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用建築圖紙記錄無常的北京，讓現實更清晰

北京建築師李涵和胡妍把自己叫做「Ghost Painter」。這個稱呼源於他們鍾愛的建築大師庫哈斯（Rem Koolhaas）。當年庫哈斯寫作《癲狂的紐約》（Delirious New York）時，說要給紐約寫自傳，自稱這個城市的「Ghost Writer」。而李涵和胡妍用繪圖記錄家鄉北京，就算是北京的「Ghost Painter」。

他們夫妻檔的建築事務所名叫「繪造社」，顧名思義，繪圖建造社。這些年，二人大多時間都花在紙面功夫上，用建築軸測圖等記錄北京著名的三里屯、大柵欄、798藝術區、西直門地鐵站等。這些公共空間算不上北京最漂亮的地方，甚至是髒亂、嘈雜、有設計缺陷和飽受詬病的，但來來往往的人群依託這些建築衍生出奇形怪狀的生活姿態，反倒成了有魅力的城市樣貌。李涵和胡妍憑着一股對城市的直覺熱愛和建築師的理性，拍照、測量、做模型、繪圖，詳盡地記錄下了這些地方的火熱氣息。

繪造社曾出版《一點兒北京》等城市繪本，並有《798》、《髒街42號樓的輪迴》等作品分別在北京和「2017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上展出。有建築專業媒體稱他們是「放飛自我」的年輕建築師，多少有些他們暗示不務正業。而李涵和胡妍的態度是，實體建築作品早已不再是建築師唯一的表達方式。

李涵和胡妍將興趣放在「觀看」二字，觀看城市發展中平淡或戲劇性的時刻，因為他們「不是居高臨下的設計者，而是走街串巷的記錄員」。他們引用日本電影導演是枝裕和的話：「儘量不直接言及悲傷和寂寞，而把那份悲傷和寂寞表現出來。」因此，《798》、《髒街42號樓的輪迴》這些作品通通不是講故事，而叫大家「觀看」一座城的生活日常。就像是枝裕和的電影一樣，「看了半天都是碎碎念般的瑣事，但可能就在你覺得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某一瞬間，你就從某個片段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建築師設計的東西，有時還不如現實有趣」

這種「觀看」起源於李涵2008年與三里屯髒街42號樓的一場偶遇。

2008年，北京奧運，三里屯Village（後更名「太古里」）投入運營並很快成為北京最時髦的消費場所。連接商場南區和北區的小街也跟着熱鬧起來，因為聚集了各類廉價酒水餐食攤販，髒亂不堪，於是被稱為「髒街」。髒街上的42號樓最顯眼，原本是一幢建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六層紅磚居民樓，卻因為地理位置優越、租金便宜而被各個商家搶佔。

李涵第一眼看到42號樓，就感受到它的無限潛力。這棟樓非常國際化，因為離使館區很近，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膚色的人；它的業態很豐富，匯聚了DVD店、酒吧、咖啡館、美甲店、紋身店、塔羅牌占卜店、洗腳店等各種小買賣。樓的一層是半地下，二層也離地面不遠，於是一、二層都用來做生意，「成了立體化的底商」。

李涵站在髒街上，看到樓裏有一家麵館，窗戶上寫着大大的「麵」字，但是沒有正門。他從後面的單元門摸進去，走上二樓，才發現麵館的入口。裏面只有一個人，既是老闆，又是服務員，獨自煮麪、端麪，當時客人也只有李涵一位。

兩個月後，李涵再次光顧，卻發現「再也等不到位了」。有幾個明星去了，在微博上稱讚；彭浩翔的電影《春嬌與志明》在那裏取景，麵館又火了一把。

這種混雜着時尚與粗鄙、本土與國際的業態，讓李涵感到大為震撼。這棟樓是不受管理規劃的、自下而上和野蠻生長的。從2009年開始，李涵、胡妍和他們的團隊開始測繪、勾畫42號樓的樣貌。他們揣着剛剛上市的iPhone 3G走進42號樓拍照、測量，細數樓梯台階和房梁立柱，有些店家不歡迎他們，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資料收集，再利用Google Earth來獲得整幢建築的尺寸和比例。

回到工作室後，他們通過電腦軟件對現場資料進行3D建模，再選取角度，在模型中加入手繪的人物和環境，填色，最終合成為一副圖畫。前前後後，花了半年時間。

第一幅描繪髒街42號樓的作品是黑白色的，細節佔滿整個畫面，乍看上去是北京標誌性的筆直街道，細微處卻盡是密密麻麻的樓宇、房間和人群。這種風格讓觀眾大呼新鮮，併為繪造社吸引來第一批粉絲。李涵從那時意識到，「建築師設計的東西，有時還不如現實有趣，」「因為現實總是能超越想像」。

既然這樣，為什麼不繼續記錄現實呢？

「放下設計本能，謙卑地學習和記錄城市」

先後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和墨爾本皇家理工學院的李涵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曾在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工作多年，後來脱離體制，創辦自己的事務所。他的太太、合夥人胡妍曾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讀書，亦有品牌策劃和產品設計的豐富經驗，是一位口齒伶俐、才華滿溢的漂亮姑娘。

從某種程度上，他們代表了中國城市七零、八零後群體一種典型的奮鬥軌跡：在城市出生、長大，有機會到海外求學、開拓眼界，回到國內工作、創業，才真正觸及到自我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在採訪中，胡妍含蓄地表示在國內很難遇到充分展示年輕建築師理念的平台，因為「多是大型項目」，不可能交到年輕人手裏。相反，在日本、美國等國家存在大量私宅，年輕建築師有很多機會接下私宅項目，順理成章地走上事業軌道。在這種現實環境中，如果「覺得建築還是一個物質存在，作為建築師總想要蓋房子，」難免鑽進死胡同，那麼，不妨「把建築理解為一種思想」。

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建築師願意探索和展現建築學科的人文屬性。除了繪造社之外，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博士候選人徐騰曾創辦「不正經歷史研究所」，調研民間建築，介紹在嚴肅的官方建築史裏不曾書寫的草根作品。譬如位於河北省易縣的奶奶廟，這座簡陋的廟宇裏供奉着財神、孔子學神、如來佛祖、觀音菩薩等各路神仙，甚至還能保佑北京的香客順利搖到車牌（編注：因堵車嚴重，北京從2011年起用搖號的方式限制購車）。大家笑話奶奶廟荒誕搞笑無厘頭，徐騰卻覺得這是無意識中、人們對生存慾望的誠實回應。

建築界曾有一種說法：建築師要以上帝視角看待世界，讓自己的作品使世界變得更好。而李涵對端傳媒記者說，在真正的實踐中，建築師能掌控的卻非常少，尤其是在環境、資金、投資方、施工方各因素的作用和壓力之下。換個角度來看，不如放下自己的設計本能，謙卑虛心地學習和記錄這個城市。

2016年前後，李涵再訪三里屯髒街42號樓。那裏的發展幾近瘋狂，布滿店鋪，徹夜閃着霓虹燈，「像是給這幢樓戴上了金色的皇冠」，儼然一座不夜城。

李涵依然站在髒街上觀看，42號樓連頂層都開了髮廊，中間樓層卻一片漆黑。難道沒有人住嗎？可陽台上又晾着衣服。原來這幾層是樓裏商店員工的宿舍，「夜晚喧囂吵鬧，員工在酒吧上班；白天安靜下來，他們回到宿舍休息」。「沒有任何外力介入下，這幢樓自己找到了一個可持續的、沒有太大矛盾的生態系統。」李涵說。

但樓門前豎起了一塊藍色的公告牌，上書北京市政府要嚴格整治居民樓「開牆打洞」行為。李涵頓生「盛極而衰」、「末日狂歡」之感。

繪造社因此創作了第二幅有關髒街42號樓的作品。畫中有兩個視角，向上看和向下看。「向下看，你會看到各色小店，各種夜生活，人間百態；向上看，你可以看到星光燦爛，創造出一種天上人間共度良宵的氛圍。」

「我們是有限的，城市是無常的」

髒街42號樓在2017年4月24日迎來末日。這一天，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整治運動。「場面是非常有衝擊力、非常震撼的，充滿了暴力感，彷彿經過了一場大地震一樣。」李涵回憶。

他後來在繪造社的微信公號上寫道，當時的場景讓他想到美國實驗建築師伍茲（Lebbeus Woods）的建築手稿。「伍茲以表現戰爭中的城市聞名，他畫的建築都是被炸彈轟炸過的建築，是建築的殘片，扭曲的鋼筋。」

若將伍茲的畫和髒街42號樓比較，「伍茲的畫裏只有破壞」。而在42號樓，除了破壞還有建設。「一方面，挖掘機在拆除那些違章的建築設施；另一方面，工人們又在砌新的牆。」更有趣的是，樓裏的生意還在運轉，「外面是一片瓦礫，內部卻是生活還在繼續。」

繪製於2017年的第三張畫呈現了三里屯整治運動中的暴力美學，瓦礫、殘垣，但在破壞中還有堅持和建設的力量。李涵覺得，這是「最戲劇性的時刻」。

2017年末，繪造社又去畫了煥然一新的髒街42號樓。簇新的花壇和綠色植物，乾淨的門窗。院子裏原先餐館的位置成立了老年人看護中心，有護工推着輪椅上的老人在髒街上散步、曬太陽。遠處有一家4S店，銷售法拉利等豪車。而42號樓，彷彿成了這些老年人的隔音牆。

這一次，李涵選用了類似上世紀50年代革命宣傳畫的色彩，畫作上方還有一顆冉冉升起的紅太陽。

2008年、2016年、2017年4月和2017年12月被李涵和胡妍劃為三里屯髒街最重要的四個時間節點，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他們則追逐着髒街發展的腳步，記錄下它每一次變化的新貌。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用大量時間去現場考察、測量，然後日復一日地坐在電腦前，使用Adobe Illustrator軟件填圖，將建築內部的傢俱、電器、擺設和建築外部的燈箱、廣告、交通工具全部真實還原。「因為有了各種高精度繪圖軟件，可以製作無限大的、無限清晰的矢量圖」，李涵戲稱，科技讓他人的生活更加輕鬆，卻讓他們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在這條不歸路上，「為城市發展尋找解決方案」在他們眼裏成為建築師的偽命題。「我要去看現象，把現象表達得更強烈，」李涵說，這才是他個人的價值。

因為，「我們是有限的，而城市是無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