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維園大台的六四聚會：走過29年的自由文化音樂節

整理「自由文化音樂節」的資料時，才知道它前身名為「天安門音樂祭」、「異議聲音」，始於1990年6月，即與支聯會維園六四悼念晚會同年同月誕生。

今年的6月3日，也就是昨夜，自由文化音樂節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天台舉辦，十幾隊表演單位在台上唱歌、讀詩、舞蹈，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六四的情感與訴求。而就在6月4日的今晚，維園又將依舊有一片燭光的海。是訴諸哀慟、仇恨，還是在對事件的反思中拓闊想像力與創造力，兩處場所有著對八九六四截然不同的記憶處理與延續方式；而兩邊又共同有著29年的時間厚度，並且也預計將30年、31年、32年⋯⋯如此走下去。時間持續檢測人心和意志，也一路形塑社會的模樣。

「黑鳥」樂隊（註：香港1980年代初成立的無政府樂隊，是為香港獨立音樂、地下樂隊之先鋒）曾在2007年出版的20餘年作品結集《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中寫到：「社會運動是最易清洗人的廣場。時間是唯一的檢標。在過程中身份的篤定與轉移，恍眼間便成為可足參考的歷史。」而自由文化音樂節，作為自發、自主、持續的民間紀念活動，主要由香港社運文藝人士及公眾人士參與，它怎樣形成維園之外另一處思考六四的傳統聚會？以香港與中國語境之歷年變遷，這處紀念與聚會，又如何流傳與延續，堅持在現實中再度發聲？

六四只是另一次軍暴

他們期望把歷史的視點與光譜再拉闊，關注當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議題，不再把六四視為單一事件，或停留在六四悲慟的情意結中，而喪失掉戰鬥力。

「平反六四？不！中國整個近代史人的生命也要平反。」作為自由文化音樂節歷年主要召集人之一，郭達年（Lenny，也即黑鳥樂隊主創）提出他對六四最堅定、深切的回應。

事實上，覺悟發生得比這個「音樂節」更早。自1990年6月，Lenny等人開始召集每年一次的「六四天安門紀念音樂祭」。直至97回歸，歷史交替之時，Lenny 和一班「藝行者」成員（註：郭達年於1997年創立的名號，沿着民眾劇場和黑鳥文化實踐的脈絡而生，最早在網絡世界設立Artivist的domain）率先提出「沒有自由的文化，就沒有自由的生命」的理念，他們組織多個藝術行動，如「後九七的自由生態」民間研討會、音樂會，還廣邀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寄來「錄像明信片」，聲援香港言論自由面臨的危機。他們期望把歷史的視點與光譜再拉闊，關注當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議題，不再把六四視為單一事件，或停留在六四悲慟的情意結中，而喪失掉戰鬥力。

「六四在中國近代史裏是『失守』，但它不是唯一一次軍暴。由『天安門音樂祭』、到『異議聲音』，再到2003年改名為『自由文化音樂節』，數次易名，因為我們想把六四的議題拉闊，而不是縮窄。」而Lenny本人思考民主運動的起點，比六四再早10年。1979年魏京生在北京民主牆張貼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結果被逮捕、打壓。Lenny曾在2015年《號外》訪問中說，當時許多青年如他，開始著重討論民主，這場民主運動正是樂隊黑鳥產生和成形的歷史背景。

「繼續再拉闊，也不只共產黨屠殺人民，國民黨到台灣時也因為恐懼共產黨而屠殺人民；同樣不只中國，其他國家也發生過各種暴政。年輕人要慢慢形成完整的世界觀，審視各種政治暴力，共同尋找出路。」Lenny頓了一頓，發出一個無法能簡單回答的詰問：「我們應從人類文明的前文後理，了解每一場屠殺、鎮壓背後，究竟人類文明出了什麼問題？」

又在《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中讀到Lenny命名「黑鳥」的想法：「諸多近世社會運動的歷程，無不與命脈有一種隱然的痕跡。我們都從廢堆中新生而起。」想像一代又一代人沿著「後六四」、「後九七」或「後雨傘」，如同黑鳥，學習著「斷翅飛翔」。「我們把記憶留住，是因為它有再生的力量。」他說。

「記者最喜歡問我，做這些事背後有什麼意義？我從來做任何事都不是意義先行。先有誕生，意義是後來才產生的。我們從不是意念的來源或時代意義。我們只是白鴿，叼著訊息帶給一個時代而已。」Lenny自六四以後（或更早自黑鳥及民眾劇場時代開始），積極編織人的網絡，透過行為藝術、詩歌、音樂、故事、出版等文藝形式介入群眾運動，開啟了以文化進佔社區的實踐，將文化與藝術作為一種抗爭符號。自由文化音樂節也是其中一種實踐。

「不同的人了解社會不妥當後，守在不同的崗位。人與人之間的結盟與互助，那才是人唯一的安全網。」他從沒有在廢堆中絕望過，自黑烏及民眾劇社時代就開始人心、人性建設的工作。

2002年，Lenny進入了學聯社會資源中心（即自治八樓）工作。2003年6月4日凌晨，他與一班自治八樓的年青人用一幅布畫，包裹起尖沙咀「自由戰士」雕像（法國雕塑者Cesar Baldaccini製作，1992年改名為「飛翔的法國人」）。巨型布畫上寫著「人民必勝」，這也是黑鳥1989年推出專輯《民眾擁有力量》的封面。2003年，《基本法》23條的立法如箭在弦之年，也是「異議聲音——天安門音樂祭」改名為「自由文化音樂節」的年份。

「不同的人了解社會不妥當後，守在不同的崗位。人與人之間的結盟與互助，那才是人唯一的安全網。」——郭達年

每年6月3日晚：具備了廣場性質的相見

Terry 作為自治八樓的成員，曾與其他自治八樓成員主辦2004年至2007年的自由文化音樂節，也在部分年份參與演出及支援工作。我透過電話與他聯繫，詢問另一個群眾活動「異議聲音」與自由文化音樂節之間的前因後果。

「2003年『異議聲音——天安門音樂祭』改名為自由文化音樂節，也沒有一定說是6月3日夜晚舉辦。但過後有老朋友來電郵，說繼續希望用『異議聲音』的名字在2004年6月3日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集會，迴響『天安門』，我覺得有意思，在友儕間傳播訊息，就這樣開始。」自2004年至今，每年6月3日夜晚8時，「異議聲音」的集結就發生在尖沙咀中心自由戰士雕塑前的公共空間。

每年在此之前，友儕間都會收到一封「異議聲音」的匿名電郵，上面寫道：「請帶同你的發聲、展演、播放器具⋯⋯共構一個自主發聲、自由起動、匯聚分享、聆聽訴說、互育共行的民化藝術廣場。」

根據Lenny的說法，不少「異議聲音」的參與者，也曾經參與或幫忙籌辦自由文化音樂節，兩者彼此像一種延伸、生長。「即使那年沒有『自由文化音樂節』，『異議聲音』也繼續集會。」他說。

「1980年代，民眾劇場和黑鳥嘗試挑戰和反思表演者、觀眾的距離，提出政治和藝術從來不分開，是以藝術介入政治的雛型。『異議聲音』和『自由文化音樂節』作為同一個脈絡和系統而生，這層關係挺重要。」90後青年阿草最初因為參與八樓而接觸自由文化音樂節和「異議聲音」，他曾在2015年自由文化音樂節參與即興演出，由台灣樂手思農彈奏，他朗讀譚作人的文章《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

「譚作人作為外省大學生，赴京參與六四後，再回到自己的地方，繼續參與其他抗爭。四川地震後，他發起『公民調查』，卻被當局以過往六四的文章入罪，判監五年。那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六四文本。我的理解，六四從來未結束。現在、未來，正是六四——作為體制對人的侵略的延伸。」阿草14歲開始去維園集會，第一次情感很震撼，第二年已受不了那種溫馴、去政治化的氛圍，大家跟隨時間表就完成整場悼念，下年再見，集會淪為「一口埋葬六四的棺材」。

「我同意維園在普羅政治上有價值和意義，但在廣場屬性、運動屬性，它是不合格的。」「而自由文化音樂節一脈的藝文人，以一種更有機、與自我和運動相連繫的凝視與嘗試。每年『異議聲音』的集會，更進一步在結構上，把對六四的回望提升至切身回歸的層次。」

2006年起，阿草選擇每年參與「異議聲音」集會，它脫離了一場表演的框架，容許任何一種藝術形式，沒有時間表或主辦單位，從不作場地申請或知會。「參加『異議聲音』是麻煩。因為它完全地開放，沒有為任何人準備既成的答案，所以你必須自己帶來自己的功課。沒有人會知道下一秒發生什麼事，只能靠著自身對人與民主的肯認，平等地磨合結果。它對不論管治者與反抗者而言，都是挑釁，有著當年六四的廣場屬性，我們共同經歷如同歷史的虛無。」他仔細地分析道。

Terry後來在電郵補充一句：「異議聲音的性質並不合大部份香港人的口味，但畢竟發生了這些年，在極小的範圍，亦為一些人所知及細味。」

「它對不論管治者與反抗者而言，都是挑釁，有著當年六四的廣場屬性，我們共同經歷如同歷史的虛無。」——阿草

安那其精神：「自己幹」

香港草根民謠樂隊「迷你噪音」主音老B，也是每年前往「異議聲音」集會的參與者。「我覺得六三比六四有意思，更接近我的心情。1989年天安門鎮壓，正正發生在6月3日晚上。」

「六四對我個人衝擊好大。當年4月底我開始支援民運⋯⋯直到六四發生了。往後我投身民運支援及青少年教育工作，過了幾年覺得很累，有必要重新思考這件事，歌曲《記號》寫的正是六四10周年的個人反思。我想把六四變成一個記號，成為將來其他人發動力量的支點，想鼓勵大家尋找新的力量。」每年6月3日夜晚，老B都在「異議聲音」集會唱同一首歌《記號》，像一場個人的悼念儀式。

「迷你噪音」的前身「噪音合作社」在1998年成立。此後，老B以樂隊的名義參與過幾次由Lenny主辦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包括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麥花臣球場、太空館演講廳、梅窩等。一直以來，音樂節不接受商業贊助，不被行政壟斷；海外或本土的表演者沒有車馬費，需要音響就借，或者自己搬來，發揮互相協助的精神；音樂會是開放、自發且不收費，各人發揮所長，宣傳也避免使用臉書這種支配性強的社交媒體等。

老B覺得，倡導無政府主義的Lenny作為活動的召集人，自由文化音樂節邀請的樂隊、組織和交往的方式屬於安拿其的展示。「這像Lenny發動的一個召集，它可以形成傳統，但有其弱點，它沒有整合為團體或組織，形成持久的合作關係和默契。如果不由Lenny發動，就沒有人繼續做，這是一個問題。如果有更多人主動發起，在自由文化音樂節的基礎上，再做更多組織和策劃，那麼除了『異議聲音』，也許還有其他的延伸。」老B引申的也是安那其「自己幹」的精神。

根據自治八樓成員Terry在電郵裏補充，早在2003年至2007年的自由文化音樂節，是由自治八樓推動及主辦。其中2007年那次，發生在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音樂會連同一系列抗爭活動，提出「皇天后土歸人民，人民有權去參與及決定香港的城市規劃。集體行動，實踐港人治港精神。」

Terry在電郵寫道：「那年，自由文化音樂節響應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抗爭的本土行動，那年應理解為由『本土行動』主辦。」這反映出自97回歸及2003年後，自由文化音樂節不再僅僅是六四紀念音樂會，或者要必然地聚焦六四，它可以回應當下的社會議題，而且不限地域、國界，而是兼容更多抵抗者的聲音。包括它在2005年香港舉行世貿部長級會議之前，討論及反思全球化、本土等議題；在2009年容納反遷拆保衛菜園村、反高鐵的表態，請來「農村武裝青年」唱出台灣土地議題的歌曲；2015年在錦上路舉行的那次音樂會，是呼應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及城鄉問題等。

「根據安那其的精神，我們根本不需要領袖，它可以由金錢、軍隊、權力堆砌而成。每個人都應該用自己的理念參與、介入，共同尋找出路啊！」

如何承傳：為何猶豫越來越多？

這樣的「挪用」與自發行，動正是Lenny樂於看見的。自由文化音樂節曾在1999年、2011年至2013年停辦了數次，Lenny解釋，1999年自己母親過身，2011年則是他病得最嚴重之時。「有時我挺心淡，大家認為要一定由郭達年主辦，希望由我帶頭做，但音樂節是屬於大家，任何人也可以拿來使用。」他特別提到「2015自由文化音樂節」，有班年輕DJ希望把不同的元素帶入音樂節，那年他們自發找來樂隊，推著喇叭，佔領添馬公園及眼前的一片維港。那年，一群年輕人玩音樂，徹夜不眠。

Lenny說：「自由文化音樂節嘛，年輕人有新的想法，就讓他們實踐。」2015年算是一次較有組織及規模，吸納到多元聲音及藝術形式的音樂節。行為藝術家Vinci Mok也有幫忙籌備2015自由文化音樂節，當時一眾人希望2016、2017年繼續籌辦，結果辦不成。

「討論過程中，大家先疑惑是否繼續叫『自由文化音樂會』，討論地點日期、配套或者音樂風格等，正因為完全開放討論，也等待所有人共識一致，我們討論的內容多豐富，最後也無法落實。」Vinci思考，究竟過份小心、猶豫的背後原因是什麼。「反高鐵時，大家迅速地做許多行動，做行為藝術，辦音樂會等，瘋狂做各種支援。反對國民教育、雨傘運動之後，像擔心秋後算帳或者受抨擊，大家的猶豫越來越多，彷彿等待著Lenny下決定。在台灣則很不一樣，新生代走出來，明知道有批評，但願意承擔和選擇背負結果，反而出現更多新的藝文活動。」結果，自由文化音樂節停辦了兩年。而Lenny在年輕人定義、辯論不休之際，則另外製作了收錄關於六四的聲音作品文件《九歌》一及二。

後來我就著這些問題與Lenny再談一次，就在西環碼頭，正午烈日當空。我們藏身簷篷的陰影下，吹著海風。那天是他第三個周末，帶著最新音樂作品《抱靈賦》四出歌販演唱，炎夏有點不近人情，他頸上裹著毛巾，抱著結他，多少聽眾前來也好，他卻沒缺席過一場。

「社會希望從不落在年輕人身上，也不在老一輩，而是所有人，但大家卻永遠尋找領袖跟隨。」——郭達年

為什麼今年又再復辦自由文化音樂節？原來莫昭如找來Lenny，說「臨時六四紀念館」設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AACA），希望周遭發生更多與六四有關的活動。「我問JAACA有沒有場地可租，有。然後找來一班音樂人、詩人、藝術家，他們又願意參與。我再做一點宣傳，『2018年自由文化音樂節』就這樣成事，好簡單。」Lenny聳聳肩說。

當我們談及自由文化音樂節如何繼續辦下去，以及關於承接的問題，卻發現要重覆地討論到人的政治覺醒、「自己幹」、獨立自主等精神嚮往，像扣連著歷史如何轉移、更生的詰問。「這是大家的事，但大家總覺得這是某人的事，這在社會運動的層面是不健康的。看天安門廣場事件、自由文化音樂節或者雨傘運動也好，都有著互相排斥、鄙視和利用其他人造就自己的現象。社會希望從不落在年輕人身上，也不在老一輩，而是所有人，但大家卻永遠尋找領袖跟隨。」

Lenny說到自己被如此安放及默認在「領袖」位置，並非公平的對待：「根據安那其的精神，我們根本不需要領袖，它可以由金錢、軍隊、權力堆砌而成。每個人都應該用自己的理念參與、介入，共同尋找出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