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克襄：從山林走出的中央社掌門人，真能「找回記者的光榮」嗎？

作家劉克襄的「自然寫作」太過深入人心，他筆下的台灣香港山林飛鳥街貓野狗，在嚴謹的生態描摹中蘊含詩意，常常讓讀者忽略了他另一個身份——從陽明山麓的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多年的傳媒工作者。所以當得悉劉克襄接任台灣中央通訊社（簡稱中央社）的董事長職務時，很多讀者反倒擔心起來：一個以山水為家、鳥獸為朋的人，如何掌領這家早於1924年於廣州由中國國民黨成立、後遷守台灣的通訊社？

2017年7月，劉克襄受香港書展之邀來港出席活動，其時剛剛接任中央社董事長三星期。出現在記者面前的他，依然一身簡便行山服配運動背囊。接受端傳媒專訪時，他笑談：「這輩子最喜歡的、最理想的工作還是藝文主編，去看一些稿子、修改稿子，跟人家做深度對談，就是文藝編輯。」劉克襄說，從他大學時期，就已抱持這樣的理想，也踐行良久，甚至加入中央社，也與這樣的理想有關。

劉克襄1981年從海軍退伍，加入《台灣日報》副刊，1982年於《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任職，1988年任職自立報系藝文組主任，1991年任《人間副刊》撰述委員等等，及至10年前50歲時，才從媒體退休。談及當時離開傳媒的原因，他說：「就是我看到做藝文記者、編輯的地位都沒有了。」而今天，「接任（中央社）這個職位，是因為發現我有改革的機會。如果你有一個理想有機會，那就試試看吧，就算碎了也沒關係。」

什麼樣的理想？最重要之一，就是找回「記者的尊嚴、光榮和價值」。

「以前記者本質是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中扮演不可換取的角色，但這個角色一直在往下掉。」問他為甚麼會出現這現象，他的答案是：「這個要問黎智英啊！」劉克襄解釋，現在跟人說自己是記者，別人就會覺得「你是挖小道消息的，你不是一個出來要報道公義，用筆去寫出一個動人的故事，用筆改變世界。」劉克襄說：「這樣子有骨氣的記者，好像在這個時代已經不能讓人注意到。」

劉克襄指出，現今在已經低落的記者地位之中，藝文記者就更在報社裏處於「最最最下面，甚至可以不存在」，他覺得「不應該這樣子」。劉克襄解釋：「像香港、台灣，這麼小的區域，但是他們有文學、藝術，以及自己的文化特色，這方面記者可以發揮很大作用。我覺得中央社有這樣一個重要的責任。台灣其實軟實力很厲害的。」他續指出，當大家都在談論台灣的經濟遠不如中國一些城市，但記者可以「透過他們多樣、深邃的報道」，將台灣的軟實力發揮出來，可是有能力的記者是需要培養的，但現的情況不要說培養，連在報社存在的地位也沒有，所以當中央社作為很大部分由政府資助的媒體，就要擔起這責任。

劉克襄舉例，誠品書店就是台灣軟實力的代表之一。誠品創辦人吳清友於7月18日驟然辭世，未幾，他從吳清友秘書口中得悉一件小事。就在吳清友離世前3天（7月15日），中山北路誠品R79書街試營運，吳清友前往探看，多位記者隨行採訪，當眾人散去，卻有一位臨時代班的年輕記者繼續跟隨，好奇地追問更深入的細節，意欲了解300公尺書街進一步內容。吳清友非常欣賞這位記者的敬業態度，隔日更翻讀相關新聞作比對，愈加稱讚。「我希望這樣的記者多一些。」劉克襄說，他希望能讓如此好記者專心往新聞前綫走，資源的問題就由他來想辦法，「拉廣告是拉廣告的事情，和記者無關。」在新媒體湧現，傳統媒體廣告收入不斷下滑的今天，記者被迫思考如何增加公司收入、顧不上新聞中立守則已是很多家媒體面臨的不爭事實。可劉克襄卻逆流而上，當然，這與中央社公共媒體的角色，經費一半來自政府、另一半來自籌款有關。

劉克襄於去年7月在香港出版的作品《虎地貓》，剛於本年初的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中獲非小說類書展大獎，這本結合紀錄書寫、行為攝影、繪圖作品、詩句詮釋，以香港嶺南大學虎地作為觀察點，記錄描述街貓生存之道的作品，在「要有時代的感覺、突破性的寫法、呈現獨特深邃的洞見」這三大評審標準下奪獎。據說考察時，在嶺南大學的宿舍到辦公室一段散步直線距離僅約8、9分鐘的路上，為了觀察街貓，劉克襄可以走上3個小時，來回共花6個小時。對要觀察思考的對象，抱持非凡耐性，這一點從他於1982年出版的首本自然著作《旅次札記》已可見一斑。

對老牌媒體的改革，他儲備了多少耐性，中央社又能給他多少時間？

讓藝文記者發揮台灣的軟實力，是劉克襄願意接任中央社董事長一職的三大理想之一，另外兩大理想，他說，是更有效地發揮海外通訊社的功能，和探索媒體（media）與數位影音（digital）的結合。

「中央通訊社和其他媒體不一樣，主要最大的差別是有海外通訊社的功能，它有30多位駐海外的通訊員，派駐地點包括香港、海外，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它能把全世界發生的事情帶回台灣，同時也把台灣比較有意義、本土有趣的東西帶出去。」劉克襄說，「現在我的想法就是在這個傳送過程中，加入軟實力，加入藝文。」劉克襄指出在法國、德國等地，閱讀藝術新聞的讀者很多，除了中央社，他還希望其他媒體，包括台灣公共電視、中央廣播電台等也能增加藝文報道，「我覺得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想當年誠品書店在台灣起步，可能沒人會想到現在這樣。」劉克襄透露，在官方代表接洽邀請他時，他已提出這一願景，「他們沒意見，或應該說，他們認為這做法是一種可能性。」

劉克襄對台灣軟實力的信心，在他過去眾多關於台灣本土的著作當中可見。例如於2015年出版的《兩天半的麵店》，他的自序題目乾脆就是《全世界都喜歡的台灣》。文章談及一位長年在美國從事醫療服務的友人，回台灣時，從擠滿旅客至整個走道也水洩不通的高鐵車廂，如何獲眾人相助緊急取出行李下車的經驗，以及一位南投高中女學生3年來常利用假日到台中火車站進行free hugs擁抱活動，讓外國背包客感受台灣溫暖的行動。在文中，他說到「台灣被喜歡的最大公約數」：「我不以為只是善良和熱情，這麼化約簡單的性格。昔時農村社會質樸、平實的精神養成，加上整個社會及早均富後，方才逐漸孕育此一樂善個性。」

至於探索media與digital如何結合方面，多次詢問，劉克襄也指自己暫時無法講具體，「因為這個變化太快，當變化太快的時候，我就沒法仔細談。」 劉克襄認為新媒體太多樣了，當中他較擔心的問題是假新聞（fake news）的湧現與流傳，以及如在「房思琪事件」的報道和傳播中傷害了許多人。

問他如何看待壹傳媒近期變動，以及黎智英近期發表的關於傳媒個人化、打破傳統傳媒一言堂時代的《新聞的變革》一文，劉克襄只說基於中央社的資金來源與其他商營媒體有別，所以他「沒有朝着這方向去思考媒體」，而強調會持守媒體客觀中立，以及完成「準確、完整報道政府政策」的責任。

再追問劉克襄關於新媒體的看法，他第一句還是回了「暫時沒有」，不過又續道：「我覺得新媒體都帶有理想革命的色彩，我覺得目前都是正面，沒像黎智英《蘋果》那樣的。」劉克襄並不掩飾自己對「八卦新聞」的不滿：「其實黎智英這樣的結束（香港及台灣《壹週刊》賣盤）未嘗不是好事情。當然它有一個不好，是你覺得當記者更不容易了，但好處是可能讓大家意識到，那種八卦消息可能是沒有發展前景的。」

通訊社是24小時工作的媒體，工作了三週的劉克襄，一大清早就會上班，至晚上10時才回家，因為他是個11時就必得睡覺的人。不過每天早上5時他就會起來去跑步，跑到6時多才開始一天的工作，這段短短的時間，就是這位以「自然寫作」聞名的作家，暫時僅餘的享受戶外新鮮空氣的時間。問到劉克襄有否想過會在中央社任職多久，他答，未想過。

雖然今年3月，劉克襄才因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之邀而推出了新書《在街角，遇到飛行》，分享台北市區與近郊12條賞鳥路線，但劉克襄形容暫時他在寫作方面「撞牆」，唯一仍在堅持的是詩。去年在一次與台灣詩人隱匿的對話中，他翻查寫作記錄，發現自己9年才寫了12首詩，「好像在沙漠裏種樹」，有感於自己的怠惰，一晚他攤開白紙，拿筆寫道：

為什麼寫詩 / 因為想跟世界分手 / 因為想回到十七歲 / 想完成過去沒有完成的自己

山水為家、鳥獸為朋的人，於是這樣，重又走進了沒有完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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