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节选四：主推独生政策的火箭工程师，又主持了三峡工程

2007年第一位华裔普利兹得奖记者方凤美（Mei Fong）溯回这场跨世纪人口实验的缘由、历史、当下、未来，以翔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学者、官员、普通百姓，将父母的痛楚、子女的孤凄、生活的荒诞、社会的流变与数据理论的互博穿梭织就One Child（《独生》）一书。

在英文版出版，赢得西方世界赞誉与关注之后，作者却感慨，最应该读到这本书的人，那些她在中国多年的采访对象，被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一生的人却读不到。在寻求中文出版的过程中，方凤美遭遇了大陆出版商最终因担心通不过审查而放弃；也遭遇了部分港台出版商的犹豫，有些担心敏感，有些则觉得没有市场。

故事无人接手，方凤美不愿主人公在自己的国土被噤声，于是选择自资翻译中文，并将《独生》的中文PDF版本在网络上以cc共享的方式免费公开，并希望通过网络众筹填补成本费用。

从11月29日开始，端传媒将一连四周，每周一篇连载《独生》的节选章节，本周为最后一篇，节选自该书第三章“卡珊德拉和火箭专家们”，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点击可阅。如果您希望阅读《独生》中文全本，可点击此处，也可以在这里以参与众筹的方式支持作者方凤美。

25年来，翼城和其他几个县城都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实验。在这些地方，居民几乎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就能生两个孩子。这些秘密的二胎试点区域一共影响了大约800万人的命运。

如今，翼城的性别比例已经接近世界正常水准。生育率也低于全国平均生育率。二胎许可更使得原本怨声载道的生育指标落实工作简单了很多。翼城的村长黄登高说：“我们不需要使用武力。我们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跟邻里和平共处。”

多年之后，力争推翻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学家们就以翼城为据来证明中国的未来。此举也将翼城计划生育实验背后的一个叫梁中堂的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梁是一位少有人知的经济学教授，他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在30多年前那场引入计划生育政策的会议上，他是唯一一个大胆谏言的人。

在成都的那场举足轻重的人口会议上，梁中堂警告大家说，这一政策将是“一场惨痛的悲剧”，在这一政策下，“社会将失去喘息的机会，如一潭死水，没有未来。”他预见到了老龄人口缺少依靠的局面，并创造了如今被广泛使用的“4：2：1”这一说法——两个成年子女需要供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

梁先生已经退休，腰板挺直，银发苍苍，言语间总流露出一种气度。“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梁说道。在我们的对话中，梁频繁地将自己的努力评价为“无用”，“浪费时间”。

梁先生年复一年的游说并未能说服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二胎政策。但是，他的努力还是赢得了改革派的党内高层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注意。在他们的支持下，一批二胎试点地确立了。可以说，许多出生在这些地方的孩子之所以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就是多亏了梁中堂。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人们都觉得自己要淹死在人海里了。好像如果不减少人口的话，大家就会永远贫穷下去。人太多。”

梁中堂讥讽地说道：“这还是比我什么都不干要好点”，接著又说“当人口学者说话总比当农民管点用。”

梁中堂说，早年中国曾经照搬过苏联的一套系统：只注重生产力和经济统计资料，而不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相反）。而80年代早期以前，中国的人口学者甚至不知如何绘制最基本的人口寿命表。

1980年，北京决定开始大力控制人口增长，但是当时领导们还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根据人口学者夏乐平（Thomas Scharping）的说法，中国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十五年前，且只“提供了粗略的统计数”。仅基于如此不准确的基础就实施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计划，这令人难以置信。想到这里，我不禁问梁中堂，这是不是有点像我曾读到过的对批评家的定义：“没有双腿却在教人跑步的人？”“是啊，”梁先生说，“但是你要记得，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人们都觉得自己要淹死在人海里了。好像如果不减少人口的话，大家就会永远贫穷下去。人太多。”

中国自1950年起就开始断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措施是规定法定结婚年龄、发放免费避孕套和节育环。在70年代，中国将这些政策与“晚、稀、少”（‘晚稀少’主要是鼓励夫妇完婚，拉开两胎之间的间隔并少生育）政策紧密结合。

在政策实施的十年间，中国妇女生育率从每人6胎降到了每人3胎。虽然这一惊人成果的背后必定少不了强制性措施的辅助，但是与独生子女政策所采取的措施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为什么政府没有继续沿用“晚稀少”，反而变本加厉？

“经济发展就像一个蛋糕，我们要控制吃蛋糕的人数量的增长。”

政治因素是这一决策的关键。1976年，毛泽东死后，党内纷争不断。在经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后，国家风雨飘摇。新一届领导人，包括华国锋、胡耀邦和邓小平等在内，需要巩固政权稳定，重振人民低落的信心。他们把振兴经济作为巩固政权的核心，而已经实施了十年的“晚稀少”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经济的要求。

决定控制生育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快速提高人均GDP水准，中国必须提升经济产量，减少人口增长。显然，控制人口数量比提升经济产量要容易。

2000年到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仅比预估的12亿人口多6000万左右。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当时已经达到了预定目标1000美金的三倍多，成效不能算坏。但即使如此，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领导说：“经济发展就像一个蛋糕，我们要控制吃蛋糕的人数量的增长。”

其实，梁中堂并不是唯一一个预见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人。但是，决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易解决，因此置之不理。一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起到关键作用的科学家，宋健，就公开表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1980年，宋健发表公开文章，文中模糊地提及，科学的某些进步可以轻易地规避“长远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建议政府可以“调整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来保持人口稳定增长。

宋健对人口状况的预测之所以显得令人难以置信（认为老龄化和生育率都像机器上的杠杆一样可以随意调节），可能是因为他本身的专业其实是机械，具体点说，是火箭。那么，一个火箭工程师是如何参与到中国妇女生育问题的决策过程中的呢？

公平地说，很多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和中国领导人一样惧怕人口爆炸的威胁。这在上世纪60-70年代是个十分流行的想法。保守派和生态学者开始敲响饥荒的警钟。

彼时，中国饱受十年文革的折磨，民心涣散，知识分子资源被文革清肃殆尽，人民也没有合适的政治途径来表达愤怒。同时，中国也没有关于节育和堕胎的宗教信仰禁忌。

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其意外畅销的书籍《人口爆炸》中发出了一个极端的声明。他宣称：“争取喂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且“数百万的人口将被饿死”，无论何种措施都无法避免“世界人口死亡率的显著上升。”1969年，联合国启动了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1987年被重命名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目的是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

1972年，由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组成的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类比，罗马俱乐部假设了几种能够代表全球未来人口资源分配的情况。其中，大多数预测都前景暗淡，有些甚至预测到在21世纪中后期将出现全球大崩溃。

于是，控制全球人口，特别是控制有色人口的活动进一步兴起，而其中，西方国家对人口控制活动提供了大量帮助。

在中国经历了闭关锁国的十年文革之后，这就是等待她的世界。彼时，中国饱受十年文革的折磨，民心涣散，知识分子资源被文革清肃殆尽，以至于定量供给生育指标的观念和定量供给煤炭和粮食一样，都说得通。当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全盘推行的时候，人民也没有合适的政治途径来表达愤怒。同时，中国也没有关于节育和堕胎的宗教信仰禁忌，因此这一方面也不是障碍。

1975年，宋健随中国代表团访问荷兰，在那儿，他遇见了年轻的荷兰数学家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多年后，奥尔斯德对他无意中影响了中国人口运动这件事依然百思不得其解。奥尔斯德回忆到，“宋看起来就是个普通人，很友好。”那天，在饭后小酌时，奥尔斯德与宋健谈到了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一个虚构的岛屿上防止人口过多的问题。奥尔斯德和他的同事想出了一个“优雅的数学解法”，他把这一解法告诉了宋健。

“回想起来，他当时好像突然振奋了起来，眼神都亮了，”奥尔斯德说。奥尔斯德以为这只是同行学者之间的对话。他不知道，宋健是中国超级科学家团队的成员。文革结束后，宋健和这些超级科学家是文革中为数不多的智力和社会资源都未受打击的人。

留苏归来的宋健是弹道技术学专家，是钱学森的门生。在钱学森的引荐下，宋健有机会接触到了最上层的政军界领导。其后几年间，他和他的同事李广元、于景元和田雪原使用了包括奥尔斯德在内的一批欧洲学者的观点，作为中国人口生育率控制计划的基础。但是，与奥尔斯德不同的是，他们并未把这当成单纯的学术问题对待，而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了应用。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一言堂。忽然听到一个不同的、批判性的声音，就好像滚油炸了锅一样。”

在1979年的成都人口论坛上，宋健和他的数学公式与梁中堂以人为本的建议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后来，梁中堂因为公开发声质疑独生子女政策，遭遇更加不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席李秀珍则公开驳斥了梁的说法，并称“问题不可能有他说得那么严重。”

梁教授说：“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一言堂。忽然听到一个不同的、批判性的声音，就好像滚油炸了锅一样。”

李广元在会上代表宋健的团队发言。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广元口才极佳，又毕业于颇负盛名的中国科技大学。他谈论到自己的团队是如何使用控制论——复杂机械系统中的控制和沟通科学——来计算中国未来的人口的。火箭专家们认为，即使继续实施目前的二胎三胎政策，中国人口依然会继续膨胀。

会议后，梁中堂记得李广元曾询问过他是如何计算未来20年人口数量的。

梁中堂回答说：“用笔算的。”

“那得多慢啊！如果用电脑就容易多了，用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计算出未来一个世纪的人口资料，而且是绝对正确的，”李广元对梁中堂惊呼道。

“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用7亿人民的生命来实验他们不精确的计算。”

几个月后，宋健团队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在很多内部会议上被解读为唯一能够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办法。

同年9月25日，共产党发表了一封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员们自愿只生一个孩子。中国历史上最为激进、为时最长的一场社会实验，就此拉开了帷幕。

从成都归来的梁中堂此时失望至极，万分沮丧。他痛苦地怨怼自己所见的傲慢的科学家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用7亿人民的生命来实验他们不精确的计算。”他斥责学者们“利用科学作为伪装，煽风点火”，为政府的计划摇旗呐喊。

回头看来，中国火箭专家们当时对于未来人口增长的预测是如此确信，让人吃惊。他们拒绝考虑人为因素和科技对这一预测的影响，对他们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十分笃定。

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宋健和于景元1988年发布的著作里一览无余：“我们已经成功地掌握了整个蔬菜王国，我们已经成为了动物世界的统治者，我们征服了所有曾经杀死或伤害我们祖先的凶残猛兽，现在，我们终于实现了对他们的报复，让他们用生命偿还了对我们的亏欠。”

火箭专家计算出，中国的最理想人口数量约为7亿，但是，他们的计算是基于一系列可疑的假设。比如，他们所预设的中国人的理想饮食与西方人摄入蛋白质的情况相同。在当时的农业中国，生产力是无论如何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的，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大量减少人口。火箭专家们的计算并未考虑到随著中国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率会迅速下降。

现已退休的奥尔斯德教授在谈及自己当年的数学问题时说，“这只是一个非常棒的数学练习。”其中并未涉及任何社会和经济因素。

“人类的恩慈是有限的，我们会在动物园或者保护地给你们留下一片生的空间，防止你们的灭绝。你们应该感谢人类的慷慨与仁慈。”

出于好奇，我询问奥尔斯德他生育了几个孩子。不出所料，他有三个女儿，五个外孙。在多次的采访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所有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只要不生活在中国，就都生了不止一个孩子。

奥尔斯德后来与宋健有过几次碰面。2004年，宋健再次来到代尔夫特看望奥尔斯德，此时的他已配有私人秘书，还携带了两名保镳。

那时，宋健已经晋升为中国最大的国家管理机构——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同时，他也参与了另一项备受争议的专案——三峡大坝建设专案委员会副主席。只不过，区别在于，这次，他所参与建设的不再是一条阻挡人类生育的大坝，而是一条阻挡长江滚滚洪流的大坝。

宋健将他1988年的英文著作《人口控制论》赠送了一册给奥尔斯德。在该书的其中一节，宋健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环境保护的观点，其中描述道：三峡在一千年前曾经是“猿类的天堂”，而后，由于人口增加，导致森林退化。“亲爱的动物们，你们要理解，人类的恩慈是有限的，我们会在动物园或者保护地给你们留下一片生的空间，防止你们的灭绝。你们应该感谢人类的慷慨与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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