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困難東亞》：重構日本帝國殖民地刑務所記憶

兩場戰爭遺留下的產物：東亞現代監獄的建造

東亞懲罰襲產的形成，其背後的關鍵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兩場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以及日俄戰爭──這兩場戰爭形塑了當時的地緣政治脈絡，而東亞的懲罰實作，就是在這個脈絡之中發展出來的。發生在這兩場戰爭之前的明治維新，和這兩場戰爭一起形塑了日本的目標：成為第一個西化的亞洲國家，並讓日本踏上一條很快便能將殖民勢力延伸至東亞、東北亞的道路。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日俄戰爭是為全世界都帶來轉變的「第零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Zero）」。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西式監獄成了這種軍事化擴張的重要標誌（不論是日本、或是西方國家，都在努力進行這些擴張），而當代社會則在嘗試理解當時所遺留下來的這些產物。這類監獄遺址的其中一個案例，是首爾的西大門刑務所（Seodaemun Prison），那裡已經變成一座博物館，呈現對抗日本帝國勢力的韓國獨立運動（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的歷史。另一個案例則在日本奈良，亦即近期撤除的奈良少年刑務所（Nara Juvenile Prison），那裡正準備改裝為旅館；甚至有傳言指出，其中一間旅館將會由頗受歡迎的無印良品經營，讓該品牌的粉絲都非常興奮。這些監獄遺址再利用的不同模式，凸顯了大衛．羅文索（David Lowenthal, 1998）的論點：「襲產並不是歷史。」雖然歷史研究的是過去，但在襲產製造（heritagemaking）的過程中，使用過去的方式卻是受當代的考量所主導。循此，本書的目的便是闡明懲罰襲產的構成──這些監獄的過去，在今日是如何被使用的。

一系列的跨境對話，最初始於二〇一四年；這些對話尤其關注東亞懲罰史發展百年遺留下來的產物，試圖將中國、韓國各地殖民時期的監獄，串連進一個由懲罰遺址組成、彼此連結的體系之中。這些對話之中有一個最具企圖心的目標，便是一連串的提名活動，希望能將一些重要的遺址聯合申報列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遺產名單。這些對話激起了一系列的問題：韓方與中方透過這場合作，試圖記憶的是哪些東西？從日本、以及其他曾被日本佔領的地區（比如台灣）而來的訪客，又是如何看待這些殖民記憶的？現代監獄作為一種懲罰、監禁的建築，我們很少視為從祖先那裡繼承下來、令人喜愛的襲產：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將不再使用的監獄，置於襲產地景（heritage-scape）之中呢？即使暫時撇開世界襲產的政治不確定性，重新講述各國殖民時期建造的監獄歷史的這個企圖本身，也是一個相當有趣、但很少被研究的主題，而這本書，就是在嘗試貢獻一些心力。

把不再使用的監獄變成襲產的複雜過程，既包含懲罰襲產的有形面向，也包含無形面向。有形的面向在於，一如澳洲監獄遺址（Australian Convict Sites）那樣，建成襲產（built heritage）會變成重要、但備受爭議的觀光場址；無形的面向則在於，在許多後殖民社會裡，從本地社群的角度來看，那些進行懲罰的實作方式或多或少，都是在殖民者建立的制度之上發展出來的，而且那些制度大多是在戰爭和侵略行動之後，從十九世紀開始出現的。為了深入檢視懲罰襲產的有形和無形特徵，我們必須謹慎追溯現代監獄的問世，尤其是它們被引入東亞的歷史。現代監獄的建造，和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有著緊密的關聯，因為建造監獄，對於確保司法主權（jurisdictional sovereignty）、展演現代性，以及遏制異議分子、叛亂者、社會及經濟危機這些事情來說，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刑罰學（penology）和犯罪學（criminology）領域的學者也認為，現代監獄的發明是懲罰現代化的一個成就。然而，對於被殖民的社群來說，懲罰的現代化是和都市化、工業擴張等過程一起出現的，一如前述澳洲監獄遺址的案例那樣，為「大規模運送囚犯，以及歐洲強國透過囚犯的現身和勞動來進行殖民擴張」的歷史，提供了「今日仍存的最好例子」。簡言之，監獄作為一種機構、也作為一種在特定外交壓力之下建造的懲罰建築，就佇立在現代性和殖民性的交叉點上。因此，去探究該時期的監獄為何在後殖民的社會裡，會被理解為代表殘忍、不人道的殖民監獄，而非現代性的場址，就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懲罰的再現與記憶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79）曾在《監視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之中，對懲罰進行了很有影響力的理論化，他提供了一些線索，讓我們可以開始理解為何殖民監獄大部分只會被理解為殖民監獄。傅柯針對「人道主義是現代懲罰改革背後的關鍵驅力」的這種論述進行了挑戰，並主張懲罰的現代技術，是受經濟理性主導而生的，目的是為了讓新的權力的政治經濟得以實現。新的懲罰技藝已經創造體現於一個新的身體政治（politics of the body）；套用傅柯的說法，這個新的身體政治，就是透過環形監獄（Panopticon）創造出順從的身體。此外，這個為了服務現代懲罰體制，而創造順從身體的現象，不只發生在監獄裡。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在這個環形監獄的機器之中，被其權力的作用包圍，而這種權力也是由我們自己帶來的，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系統的一部分。」。一如傅柯的闡述，懲罰的現代技術「必須像是一種沒有露臉的凝視，這種凝視會將整個社會體（social body），轉變成一個感知的場域」，這種趨勢，不只呈現在監獄上，也呈現在工廠、醫院和軍營裡。換言之，從現代監獄和更寬廣的社會之間的關係來看，其作為一種制度設計，展現了監獄本身可以透過精心散佈各處的（自我強加上去的）監視來達到目的，並整合進日常生活的規訓機制之中。

相較於為懲罰進行社會理論化，本書更希望探究懲罰（以及懲罰的轉變）是如何透過刑罰襲產被記憶下來的。我們主張，這種襲產影響了人們今日理解懲罰機制的方式。關於這點，我們描繪了現代監獄（也就是權力的經濟，以及懲罰的技術政治）如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西方引入日本時，被以人道主義加以論述，以及這件事如何在日本殖民地的多個監獄上頭留下印記。此外，我們也探究了這些監獄是如何透過被視為建成物襲產的方式來記憶的（而殖民者就是在那些建築物之中進行不公的懲罰實作），以及關於這類場址的論述如何經常忽略了對懲罰實作的跨境移轉、超越殖民與被殖民二元對立的複雜理解。

現代監獄本來就是殖民的產物；第一批現代監獄的概念化和建造，是十九世紀晚期帝國主義事業的一部分。從一開始，懲罰改革者便會前往倫敦建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彭頓維爾監獄（Pentonville Prison）進行考察，而這些考察是監獄旅遊在十九世紀的早期樣貌的例子，而且其中許多考察人員是從殖民地的大城市出發的。考慮到這個脈絡，本書考察了位於前日本佔領殖民城市的三組監獄建築群，思考它們是如何被當作襲產而被記憶下來的，藉此理解過去的殖民歷史是如何影響今日的。關於現代懲罰改革和殖民統治之間的模糊關係，在回應那些監獄近年來被轉變為襲產的發展時，這樣的論述似乎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因此，我們希望闡明對監禁的多種解讀方式，並將十九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建造的現代監獄進行歷史化（historicizing）的工作，藉此質疑監獄被視為襲產的方式。我們也質疑，傅柯對於懲戒的思考，以及懲戒如何透過矯正措施和意識形態「創造出」現代的個人，於懲罰襲產的打造之中，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被同意、被記憶──以及更重要地，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反駁（和不被反駁）的。

懲罰／矯正、殖民現代性，以及困難襲產（difficult heritage）

我們關注東亞地區除役的監獄如何被轉化成為襲產，檢視了關於現代監獄各種彼此競爭的描述，這些描述是從各種不同的理論發展出來的，包括但不限於國族主義、殖民主義、刑罰學以及社會學；同時，我們也檢視了當這些除役的監獄變成襲產時，這些描述是如何被選擇性地結合進來的。我們針對幾個已經除役、位於三個前日本殖民地的監獄，進行了一場跨國的研究，這些案例分別位於台北、嘉義（台灣）、首爾（南韓），以及旅順（中國）（見圖0.1）。本書對監獄提供了一個批判性的解讀方式，將這些監獄視為一種特定的殖民產物，其在過去的角色、以及現今（將其視為國家襲產）對其進行整修的行動，都和懲罰高度關聯。然而本書也留意到，當代將監獄視為襲產的使用方式，容易將殖民現代性多面向的過程，簡化為壓迫和暴政的簡單理解。參觀某個刑罰襲產的訪客，在看著那些控訴殖民者違反人性和主權的展覽內容時，似乎不會注意到傅柯提到的那些在規訓凝視之下的特定權力技巧。被建來剝奪囚犯行動自由，藉此實行監禁的現代監獄，經常被簡化地再現為羞恥和死亡的襲產，而今日，後殖民的社會則會將其歸咎於之前的殖民者。

本書所呈現的研究，是透過二〇一三年二月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的多次參訪所進行的；在這段期間裡，我們觀察並和各個場址的行為者進行了半結構式的訪談。為了理解某些特定的敘事是如何製造出來的，我們在本書中特別花了心力討論那些行為者，比如策展人、主管，以及博物館的官方人員，這些人都能在這三組案例研究的場域裡，直接影響襲產化和協力工作的過程。我們也處理了這些監獄博物館裡的展覽內容，並思考這些內容如何為記憶提供了特定的方向。本書進一步使用了各個監獄在殖民時期、和後殖民時期的歷史文獻研究，藉此將今日的權力動態放在一個更寬闊、變動中的地緣政治。本書也使用了從中國、南韓和台灣取得的相關媒體報導，以此作為第三個面向，並對其評估，藉此捕捉各國國內、以及國際的政治氣氛。對話會在各個場址和情境之中發生，而行為者也會在那些場址和情境之中進行懲戒襲產的打造行動，藉由將這些場址和情境結合在一起，我們希望描繪出，那些讓艱難的歷史被用來服務今日、形塑未來的過程。此外，我們也認為，懲罰和監禁被記憶的方式，如何、以及為何反映了後殖民城市，如何試圖透過糾正過去，來重述當下的理解，而這件事本身也將襲產的實作帶入和懲罰的制度化相關的對話之中。換言之，懲罰不只可以被視為一個主題，也可以被視為襲產本質的一部分。

這場橫跨四座城市的探究之旅，緊跟著貫串本書的三條討論線：懲罰與矯正、殖民現代性，以及困難襲產。這三條線將監獄重新脈絡化，認為監獄「本身就是一種懲罰」，其反映了一個建構出來的、對監禁場所的社會需求，以及已經持續超過百年的必要的監禁。對監獄觀光和／或監獄襲產的研究，不太會花時間去理解監獄功能的歷史性變化，會如何對監獄周遭的都市脈絡帶來影響；其實這些影響就算在監獄除役之後，也可能會持續存在。本書檢視了一座歷史監獄，如何在不同政權之下被設計、建造出來，然後被部分拆除、保存、重新開發，試圖藉由謹慎地探究歷史懲戒地景，來填補前述的研究空缺。本書揭示了，監獄如何被選擇性地轉變成襲產，而監禁的記憶又是如何被重新放在國族主義的框架中看待──該過程，可能會反過來監禁這些東亞城市的記憶，而不是讓其獲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