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海燕：從「小姐」走向「婦女黨主席」（下）

本文上篇已於2017年5月15日刊出，點擊此處可閱。

葉海燕的瘋狂投入為她吸引來了幾個「貴人」（以下均為化名）：網友金葛，幫她租下一個工作室，更新了電腦設備，還時不時資助她的生活費，幫助她度過了最青黃不接的2007年；湖北省疾控中心的飛哥，建議她從愛滋病的角度關注性工作者，協助她第一次辦了防愛滋街頭宣傳活動；武漢同性戀組織的于老師，將她推薦給2008年剛剛進入武漢的「中蓋項目」辦公室，葉海燕隨後以「中國民間女權工作室」的名義，申請到了性工作者的愛滋病預防檢測項目資金。（註：「中蓋項目」為中國官方與蓋茨基金會合作的愛滋病防治項目，往往與地方疾控中心合作資助草根防愛滋組織。）

由此，過去獨自在網絡世界中橫衝直撞的「流氓燕」，終於摸到了草根參與社會議題最「正規」的道路—— NGO。

對適應性極強、曾經做過公司文秘的葉海燕來說，NGO 的項目文書和工作規範完全難不倒她，而從事 NGO 帶來的與權利意識、性別理念、國際交流機會，以及與國內的學者和官員的合作機會，則無疑為她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某程度上，這是一個專業精英的世界，葉海燕說，它給自己帶來兩項最重要的「震撼教育」：第一，性工作是工作；第二，民主是可行而且必須的。

「我們性工作者姐妹」

「性工作是工作」，來自於一次全球性學會議上，香港老牌性工作者權利組織「紫藤」的負責人嚴月蓮問她：你願意去做「小姐」嗎？葉海燕當場蒙了，她回答「不願意」，理由是性工作在中國並不是「好的工作」，伴隨着屈辱和危險。然而嚴月蓮步步緊逼，認為葉海燕骨子裏看不起性工作，「那你怎麼去做性工作者的維權？」

葉海燕承認在這之前她的想法是要「解救」性工作者，但這次「壓力對話」引發了她的反思：「我改正了自己的想法，去學習做 NGO 的姿態應該是什麼樣的，不是去幫助別人、當救世主，而是自己也獲得成長。」

葉海燕說，「我經歷過幾個性工作者，我確實也沒有能力幫助她們『脱離苦海』。」她現在認為，如果社會一時解決不了底層婦女面臨的生活壓力和不平等，更應該尊重性工作者的選擇，儘量讓她們避免在工作中受到傷害，性工作是一種工作，也應該受到保護。「很多變化都是從2009年開始的」，葉海燕至今在表達中都注意使用「我們性工作者姐妹」的稱呼，「我不想把自己跟她們區分開。」

為了真正與性工作者建立聯結，葉海燕特地到性工作場所幫忙收錢，了解職業性工作者的生活；她甚至兼職接客，讓自己真正成為性工作者中的一員；她還將自己每次接客的故事寫成博客，希望更多人「看見」社會暗角里的真實故事。

她的所為震撼了公眾，許多人詰問她：「葉海燕你這樣做讓你女兒以後怎麼見人？」葉海燕回答：「我過去之所以不再做『小姐』，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考慮孩子，擔心以後別人會把污名強加給孩子。可是後來我不介意了，因為我覺得我的孩子也應該接受『性工作是工作』的觀點，她不能像別人一樣保持落後的觀念。我相信孩子會有自己的分辨。」

至於「民主是可行而且必須的」，則來自於葉海燕在「中國愛滋病聯席會議」的經驗。

在2005到2010年中國防愛滋國際資助最豐裕的時期，同性戀、性工作者、感染者、成癮者的關注機構，都藉由看似「和諧」的「防愛滋」名義正式成立，中國的草根防愛滋組織一時如雨後春筍冒起，聯席會議則是由所有防愛滋組織派代表建立的一個合作互動機制，最盛時期有超過170個組織參與。

「進了這個聯席會議就學到了很多民主運作的方法，每年有一次年會，年會的選舉都是非常民主的，有競選演講、投票，各個組織也為自己拉票。」葉海燕曾在聯席會議中當選輪值主席和理事，這給她帶來了許多民主程序的實操經驗，「比如選舉、開會、主持，這些訓練對我來說很有幫助。我以前就是自己的表達慾望特別強，可是到了聯席會議之後，這些缺點就慢慢減少了，因為我知道了對於弱勢群體或者少數人來說，他們的發言是非常重要的。」

在社群組成多樣、觀點立場各異、利益關係複雜的聯席會議中，葉海燕見證也參與過許多博弈，包括聯手讓中國愛滋病 NGO 領域最資深的「大佬」落選理事會，她認為這些經歷讓她比許多普通網友甚至知識分子都更了解民主的實際面貌和價值。「民主的環境裏面是會產生弊端，其實我們都見識過了，但是這也是我們必須要選擇民主的原因。」葉海燕說，「在這種制度下生活才會有機會，起碼有討論和博弈的空間。」

草根 NGO 的「正規」盲巷

然而，在愛滋病 NGO 圈子中摸爬滾打的幾年，也讓葉海燕深深地體會到這條「正規」道路存在的嚴重問題。

首先是草根組織工作者在 NGO 資源鏈條中的弱勢和被剝削。葉海燕拿到的項目資助並未包括人員工資，而僅僅覆蓋活動經費如差旅費、場地費等，這在小型項目資助中極為常見。在「做項目」的幾年裏，葉海燕和女兒的生活費主要來自網友的捐助和朋友的借款。

更可怕的是，項目資金「先墊後報」幾成慣例，葉海燕常常是一年工作的項目資助到第二年才拿到。「這種制度真的特別壞，本身我們都是很窮的，你要我們去哪裏去借錢？」葉海燕記得最窘迫時身上只剩下兩塊五毛錢，只得求室友請自己吃飯，她最多時因項目欠朋友四萬多元，「我從來沒有欠過這麼多錢。」

如果說物質上的匱乏還能靠理想支撐，防愛滋 NGO 行業在工作中的自我設限，則更讓葉海燕感覺到「這不是我想幹的事」。

「即使我們把項目工作做得很好，性工作者都有了防衞意識，可是她自身的脆弱性導致她沒辦法去保護自己，比如安全套會被作為掃黃證據、用安全套客源就會減少。」葉海燕說起自己在防愛滋工作中的反思，「我覺得最根本的還是性工作者要有權利，而不是我們單純去發個安全套、檢測一下愛滋病，所以我希望倡導性工作合法化。在性工作團體裏面，可能我的聲音顯得有點極端。」

除了「性工作合法化」的訴求前衞，葉海燕還十分看不慣大部分防愛滋機構對抗爭的避之不及。她曾在一次大型會議中公開質疑其他主流防愛滋工作者：為什麼愛滋感染者在北京上訪的時候，你們不站出來為他們說話？不去了解他們的訴求？當時是2011年初，葉海燕已陪伴愛滋病人在北京上訪數月，她對着會議的主席台發問：「你們這樣是不是很無恥？」

行動上的孤獨、物質上的窘迫，加上武漢警方不斷逼遷，女兒無人照料，葉海燕感到自己的 NGO 之路已經山窮水盡。她花光僅有的錢，只好向上訪的感染者們告別：「我再也不能陪你們走下去了。」她答應武漢警方離開湖北，帶着女兒去往廣西，警察一路把她們送到火車站。

「十元店」裏的田野調查

兜兜轉轉11年，葉海燕回到了當初做「小姐」的廣西小城博白，依然一無所有。

「剛回到廣西的時候，我就說要跟女兒好好過日子。我該做的、我該還的債，我已經還夠了，我已經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不能動彈了，」葉海燕說，「實際上身上還有一些債務，但債主都不找我要，我就心裏想，我已經用社會工作來償還給他們了。」

然而「好好過日子」並不容易，葉海燕想開家淘寶店，但新店進賬遠不足支撐母女的生活。加上不少網友鼓勵她多年事業不要一氣放棄，表示願意資助她的工資，葉海燕也有些「路徑依賴」，就又申請了個性工作者防愛滋項目，「浮萍工作室」由此而來。

「這是最後一次了」，葉海燕想，她決定既要「痛改前非」，也要按照自己真正認可的方式工作。她將財務交由工作人員打理，發誓不再為項目貼一分錢；她認為城市和中高檔場所的「小姐」們脆弱性相對較低，因此將服務對象鎖定為縣鄉底層性工作者；她對工作室同事做風險提醒時強調，工作室的存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認可的事做下去——2012年初遭到熱議的「卧底十元店」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因一次偶然機會聽說工作室對面就是「十元店」，裏面工作的「小姐」都不戴套，葉海燕萌生了去「卧底」的想法。真正進店時，她其實「有點懵」，葉海燕一邊在微博發出「為農民工免費提供性服務」的直播貼，一邊帶上錄音設備，好在遇到警察掃黃時證明自己並未出價，但到了店裏才發現，最需要的紙巾和安全套忘了帶。「我進去前還想，也不一定要跟人家做。」葉海燕坦言，她拒絕了最開始的好幾個客人，才克服了心理障礙「營業」，「在裏面完全不做很奇怪，遇到比較年輕乾淨的就做了第一個。」

微博直播「為農民工提供性服務」似是驚世駭俗，但葉海燕早已習慣在網絡上播報自己的各種行動，她本以為這一次只是會比平時多一些圍觀者，不曾想此舉會讓她再次網絡「爆紅」。7年過去，葉海燕驚訝地發現普通網友的性觀念還是與自己距離太遠太遠。

伴隨「翻紅」，各路媒體採訪紛來沓至，有記者直接問葉海燕是不是想出名炒作，她將計就計，坦誠相告：「我是很需要名的。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有名的人就會更有影響力，所以名利是必須的，權利也是必須的。」在網絡紅塵中打滾多年，她已經非常熟悉「吸睛」需要什麼樣的話語。

事實上葉海燕在「十元店」裏只待了兩天半，但這短暫的時光讓她最直接深入地了解底層職業性工作者的生活，「像大片一樣，」葉海燕至今談起仍感震撼。

第一天，三四層樓裏住着一兩百個「小姐」，中間旋着一條樓梯，人人倚在上面聊天招客，男人逐個門口瞄瞄，問一句，多少錢，做不做；有「小姐」在唱歌，「人生難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難覓，將軍拔劍南天起，我願做長風繞戰旗」；有顧客提着3塊多錢的一碗粉送給「小姐」，說「怕你沒有吃早餐」，「小姐」就很甜蜜地把他迎進屋……但「歌舞昇平」的景象會瞬間被打破，一個老頭子認為「小姐」偷了錢，把她暴打一頓，樓裏的其他人卻像沒事人；兩個「小姐」為「能不能生出兒子」發生口角，一個「小姐」拿起一塊搬磚就把另一個的手掌拍斷；底層的殘酷忍不住露出它的冰山一角。

第二天就遇上了「釣魚執法」，一個「小姐」在屋內洗頭不接客，來人進屋就堵住門報警，這個當天準備回家的小姐就被抓走罰了3000元辛苦存下的錢，其他「小姐」都說，抓得這麼準一定有人「點水」（註：給警察通風報信）。葉海燕自己也遇到一個客人，進門就把安全套扔地上，完事又在床上不起來，她馬上意識到可能是釣魚的，先下手為強說自己錄了音，沒有要價也沒收錢，不怕他報警，對方才悻悻離開。

第三天，「小姐」們擔心有更多「釣魚」上門，紛紛離開，前兩天生機勃勃的「十元店」頓時門庭冷落，葉海燕拍了幾張照片就也離開了。「這兩天半就是一部完整的電影， 高潮到結束。我沒想到的會有這麼豐富的情節，也覺得很奇怪，但這可能這就是她們平時的生活，可是對我來說太戲劇化了，」她感慨道。

葉海燕兩天半的「田野調查」通過微博直播引起了公共輿論的廣泛關注，也為她招來了麻煩，那段時間「浮萍工作室」幾次被砸掉招牌，還有一次一夥人衝進屋推倒桌椅台櫃。「博白想把我趕走，」葉海燕說，當地警察極少正規執法，人們不分體制內外普遍用樸素的暴力處理衝突，「可能是因為卧底事暴露了當地小姐的存在，他們覺得沒面子，還可能，他們想去坑小姐的錢，可能也擔心我在這裏盯住，覺得不方便。」但她並沒有服輸搬走，風頭過去後似乎又相安無事。

「開房找我」的代價

已是「網紅」體質的葉海燕2013年又做了一件更轟動的事。

當年夏天，海南萬寧「校長帶小學生開房案」一時引發輿論激憤，但隨着熱點更迭以及維權律師被排除出該案，一直關注此事的葉海燕意識到案件很可能又將不了了之。她決心做點什麼：5月28日，她在涉事小學門口舉牌「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並拍照上傳網絡。這個黑色幽默之舉爆炸式地引發網友效仿，當晚的微博被男女網友同一標語以及舉着剪刀、錘子等各種道具的照片刷屏。

作為線上抗議，「開房找我」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動員，但同時也將葉海燕的小小工作室捲入滅頂之災。

5月30日上午，葉海燕剛從海南回到博白，她的女兒中午放學也剛回到家。有人敲門，葉海燕一開門，有兩三個女人的走進來就說：「你為什麼把我的相片發到網上去？」葉海燕莫名其妙，爭執幾句就要求她們出去，這時又衝進來七八個人，門口也圍了一圈。

葉海燕明白這是來鬧事的，她拿起手機將情況發到微博，屋裏的人就衝上來搶她的手機，「幾個人衝過來都被我掰住手指，我把他手指都快要掰斷了。」情況越來越失控，葉海燕的女兒在屋裏害怕得縮在一邊，「我寶寶她一個人在裏面好怕，沒辦法，我就拿菜刀過來，說『你們給我出去』，」葉海燕回憶說，「他們說我砍人其實都沒有砍到，只是拿菜刀去嚇他們，他們不走，我就往一個人背上砍了一下，當時衣服都沒有破，根本就不可能是10釐米的傷口，地上刀上一滴血沒有。」來人退出門外後，就報警指葉海燕持刀砍人，葉海燕隨即被帶走拘留。

博白警方當天即發網絡公告指葉海燕砍傷三名婦女，又有人發長微博指自己的親友去找葉海燕理論被砍傷，並貼出「傷口」縫針照片。網友很快發現縫針下的「傷口」並沒有破皮，而只是紅色的印痕。

被帶到派出所後，警方曾提出讓葉海燕給500塊錢「私了」，「我就一分錢不給，我說你直接關了我，」葉海燕說，「我就知道越關對我越有利，我知道怎麼把他們陷入被動的局面。」果然，多名律師和各地維權人士奔赴博白看望葉海燕，微博上也有大批網友參與聲援活動，知名女權學者、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更裸上身拍照抗議「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

拘留13天後，葉海燕獲釋，「出來看到好多普通人出來聲援我，當時我都哭了。看到艾老師那個樣子，我也是很難受，當時心裏就已經明白，我應該做什麼了，」葉海燕說，「我已經不能夠再像以前一樣，只做點公益，回報自己所得的一點恩惠就算了，還是必須真正作為一個社會運動人士來儘自己的責任。」

葉海燕被廣西徹底驅逐，想落腳廣東也被大量警力驅趕，最終她只能返回老家湖北陽邏。「低調」了近兩年，才得以搬到北京郊區的宋莊落戶。

「開房找我」之後，葉海燕似乎沒多少大動作，但她坦言自己開始有意識地與訪民、公知、民運分子等各個民間圈子打交道，「希望我們儘快地聯合起來，我內心是有一些目標的。」

葉海燕持續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上寫文章，對各種時政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也不時發表關於性別議題的潑辣觀點，逐漸建立了為數不小的穩定讀者群。對於各個民間圈子的理念分歧，葉海燕往往採取和事佬和插科打諢的態度，但她也有自己的理念底線：「第一個是，民主是我們必然追求的道路，這一點是不允許去模糊的；第二是關於人權和普世價值，應該關注和推廣；然後性工作方面，是最基本的，對性工作方面的每一個錯誤觀念我都要去糾正。」

葉海燕的時政文字經常是「賣乖」的、嬉笑怒罵的、反諷的，比如在維權人士獨立參選受打壓時，她會寫文章要求共產黨處罰破壞選舉的公職人員，並公開號召大家「再給共產黨一次機會」。「很多方面我會用官方比較能接受的語言方式去說我的一些東西，這是一個必須的策略，要不然我很多聲音都發不出去。」但葉海燕也表示，在博白被拘後，她對公益推動體制轉變已不抱希望，也有過「拼死決裂」的想法。

有人覺得她「賣乖」以保存空間的行為是無意義和幼稚的，學者艾曉明則說：「葉海燕的文字是任何一個中產階級淑女的寫不出來的，她的生存之道也充滿底層人民的智慧，好或不好，都是一個極為獨特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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