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節選四：主推獨生政策的火箭工程師，又主持了三峽工程

2007年第一位華裔普利茲得獎記者方鳳美（Mei Fong）溯回這場跨世紀人口實驗的緣由、歷史、當下、未來，以翔實、鮮活的人物故事——學者、官員、普通百姓，將父母的痛楚、子女的孤淒、生活的荒誕、社會的流變與數據理論的互博穿梭織就One Child（《獨生》）一書。

在英文版出版，贏得西方世界讚譽與關注之後，作者卻感慨，最應該讀到這本書的人，那些她在中國多年的採訪對象，被獨生子女政策改變了一生的人卻讀不到。在尋求中文出版的過程中，方鳳美遭遇了大陸出版商最終因擔心通不過審查而放棄；也遭遇了部分港台出版商的猶豫，有些擔心敏感，有些則覺得沒有市場。

故事無人接手，方鳳美不願主人公在自己的國土被噤聲，於是選擇自資翻譯中文，並將《獨生》的中文PDF版本在網絡上以cc共享的方式免費公開，並希望通過網絡眾籌填補成本費用。

從11月29日開始，端傳媒將一連四週，每週一篇連載《獨生》的節選章節，本週為最後一篇，節選自該書第三章「卡珊德拉和火箭專家們」，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點擊可閲。如果您希望閲讀《獨生》中文全本，可點擊此處，也可以在這裏以參與眾籌的方式支持作者方鳳美。

25年來，翼城和其他幾個縣城都參加了一個秘密的實驗。在這些地方，居民幾乎不需要滿足什麼條件，就能生兩個孩子。這些秘密的二胎試點區域一共影響了大約800萬人的命運。

如今，翼城的性別比例已經接近世界正常水準。生育率也低於全國平均生育率。二胎許可更使得原本怨聲載道的生育指標落實工作簡單了很多。翼城的村長黃登高說：「我們不需要使用武力。我們能夠堂堂正正地做人，跟鄰裏和平共處。」

多年之後，力爭推翻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學家們就以翼城為據來證明中國的未來。此舉也將翼城計劃生育實驗背後的一個叫梁中堂的人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梁是一位少有人知的經濟學教授，他之所以與眾不同，就是因為在30多年前那場引入計劃生育政策的會議上，他是唯一一個大膽諫言的人。

在成都的那場舉足輕重的人口會議上，梁中堂警告大家說，這一政策將是「一場慘痛的悲劇」，在這一政策下，「社會將失去喘息的機會，如一潭死水，沒有未來。」他預見到了老齡人口缺少依靠的局面，並創造了如今被廣泛使用的「4：2：1」這一說法——兩個成年子女需要供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

梁先生已經退休，腰板挺直，銀髮蒼蒼，言語間總流露出一種氣度。「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梁說道。在我們的對話中，梁頻繁地將自己的努力評價為「無用」，「浪費時間」。

梁先生年復一年的遊說並未能說服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採取二胎政策。但是，他的努力還是贏得了改革派的黨內高層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注意。在他們的支持下，一批二胎試點地確立了。可以說，許多出生在這些地方的孩子之所以能來到這個世界上，一方面就是多虧了梁中堂。

「在當時那種環境下，人們都覺得自己要淹死在人海裏了。好像如果不減少人口的話，大家就會永遠貧窮下去。人太多。」

梁中堂譏諷地說道：「這還是比我什麼都不幹要好點」，接著又說「當人口學者說話總比當農民管點用。」

梁中堂說，早年中國曾經照搬過蘇聯的一套系統：只注重生產力和經濟統計資料，而不考慮社會和經濟因素的影響（與西方國家相反）。而80年代早期以前，中國的人口學者甚至不知如何繪製最基本的人口壽命表。

1980年，北京決定開始大力控制人口增長，但是當時領導們還不知道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根據人口學者夏樂平（Thomas Scharping）的說法，中國最後一次人口統計是十五年前，且只「提供了粗略的統計數」。僅基於如此不準確的基礎就實施如此大規模的人口計畫，這令人難以置信。想到這裏，我不禁問梁中堂，這是不是有點像我曾讀到過的對批評家的定義：「沒有雙腿卻在教人跑步的人？」「是啊，」梁先生說，「但是你要記得，在當時那種環境下，人們都覺得自己要淹死在人海裏了。好像如果不減少人口的話，大家就會永遠貧窮下去。人太多。」

中國自1950年起就開始斷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主要措施是規定法定結婚年齡、發放免費避孕套和節育環。在70年代，中國將這些政策與「晚、稀、少」（『晚稀少』主要是鼓勵夫婦完婚，拉開兩胎之間的間隔並少生育）政策緊密結合。

在政策實施的十年間，中國婦女生育率從每人6胎降到了每人3胎。雖然這一驚人成果的背後必定少不了強制性措施的輔助，但是與獨生子女政策所採取的措施不可同日而語。那麼，為什麼政府沒有繼續沿用「晚稀少」，反而變本加厲？

「經濟發展就像一個蛋糕，我們要控制吃蛋糕的人數量的增長。」

政治因素是這一決策的關鍵。1976年，毛澤東死後，黨內紛爭不斷。在經歷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後，國家風雨飄搖。新一屆領導人，包括華國鋒、胡耀邦和鄧小平等在內，需要鞏固政權穩定，重振人民低落的信心。他們把振興經濟作為鞏固政權的核心，而已經實施了十年的「晚稀少」政策已經無法滿足快速增長經濟的要求。

決定控制生育的原因很簡單：為了快速提高人均GDP水準，中國必須提升經濟產量，減少人口增長。顯然，控制人口數量比提升經濟產量要容易。

2000年到來的時候，中國的人口僅比預估的12億人口多6000萬左右。考慮到中國的人均GDP當時已經達到了預定目標1000美金的三倍多，成效不能算壞。但即使如此，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領導說：「經濟發展就像一個蛋糕，我們要控制吃蛋糕的人數量的增長。」

其實，梁中堂並不是唯一一個預見到了獨生子女政策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的人。但是，決心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可以輕易解決，因此置之不理。一位對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起到關鍵作用的科學家，宋健，就公開表示這些擔心都是多餘的。1980年，宋健發表公開文章，文中模糊地提及，科學的某些進步可以輕易地規避「長遠未來」可能出現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並建議政府可以「調整婦女的平均生育率」來保持人口穩定增長。

宋健對人口狀況的預測之所以顯得令人難以置信（認為老齡化和生育率都像機器上的槓桿一樣可以隨意調節），可能是因為他本身的專業其實是機械，具體點說，是火箭。那麼，一個火箭工程師是如何參與到中國婦女生育問題的決策過程中的呢？

公平地說，很多其他國家領導人也和中國領導人一樣懼怕人口爆炸的威脅。這在上世紀60-70年代是個十分流行的想法。保守派和生態學者開始敲響饑荒的警鐘。

彼時，中國飽受十年文革的折磨，民心渙散，知識分子資源被文革清肅殆盡，人民也沒有合適的政治途徑來表達憤怒。同時，中國也沒有關於節育和墮胎的宗教信仰禁忌。

1968年，斯坦福大學教授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在其意外暢銷的書籍《人口爆炸》中發出了一個極端的聲明。他宣稱：「爭取餵養全人類的戰爭已經結束」，且「數百萬的人口將被餓死」，無論何種措施都無法避免「世界人口死亡率的顯著上升。」1969年，聯合國啟動了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1987年被重命名為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目的是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增長。

1972年，由著名學者和政治家組成的組織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書。利用麻省理工學院的電腦類比，羅馬俱樂部假設了幾種能夠代表全球未來人口資源分配的情況。其中，大多數預測都前景暗淡，有些甚至預測到在21世紀中後期將出現全球大崩潰。

於是，控制全球人口，特別是控制有色人口的活動進一步興起，而其中，西方國家對人口控制活動提供了大量幫助。

在中國經歷了閉關鎖國的十年文革之後，這就是等待她的世界。彼時，中國飽受十年文革的折磨，民心渙散，知識分子資源被文革清肅殆盡，以至於定量供給生育指標的觀念和定量供給煤炭和糧食一樣，都說得通。當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全盤推行的時候，人民也沒有合適的政治途徑來表達憤怒。同時，中國也沒有關於節育和墮胎的宗教信仰禁忌，因此這一方面也不是障礙。

1975年，宋健隨中國代表團訪問荷蘭，在那兒，他遇見了年輕的荷蘭數學家奧爾斯德（Geert Jan Olsder）。多年後，奧爾斯德對他無意中影響了中國人口運動這件事依然百思不得其解。奧爾斯德回憶到，「宋看起來就是個普通人，很友好。」那天，在飯後小酌時，奧爾斯德與宋健談到了自己撰寫的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在一個虛構的島嶼上防止人口過多的問題。奧爾斯德和他的同事想出了一個「優雅的數學解法」，他把這一解法告訴了宋健。

「回想起來，他當時好像突然振奮了起來，眼神都亮了，」奧爾斯德說。奧爾斯德以為這只是同行學者之間的對話。他不知道，宋健是中國超級科學家團隊的成員。文革結束後，宋健和這些超級科學家是文革中為數不多的智力和社會資源都未受打擊的人。

留蘇歸來的宋健是彈道技術學專家，是錢學森的門生。在錢學森的引薦下，宋健有機會接觸到了最上層的政軍界領導。其後幾年間，他和他的同事李廣元、于景元和田雪原使用了包括奧爾斯德在內的一批歐洲學者的觀點，作為中國人口生育率控制計劃的基礎。但是，與奧爾斯德不同的是，他們並未把這當成單純的學術問題對待，而是在現實世界中進行了應用。

「中國人長久以來已經習慣了一言堂。忽然聽到一個不同的、批判性的聲音，就好像滾油炸了鍋一樣。」

在1979年的成都人口論壇上，宋健和他的數學公式與梁中堂以人為本的建議產生了激烈的碰撞。

後來，梁中堂因為公開發聲質疑獨生子女政策，遭遇更加不好。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席李秀珍則公開駁斥了梁的說法，並稱「問題不可能有他說得那麼嚴重。」

梁教授說：「中國人長久以來已經習慣了一言堂。忽然聽到一個不同的、批判性的聲音，就好像滾油炸了鍋一樣。」

李廣元在會上代表宋健的團隊發言。剛過而立之年的李廣元口才極佳，又畢業於頗負盛名的中國科技大學。他談論到自己的團隊是如何使用控制論——複雜機械繫統中的控制和溝通科學——來計算中國未來的人口的。火箭專家們認為，即使繼續實施目前的二胎三胎政策，中國人口依然會繼續膨脹。

會議後，梁中堂記得李廣元曾詢問過他是如何計算未來20年人口數量的。

梁中堂回答說：「用筆算的。」

「那得多慢啊！如果用電腦就容易多了，用不到一個小時就能計算出未來一個世紀的人口資料，而且是絕對正確的，」李廣元對梁中堂驚呼道。

「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用7億人民的生命來實驗他們不精確的計算。」

幾個月後，宋健團隊的研究成果開始出現在主流媒體上。同時，獨生子女政策在很多內部會議上被解讀為唯一能夠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辦法。

同年9月25日，共產黨發表了一封致全體黨員的公開信，要求黨員們自願只生一個孩子。中國歷史上最為激進、為時最長的一場社會實驗，就此拉開了帷幕。

從成都歸來的梁中堂此時失望至極，萬分沮喪。他痛苦地怨懟自己所見的傲慢的科學家們「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用7億人民的生命來實驗他們不精確的計算。」他斥責學者們「利用科學作為偽裝，煽風點火」，為政府的計劃搖旗吶喊。

回頭看來，中國火箭專家們當時對於未來人口增長的預測是如此確信，讓人吃驚。他們拒絕考慮人為因素和科技對這一預測的影響，對他們計算結果的正確性十分篤定。

這種人定勝天的思想，在宋健和于景元1988年發布的著作裏一覽無餘：「我們已經成功地掌握了整個蔬菜王國，我們已經成為了動物世界的統治者，我們征服了所有曾經殺死或傷害我們祖先的兇殘猛獸，現在，我們終於實現了對他們的報復，讓他們用生命償還了對我們的虧欠。」

火箭專家計算出，中國的最理想人口數量約為7億，但是，他們的計算是基於一系列可疑的假設。比如，他們所預設的中國人的理想飲食與西方人攝入蛋白質的情況相同。在當時的農業中國，生產力是無論如何無法達到這一要求的，要達到這個目標，就要大量減少人口。火箭專家們的計算並未考慮到隨著中國現代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率會迅速下降。

現已退休的奧爾斯德教授在談及自己當年的數學問題時說，「這只是一個非常棒的數學練習。」其中並未涉及任何社會和經濟因素。

「人類的恩慈是有限的，我們會在動物園或者保護地給你們留下一片生的空間，防止你們的滅絕。你們應該感謝人類的慷慨與仁慈。」

出於好奇，我詢問奧爾斯德他生育了幾個孩子。不出所料，他有三個女兒，五個外孫。在多次的採訪過程中，我已經注意到，所有支持獨生子女政策的人，只要不生活在中國，就都生了不止一個孩子。

奧爾斯德後來與宋健有過幾次碰面。2004年，宋健再次來到代爾夫特看望奧爾斯德，此時的他已配有私人秘書，還攜帶了兩名保鑣。

那時，宋健已經晉升為中國最大的國家管理機構——國務院的國務委員。同時，他也參與了另一項備受爭議的專案——三峽大壩建設專案委員會副主席。只不過，區別在於，這次，他所參與建設的不再是一條阻擋人類生育的大壩，而是一條阻擋長江滾滾洪流的大壩。

宋健將他1988年的英文著作《人口控制論》贈送了一冊給奧爾斯德。在該書的其中一節，宋健詳細闡述了自己對於環境保護的觀點，其中描述道：三峽在一千年前曾經是「猿類的天堂」，而後，由於人口增加，導致森林退化。「親愛的動物們，你們要理解，人類的恩慈是有限的，我們會在動物園或者保護地給你們留下一片生的空間，防止你們的滅絕。你們應該感謝人類的慷慨與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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