市民聲援北京學生的幾場大型遊行，是他參與的第一場遊行。6月3日晚，他守著收音機，一宿無眠。六四成了他人生中最震憾的回憶之一。十九年教學生涯，陳仁啟每年都會向學生講解六四事件。他認同支聯會綱領，認為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不會有民主。傳承六四記憶的責任感與中國人身份認同，在他，是一種緊密的聯結。

我每年會抽時間教六四。其實政府的課程大綱，無論初中高中，都沒寫明要教六四。但通常初高中的中史教科書都會有一點六四內容，這是因為課程大綱有提及「改革開放」，六四屬於改革開放進程遇到的問題。初中教科書提及六四，通常就七、八行字左右；高中的話，加上圖畫、文字，都有一到兩頁。

以我了解的情況，初中好多時候都不教六四。原因很簡單：沒時間教。由遠古時代到魏晉南北朝，由隋朝到明朝，已經用完中一、中二時間，清朝到當代則已經去到中三了，所以如果真要教六四，主要在中三。到了中三，很多學校教到1949年就完了，六四根本沒時間教。

如果從考試內容來說，初中考試是學校自己訂的，有教就考，沒有教就不考。高中要考公開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它從來都沒明著出過六四考題。我們都知道，政府是不敢出六四題的。

經歷過六四的那代人，譬如我，就會對六四感覺比較強烈。我覺得有責任將事情告訴給年輕人。不過，經歷過六四的那一代老師，有些已經退休，有些將近退休。這班人慢慢少下去，開始出現新一代的、沒經歷過六四的老師了。六四究竟是怎樣呢？對新一代老師來說，可能只存在於課本、課堂，或者紀錄片裏。他們對六四的感受跟我們這一代一定很不同。如果再加上趕書趕到死，怎會特地抽時間來講六四呢？

六四對我來說，衝擊很大。1989年，我十四歲，在香港唸書。當時在電視裏見到學生上街，都覺得他們是為國家好，希望國家貪污腐敗能得到改善。香港那時有多次遊行，我也和全班同學一齊去。到了6月3日，從電視上看到，炮轟啊、火燒啊、民主女神像倒下啊……那晚我們都沒怎麼睡，看了電視後，整晚躺在床上聽收音機。早上起來，見到電視畫面——整排的坦克！有個人站在坦克前……這對我衝擊非常大。為什麼那些為了愛國而走出來的學生，要受到政府這樣血腥的鎮壓？當時真的很憤慨。

八十年代，整個社會氛圍都很愛國、很熱烈的。我一向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即使是六四鎮壓之後。到現在我都是這樣認同的，我是中國人，沒變。

我真的很「大中華膠」。1997年，我在教育學院唸書，又讀中史、又讀中文，還舉辦「中文中史學會」，又辦了一本刊物叫《國風》，專門講中國文史和現代化問題。那時還沒流行大學生回內地，我們自己組織了一個團，帶二、三十個同學上廣州。

在這樣的情感之下，六四對我來講，有很特別的意義。我在講六四時，如果同學在笑、在聊天，我就會罵他們。這麼嚴肅的事情，起碼一定要尊重它，尊重死難者。

我教六四通常都「唔跟書」（不按照課本）。我給學生播短片，解釋當時社會環境——大陸經濟發展落後，政治改革也沒進展，學生要求處理貪污腐敗問題。然後說我們那時候怎樣守著電視機，看到什麼新聞畫面。我也會找當年無線電視的新聞片段給他們看，或者介紹書籍，比如《李鵬六四日記》。和課本說的「清場」不同，我會用「鎮壓」去描述這個事件。這明顯就是鎮壓，不用避的，影片都看得到，沒法騙人的。

6月4日，中共出動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把運動平息。事後，頗受國際社會的議論。

五六年前「佔中」時，講起六四，學生還挺專心的，下課還會追問。熱血沸騰的，可能晚上就自己去六四集會了。可能是當時整個社會氣氛問題吧？那時「反國教」、「佔中」，年輕人覺得自己可以改變社會。

最近一兩年，學生「聽啲唔聽啲」（不留心聽六四課），他們覺得，有什麼好理會的呢？還不如看一下《瑯琊榜》、《中國好聲音》、《中國有嘻哈》。他們留意這些多過六四。其實現在社會也不鼓勵孩子去留意時事吧。

現在的孩子真的很「佛系」。社會整日擔心年輕人搞「港獨」，傻啦，都不了解年輕人。其實關心社會是很辛苦的。我每天教書對著他們，他們連功課都欠交，還有空跟你去搞「港獨」？「冇你哋咁好氣」（懶得理你）！

為什麼還要教六四？從道義上講，這是一個歷史科老師的責任，在可行的空間、事件裏，讓學生知道歷史。我經常講，六四影響中國後來整個政治和經濟發展，這是從教學的脈絡去看的。另外，因為自己的感情，我很相信六四一定會得到平反。東漢那些宦官之禍、黨錮之禍，歷史最終都會還他們一個公道。

我常常反省，不要將自己的情感塞給學生。當我覺得六四很重要的時候，對學生未必很重要。六四我親身經歷，感受最深，我可以講我上街、講我遊行，但我必須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將這件事說給學生聽。我提醒自己不要那麼感情用事。

我強調我現在還是很愛國的。到現在這一刻，這個政府是沒有反省的。如果不面對六四，只會令國家走向錯誤的方向。當在錯誤的方向越走越遠時，一定會「撞板」（碰壁）的。

「八十後」葉嘉林：比起愛國情懷，我更想孩子關懷公共利益

作者按：葉嘉林（化名）成長於「後八九」，對六四事件似乎保持相當理性的距離，他說自己這一代沒上一代那麼強烈的國族認同和愛國情懷。他認為自己中國人身份認同感是很強的，但若問他是哪裏人，他會首先答「香港人」。

葉嘉林從未想過要悼念六四，也沒參加過維園晚會。可他也不同意對六四切割，希望讓學生不僅毋忘鎮壓事實，更不要忘記當年的訴求和社會狀況。他認為自己不是因愛國情懷去教授六四，而是因重視近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和實踐。對記者的提問，葉嘉林總能娓娓道出細緻想法，這些想法乍聽像互相矛盾，細細撥開卻又能自洽，正好在充滿愛國情懷的一代，與對六四疏離感漸增加的一代之間，勾勒出中間堅實的坐標點。

我在「佔中」那年開始教中史，每年盡量抽出一堂課去教六四。今年教得慢，六四快到了，我才教到抗日戰爭，感覺沒可能追到進度。三千年歷史，一年教一千年，如何教得完？

六四課堂上，我會將西方和香港媒體當年對六四的描述，與中國政府的黨報新聞剪報，兩邊擺在一起，讓學生去思考。我不想只討論有沒有傷亡、有沒有坦克屠城，這些都有新聞影片，非常清楚。反而值得去討論的，是當年那些學生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社會大背景是什麼。今日有沒有滿足到那些學生的訴求呢？不要忘記鎮壓，也不要忘記她們的初衷。一個延續是，怎樣去改善中國？

開始教中史那年正好「佔中」，我給學生看一些很特別的資料，寫當時中國官媒比如新華社，如何形容天安門的學生只是為了不用上學而參加運動。這些描述就跟「佔中」時《大公報》對學生的描述一樣。這引發了當時同學們的一些共鳴，他們會想：身邊有些朋友「走堂」（蹺課）去佔中，難道都是為了不用上學嗎？顯然並不是這樣。

我覺得新一代學生對政治的冷漠程度是空前的。2014那年，學生是很關心政治的，也很「黃絲」（支持佔中／雨傘運動）。現在我接觸到的孩子，可能有兩種，一種就像本土派那樣，覺得六四不關我事，鄰國（中國）就是慘；另一種覺得「又說政治」，覺得很煩不想理會。

六四在我心中，其實並不是一件很大、很重要、很有個人情緒的事情。

第一次接觸六四，是在中六的時候。那時的中史老師是一個很老土的人，他就很套路地說說自己當年的經歷，北京情況如何，香港市民怎樣看待這件事。我那時就覺得是一件歷史事件而已，坦白說跟聽到「黃巾之亂」沒什麼差別。

直到大學，我自己上網找了一些新聞片段，亞視、無線那些，覺得有點震撼了。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軍隊「清場」的時候，真的聽到槍聲，黑漆漆，鏡頭都在晃動。還有那個記者說，自己趴在公廁頂，就著大樹的掩蓋，才拍下這些片段。那一刻我覺得這竟是一個戰場。片段又看到早上有些光的時候，人們四處奔跑，還有人中槍，整個身體都是血，被拖上救護車。我記得有群學生在碑前唱歌，劉曉波一把將別人的槍搶了過來，不停往地上敲，說我們不要暴力，我們是和平的。結果那槍敲也敲不壞。我就想，不過是一群普通人罷了，為何政府要弄成這樣？

教六四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愛國情懷吧。坦白說，我那個年代，沒什麼national identity。不過，中國人身份認同，我是很強的，也很愛中國。我常對學生說，我愛國肯定多過你們，不用質疑我。黨和國家，我分得很清楚；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分不清的。

如果妳問我是什麼人，我會答香港人。一直如此。和上一代不同，我對大陸的鄉下情感很弱，認知基本就是放煙花，that’s all. 一年可能回去一次。

我教學生六四，是希望他們有些使命感。讀書人要關懷公共事務。近代中國有很多知識分子用生命去希望改變中國，作為一個讀書人，你不可以辜負他們。見到這麼多人流血犧牲去追求一件事，你是否也有點使命？讀書人是有種責任的。新一代孩子，對「公共」的概念並不關注，只看個人利益。我想學生了解，當時的知識分子在追求什麼。

我知道本土派說自己不是中國人不需要悼念六四，不過暫時我的學生還不懂去想這些。我知有些大中華派是因為要建設民主中國而去關注六四，但我自己不是因愛國情懷而去教六四。我從未想過要去悼念六四。我覺得六四集會是一個儀式，是很煽情的聚會，而不是去探求事情背後的內容。而且我年齡比較大時才接觸六四，不是親歷者，感覺很難融入這種悼念性活動。但我會買很多書，和當年報章的特刊，從很理性的歷史研究去看待六四。

如果說隨著世代更替，六四記憶也許逐漸淡出，我會覺得是可惜的。歷史就是這樣吧？好多當初熱血沸騰的情感，最後都歸於平靜，甚至遺忘。

「九十後」羅煜培：說不出為什麼，但不教六四好像過不了自己那關

作者按：羅煜培去年剛開始他的教學生涯，是最新一代的中史老師。去年6月4日，他特意抽了一堂課時間，教授六四內容。他還未能清楚說出自己教六四的原因，總覺得不教會過不了自己那關。他從不參加六四悼念集會，覺得自己沒有衝動去悼念，對六四有一種疏離和無力感，這是陳仁啟和葉嘉林都不曾有的感覺。

羅煜培形容自己是「香港中國人」。他會使用雙重否定，稱「我不會說六四完全不關我事」。他不認同本土派論述，認為自己不希望同六四切割，做「新香港人」；亦不覺得現實環境下，香港可以完全同中國割裂。他覺得六四和自己生活沒什麼關係，但仍希望它最終獲得解決。

中六那年，中史老師在6月份播教協那條六四簡介短片給我們看。當時是震撼的，畫面裏，那些人被打至頭破血流，坦克車向人們碾來。

那兩年我是想繼續選擇歷史科，做中史老師。原因不僅是六四這條短片，更因為我本身喜歡中國歷史文化。但這條短片也成了我的六四記憶，我現在入行當老師了，縱使不能花太多時間，我也會抽空教六四，告訴學生發生過什麼事，讓她們有使命感。使命感就是說，傳承記憶的責任。我起碼要讓她們知道，六四發生過。

要問我的身份，我會說，我是「香港中國人」。近年的政治氣氛，的確令我在承認中國人身份的同時，也會覺得「羞家」（羞恥）。我會選擇做香港人先，但未至於要否定中國人身份。

我不會說六四完全不關我事，然後完全跟中國割裂，做新香港人。在我看來，有些人就是分不清黨和國家罷了，可我分得很清楚。再說，現實就是無法與中國割裂。而且，出於道德原因，六四都應該得到平反。成果如何，對我沒太大切身影響，不過沒理由說六四平反不關香港人事嘛。這是普世價值的追求。連這些也不做，就要設想香港未來怎樣怎樣，更加是空中樓閣的事了。

去年六四那天，我教了人生第一堂六四課。給學生播放教協短片，沒想到他們反應挺大。他們原先對時事沒什麼想法，看完片子就覺得政府怎麼這麼醜惡。

學生當時的表情挺嚴肅的，尤其看到坦克車駛進來時。我猜他們也許有思考？但說出來的想法還是比較淺的。我期望他們能聯繫到現在社會討論六四的氛圍，就是支聯會和本土派的辯論。但他們似乎都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無法扣連……不少學生不管世間事，各方面知識很弱，尤其不認識中國歷史。

教完六四，學生們會不會出席燭光晚會，我就不知道了。我自己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六四集會。我身邊的朋友，乃至大學時的整個歷史系，只有兩個同學會去。沒經歷過的人未必會去悼念。我覺得那班人很慘，鎮壓很不對，但我沒衝動去悼念，我真的沒有動機去參與。有一種無力感和疏離感在那裏。不在歷史脈絡裏，我參與的方式，就是課堂上教授學生。

為什麼要教六四？我覺得不得不教，但我又說不出為什麼。可能覺得這事情還未得到解決？我希望社會記得這件事，尤其當有勢力希望人們淡忘六四。我希望讓記憶的傳達維持下去，作為教師，我的使命就是讓學生記得這件事。至於為什麼要記住，我這刻回答不了。但我自己一直想，不教六四，我過不了自己這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啊哈。讀歷史的人都這樣，不平則鳴？

今年，我還是會繼續教六四的。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葉嘉林為化名。實習記者徐雪瑩、佘思盈、黃綺婧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