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離鄉」照顧長輩的台灣人，如何做好安老？

2018上半年，台灣行政院長一句「做功德」，點燃了台灣勞工運動的怒火，也徹底掩蓋了這句話原本的語境——台灣長照資源的整合改革。

整個亞洲都在步入老齡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龐大規模的長壽卻衰老的人群，對不同社會都形成不同的衝擊。「安老」、「養老」、「長照」，在港中台它有不同的說法，但引發著相似的焦慮。在台灣，賴清德當時那段失言的話是在衛福部宣佈將諸多長照資源整合為「1966專線」的記者會上。在這個計劃中，照顧者只要撥通1966，便可轉接至各縣市的長照管理中心，讓相關人員進行生活功能評估、共同擬定照顧計畫、為家屬引進相關照顧資源等。

當時，賴清德說：「照顧老人可能薪水三萬多元，好像不值得，工作困難條件、環境已超過忍耐程度，愛心施展有一點困難，我在這裡要勉勵第一線照服員，把它當作功德台灣的社會理念、做善事的行為。真有碰到困難，希望衛福部也有機制解決，不要讓照服員在第一線獨自面對、獨自承擔，令他只有兩種選擇：繼續忍耐或離開工作，這樣不好，這要隨時檢討、隨時調整，讓整個制度更加周延。」

這段發言背後的勞動觀念，自有值得商榷之處，但發言本身，的確點出嚴重的台灣長照問題：資源不足、實踐困難，導致行政院長必須用「做功德」來勉勵第一線工作人員，希望他們不要放棄。整個台灣社會在過去二十年來，也一直在跌跌撞撞地學習，「有機制解決」照顧老人的艱難問題。

台灣「老」年圖像速寫：家庭觀念改變、失智與「祖母貧窮」

在二次大戰剛結束時，台灣仍處於高生育率時代，死亡率也因為戰爭結束而大幅下滑，這批「戰後嬰兒潮」大量生育子女，當這些子女陸續成家，通常會形成一個主幹家庭，即父母平常就與某一位或多位已婚子女同住，兒子則在婚後分出二至三個核心家庭，娶妻來「照顧父母」；本家女兒多半於成年後出嫁至其他家庭，成為別人家的媳婦，負起「照顧公婆」的責任。

但由女性照顧者撐起的「養兒防老」家庭結構，開始漸漸起了變化。

台灣人的平均年齡在1957年僅有61歲，到了2014年底，已延長為79歲，隨著台灣都市化程度上攀，這批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出生的老人，將會發現自己的壽命比父母更長，但子女平均只會再生養一到三位孫子或孫女；雖然可能會有一位子女在鄉間就近照顧他們，但多數子孫將長時間待在城市，兩代之間共同生活的時間不多。

這構成了台灣長照的基本格局：完全「離鄉」的子女，要照顧日漸老去的父母。許多人都尚未發現，這是一場沒有前例可以參考、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的旅程，當中的每一個環節走錯，都有可能留下難以挽回的遺憾。

最令人擔憂的是，關於「老」的危機，台灣最凶險的時刻可能尚未來到。根據行政院統計，大約在2026年，台灣就會有20%的人口都是老年人，平均每五個人之中就有一位年齡在65歲以上，與日本一同邁入「超高齡社會」階段，人口老化的速度，甚至遠比歐美各國快。台灣負責長照的政務委員林萬億更提出，這一輩的台灣女性平均壽命都比男性更長，但相較於男性職業生涯仍相對受限、資源機會也較少，導致老後落入貧窮的機率更高，與歐洲類似，容易出現「祖母貧窮」 的情形。

在這些老人當中，能夠完全自理、不需協助的幸運兒不多，許多都仍需要旁人的協助與照顧。2012年，65歲以上的失能老人人數來到42.7萬人，估計仍會向上成長。在過往，這些需要照顧的長者，多半由女性擔任照顧者角色，但隨著性別平等觀念逐漸普及，女性勞動參與率逐年上升，自2000年的46%上升至2012年的50%，即便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婦女就業率仍可說是敬陪末座，但已逐步改變原有的長照結構。

隨著人口老化，失智人口明顯增加，也是長照的另一個深水區。根據衛福部2011至2013年間的調查，65歲以上老人失智症盛行率為8%，但卻有九成以上都居住於家中，完全未使用長照服務者約佔七成。一名資深照服員憂心地說，根據她的經驗，這些在家中的失智者，比臥床的失能者更可怕，「他們的外表沒有問題，有的甚至還很健壯、行動力很強，卻很難溝通，出事的機會很高，是家屬最難照顧的一群人。」

長照2.0精神：送養老院、請外勞之外，還有很多選擇

面對全新的變局，台灣子女對「照顧老人」的想像，恐怕還是「送養老院」這樣的圖像居多，但即便每月能夠負擔四、五萬元以上的花費，將父母送進五星級的安養機構，多半都仍會面對「不孝」的罵名，許多子女不堪指責、也不忍心與父母分離，便選擇讓外籍勞工來家照顧父母。

台灣人對外勞的依賴，從統計數據上一覽無遺。2014年統計，來台工作的外勞人數達62萬4768人，比2012年增加3萬7278人，當中有1萬2935人是社福外勞。對於社福外勞暴增的結果，勞動部表示「還要研究原因」，但一名新北市的中介直言，「還需要研究？就大家要工作沒辦法照顧父母、又不願放到老人院被人家罵不孝，外勞就是台灣的孝子救星！」

近年來台灣政府大力推動長照政策，蔡英文甚至將「長照2.0」作為重要選舉政見。儘管希望老年人在家中、社區裏就可以獲得相關的多元服務，在養老院與外勞之外有其它選擇，但目標降臨現實，仍然處處受限。就算提供了資源，仍有相當高比例的照顧者也不知、或無法使用。

衛福部曾在2016年進行調查，有超過八成的台灣人聽過「長照服務」，其中有七成聽過「居家服務」，但知道政府有相關補助資源的僅有二成五。另一份針對老人的調查報告顯示，65歲以上老人有半數不知道居家服務，七成不知道居家護理服務。最主要的「照顧者」階層，即55至64歲之間的民眾，也有三成不知道居家服務、六成不知何謂居家護理。在「聽過」的人當中，能夠完全無誤地認知這些概念、順利的使用相關資源者，恐怕更少。

一名第一線工作人員指出，政策體系、名詞與主責單位混亂，讓使用者根本搞不清楚狀況，「譬如一般人很難想像，光是請一個外勞，就可以分為勞動部與衛福部管，也分不清楚一些專有名詞到底意義何在，但在框架上，我們又不可能不去對這些概念做區分。」儘管有許多第一線人員盡力推廣，仍難以完全扭轉現狀。

這世上不只是「當了父母、才開始學做父母」，這些在都市化下成長的青壯一代，許多也是「輪到我要照顧父母了、才開始學做照顧者」，聽到這麼多專有名詞，心生畏懼，或者認為「政府就是官僚，不會對我有什麼幫助」，不但造成資源浪費，也錯失向外求援的機會，非常可惜。

助你唸完「家中難唸的經」：家庭照顧會議

從長照十年來一路跌跌撞撞的旅程，可以看見：即便有立意良善的長照政策，也要照顧者能順利使用，才能發揮最大功能。台灣社會相當大幅度維持華人家族傳統，認為照顧父母是「自己家的事」，手足之間也常動輒比較「誰比誰更孝順」，讓長照資源無法近身。從根本打造一個理性的家庭決策機制，讓有限的長照資源得到合理的安排，恐怕是目前最迫切的需求。

中華民國家聽照顧者關懷總會（簡稱家總）秘書長陳景寧，最常舉一個案例，向社會宣導「家庭照顧會議」的重要性。小雯（化名）未婚，將近60歲，辭職回家照顧父親長達十餘年。父親過世後，小雯的經濟無著，房子也過戶給弟弟，弟弟一度口頭承諾讓她「住到終老」，但在遇到財務危機後，又改變心意。雙方因為僅有口頭約定，沒有正式法律程序與書面契約，即便小雯想要提出訴訟，也必須想辦法證明「約定」存在，按照台灣法律慣例看來，敗訴機率極高。

因長照而起的家庭糾紛，還不僅止於此。即便是原本有多位兄弟姊妹的家庭，也常常因為「父母是否送到機構（養老院）照顧？」「誰負責照顧幾天、誰出多少錢？」乃至「為什麼帶爸媽吃中藥？為什麼不看西醫？」「我媽沒有憂鬱症，不需要帶她看精神科。」甚至「給外勞吃的便當該買80元的、還是100元的？」由大至小的細節，都能讓手足間劇烈爭執，彼此指責「不負責任」的聲音難以完全避免。家總甚至透露，有經濟狀況較好的長子願意完全負擔照顧父母的費用，竟也被弟妹批評「炫富、霸道」，令他傻眼。

為因應相關問題，家總自2016年起開始設計「家庭照顧協議」的操作模式並提供相關服務，列出盤點照顧資源與照顧資產、召開家庭會議、形成法律結論、定期檢視等數項指南，引入社工、律師乃至財務專家共同介入，甚至簽下有效的法律文件。雖然介入他人家務事並不容易，家總的想法中，這是通往良善長照必要的工作，「沒有家庭照顧協議，不管政府是否提供足夠資源，都可能無法好好變老。」家庭照顧協議不但希望協助家庭形成對「照顧」的共識，也讓小雯這樣的照顧者，晚年有所保障。

但資深照服員坦言，自己對相關倡議的前景悲觀，就她的觀察，多數的家庭還是非常封閉，認為家醜不可外揚，完全不願意接受相關提案。「台灣人的觀念真的該改變！現在已經不是大家庭時代、年輕媳婦也都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再有『自己的老人自己顧』的想法，自己不能好好開家庭會議，就讓別人來協助，不然，大家都有很高的機率會『老』得很難看。」無論政府提供的公共資源是否足夠，台灣這一代人想要優雅而尊嚴地老去，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