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三電影製片廠：媒體失語的年代，用手機攝影為城中村村民賦權

「西三電影製片廠」，可能是中國唯一一個以城中村命名的「電影製片廠」。2017年12月15日，這家製片廠在深圳南頭古村開幕的「深港雙年展」上主持了一場「鴨飯放映會」。藝術家劉聲煮了兩隻大肥鴨，現場做了100份鴨飯。「到村裏來放映，我們不想來虛的，不如請大家吃飯。」鄭宏彬是西三電影製片廠的聯合發起人，善做鴨飯的劉聲則和鄭宏彬一樣，他們都自稱「廠民」。

免費鴨飯吸引了很多人，包括10多個聞訊趕來吃飯的保安。就着飯香，大夥兒觀看了紀錄片《村民記者》。影片結尾，屏幕上出現將近100個名字——大多是廣州西三村的村民。不久前，他們和10多名藝術家跑到120公里之外的深圳白石洲，拍攝這個即將被拆遷的、住了15萬人的深圳最大城中村。拍攝素材被剪成了1小時40分鐘的紀錄片，西三村的村民貢獻了60%的畫面。

「這是一種行動……電影只是一個關於西三村的實踐行動管道，我們希望用手機攝像這個真實便捷的低技術手段，重新奪回屬於一個村莊的話語權力，實踐一種通道，聯合村民發聲。」導演鄭宏彬說。

在媒體失語的年代，西三電影製片廠試圖通過直接具體的行動，改變「藝術越來越嬌生慣養」的狀態，直面真實的社會問題，並尋找方案。而《村民記者》中的故事，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每個城中村都在上演的故事。

在沒有記者的時代，藝術家開始記錄

西三村在廣州番禺區的西北角，面積1.49平方公里。2010年通車的東沙大橋，將村子劈成了兩半。近50米高的大橋下，形成一片複雜的場域。橋上車流轟鳴，橋下是大排檔、停車場、拆了一半的房子以及各種建築垃圾。巨大的芭蕉葉落滿塵土，河涌的黑水日夜流着，村民背着菜在路邊賣。賣「農家走地雞」的板房門口，不知誰畫上去的大公雞喜氣洋洋，比人的個頭還高。80歲的梁伯在臨時窩棚中開了「夕陽為民理髮店」，堆積的木板上全是他的書法，寫滿「核心價值觀」及各種人生格言。

2013年，陸續有藝術家搬進西三村。高架橋下的城中村，交通便利，房租便宜，加之市井生活的氣息濃郁，比起「士紳化」的城市樓盤，對年輕的藝術家們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

鄭宏彬是2016年來的。彼時他剛辭去西安美術館策展人的工作，來負責藝術家滿宇發起的項目「居民」。項目邀請30多位藝術家從社會問題着手，在珠三角一帶做在地實踐。「珠三角這地方人們似乎都生活得不錯，但找個裂隙，你稍微往下看，就能看到很多東西。」 鄭宏彬說。

「裂隙」無處不在。

27歲的武老白拍攝了在網吧被警察打死的少年。當時「雷洋案」在民間傳得沸沸揚揚，律師透露雷洋家屬獲賠4000萬。與此同時，已故少年的父親奔波一年多，卻連兒子是怎麼死的都無從獲悉。武老白在廣州的「無人認領屍體網」上發現這個線索。他跟拍這位悲傷的父親，還請律師為案子做了一個模擬的開庭審判。

武老白也去了芳和花園，拍攝發生在這裏的跳樓事件。這個小區住了很多低保戶，幾年來發生了10多起跳樓事件。武老白爬上頂樓，試圖還原出一名死者跳樓前的視角。他事先在樓前的地面上鋪了棉被，以接住從天而降的相機。但拍攝中，保安來了，他被趕走了。

藝術家戴建勇則去了廣東陸豐的烏坎。走過布滿警惕目光的烏坎，他安全回來，並形成紀錄作品——《我看過的最好的華光廟在烏坎》。藝術的某種語焉不詳，將烏坎這個「敏感詞」以另一種方式呈現，試着去打破抗爭的困局。

劉卓泉去拍了深圳的女工公墓，基督徒姚志燕去拍攝了深圳僑城教堂兩次被迫拆遷、無奈在城市中移動的過程……「居民」項目的每一個題目，在過往媒體的「黃金時代」，都是好的深度報導題材。但2017年，已沒有媒體來報導這些事了。

這是沒有記者的年代。從2013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辭」事件以來，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處境每況愈下。幾年裏，越來越多的調查記者離開，越來越多的媒體失去了和「禁令」一搏高低的衝動，媒體上越來越難看到關於真實社會狀況的報導。

這讓「居民」項目顯得更加珍貴。在深圳華僑城的商場「歡樂海岸」，「居民」項目展出了32位藝術家的作品，但在展覽進行到20多天時，宣傳部門下了禁令，「居民」被抹掉了。

不過，鄭宏彬和參與的藝術家們，都覺得「勁兒沒過」，應該繼續做點啥。

「藝術很無力，做什麼事都很無力」

2017年春節後，大夥兒商量着做一個「西三電影製片廠」。

鄭宏彬說，本來想做個西三電影節。但大家都討厭這種「鄉建」（編注：鄉村建設）的話語，總覺得有民俗和消費的意味，忽略了村莊自己的主體性，以及村民自身的需要。「我們其實就是打算做點村民可以理解、並且可以一起參與的事情。」

就這樣，「西三電影製片廠」開張了，設了一個微信公號，大家就分頭去拍片。沒有一分錢資金，一開始就決定全部手機拍攝，簡單快捷，成本也最小。

這些藝術家們始終對資本和權力對藝術的干預，抱着深刻的警覺。「如果有資金，那西三電影製片廠做的事情，也就不一定和西三村有關係了。」鄭宏彬說。這也是西三廠12位「廠民」的共識。廠子的定位，「不是審美意義上的。就是西三村問題的影像加工廠，每部片子必須有一個問題在內。」

大家勁頭很大，很快就拍出好幾部片子。拍攝對象就是西三村：街頭收破爛的老人，期待有一天能「成功」的打工青年，大排檔的老闆，在村子邊緣種菜的菜農，半夜發生的打架事件……

劉聲去拍了從村裏穿過的河涌，水永遠是骯髒的黑綠，廣州城裏的生活垃圾從四面排放進河裏，村民說「久積成肥」。端午節，村裏還保留着划龍舟去別的村子走親戚的風俗，只是如今河道越來越窄，水也太髒，龍舟不能埋到河裏，只能埋進江裏（編注：每年端午過後，傳統龍舟都會被沉到河涌或魚塘的水下，拴在露出水面木樁下面固定、保護。待翌年端午再撈出，即「起水」、「起龍」）。藝術家們去江邊拍攝，看龍舟的神座被人們小心翼翼地一點點翻出水面。周磊寫了一首《水流柴》，用粵語唱：

西三村嘅細路落河涌/撈起咗魚和蝦/端午節裏龍舟出了水/敲起咗鼓震天/自從村裏進駐了工業區/廢水便流進了自家嘅田/房子啊越來越多/河道啊越來越窄/水變黑 魚已絕 西三的龍舟埋大海

歌寫了不少，他們打算組成一個西三歌隊，教村民唱屬於自己村莊的歌。不管是歌曲，還是電影，內容指向只有一個，就是「問題。」另一位藝術家彭文彪來了，說，你們拍這麼多問題，可一個都解決不了，不如我派個「女俠」去西三村。他的影片中出現了一個戴黑斗笠、穿黑袍的女俠。女俠在村頭喝了一口江邊的水，直接「中毒」，在建築垃圾、廢棄的機器、殘存的果園裏，想解決西三村問題的女俠，陷入找不到敵人的困境……

走過村莊的女俠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這很像藝術家們的遭遇。「藝術很無力。做什麼事都很無力。」到2017年夏天，西三電影製片廠已拍了10多個片子了，但無力感仍然困擾着鄭宏彬。

當藝術成為媒體：撕開口子、發聲

鄭宏彬一直記得藝術家艾未未的一次訪談。那是2010年前後，艾未未一直在做汶川地震死難小學生的調查。別人問艾未未，你做的東西還是藝術嗎？艾未未反問：藝術重要嗎？沒有藝術又怎樣？被問及媒體嚴禁報導他所做的事時，他說：我不管那麼多，我們自己就是媒體呀。沒有媒體報導，我們為什麼不能自己搞？

「當藝術成為媒體」——成為鄭宏彬認知藝術的重要路徑。「在公民抗爭中，媒體必須在場。當藝術參與行動時，也照樣離不開傳播。」

而他看到的是，「藝術一直沒有這樣做。藝術彷彿一直是被嬌生慣養着，藝術家做好一個東西，然後放進美術館裏。藝術很少真正參與到當下真實的生活中來，成為一種行動，更別說自身也成為媒體了。」

鄭宏彬認為，在當下語境裏，藝術不僅要去行動，本身也應該成為媒體。藝術家需要進入社會現場，記錄，表達，並且創造性地撕開口子，把邊緣的聲音放出去。

西三電影製片廠做的正是這樣一件事。鄭宏彬們的努力也漸漸吸引到村民的注意。微信公號的700多位粉絲，大部分都是村民。時不時地，還有村民來「反映問題」，大約是把他們真當作媒體了。

29歲的村民小微就是在朋友圈看到「西三電影製片廠」的。在她印象中，除了2008年上過一次番禺電視台新聞，公共的話語裏，似乎從沒人注意過這個她從小長大的村莊。

但是，在藝術家許超拍攝的短片裏，小微聽到村頭獨居的阿婆講幾十年前嫁到村子的往事。「常常在村裏看到阿婆，但還是第一次聽到這些故事。」

2017年10月，當深圳「圈子藝術中心」邀請西三電影製片廠來做展覽時，鄭宏彬的第一反應是：很多東西，如果離開西三村，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後來另一位藝術家劉偉偉提醒他：為什麼不能把村民們連接起來，真正一起去做一件事？

鄭宏彬便想到帶領村民們去拍攝一次白石洲。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幾乎所有到深圳來打拼的人，都有落腳白石洲的經歷。這個面積只有0.6平方公里的村子，如今生活着15萬人，有着熱火朝天的生活氣息，遍布物美價廉的館子。2017年6月，白石洲拆遷的消息傳出。鄭宏彬想，當西三村村民來拍攝白石洲時，會否對自己的未來也有一些想像？

很快就有70多位村民表示願意參加。小微也報了名，她很想去看看白石洲是什麼樣子的。

11月15日這天，兩輛大轎子車，拉着將近100人出發了。村民記者們浩浩蕩蕩湧進白石洲，兵分六路，去採訪拍攝。大家人手一個手機，姿勢幾乎都一樣——走到哪裏拍哪裏。

紋身店老闆對這群陌生訪客說着他的發財夢；服裝店的阿婆抱怨，在這兒幹了10多年，就要幹不下去了；盲人按摩院的盲人師傅，平靜地給鄭宏彬講述自己按摩店被強拆的遭遇，問：「我們的國家，怎麼會這樣做事？」

小微拍下了很多鏡頭。包括白石洲那些低矮的房子和周圍的高樓大廈的對比。她看到一片大約是七十年代的瓦房，感到十分親切，因為這樣的瓦房西三村也有。在拍攝白髮蒼蒼還在做針線活討生活的阿婆時，她感覺自己鼻子酸酸的，她剛想和阿婆再聊一聊，保安來阻止了。或許是他們人太多，又到處拍個不停，一進村就引起了保安的注意。「不過拍攝還是挺有意思的。」小微說。

村民們總共拍了2000多個片段。每一個人在拍攝時，都會想到自己的西三村。最終，這些拍攝的片段，由鄭宏彬請人剪輯出了一個1小時40分的片子——《村民記者》。

「藝術有那麼重要嗎？在今天這個時代？」鄭宏彬皺着眉頭說。西三製片廠的展廳裏，循環播放着29部關於西三村的小電影，宣傳資料被有意做成遍地可見的廣告貼，暴力的黃色，看起來很不「藝術」，很「低端」。

「藝術家們在今天，拿起手機，去面對一個個社會的現場，這才是他們應該去做的事。重要的是在此時此刻，打開攝影機。記錄最重要。」劉偉偉說。這句話或許道出了「村民記者」和「西三電影製片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