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記者、警察、律師，持續21年的洗冤之戰（一）

2016年6月，最高法宣佈將重審聶案之後，端傳媒記者來到了下聶村聶家，近距離觀察和記錄了聶家洗冤的「最後一役」，被聶樹斌一案深刻改變的家庭和人生。從12月6日——最高法決定重審聶案半年——開始，端傳媒將一連四日刊載聶家這21年漫漫洗冤路的特寫報導。

石家莊市正西的山腳下，河北鹿泉市下聶村，一間不起眼的紅磚民房。

21年來，在這屋子裏進進出出的人，沒有人逃得開聶樹斌的影子。他是家中獨子，靦腆，口吃，備受父母和姐姐的關愛，死的時候，只有22歲。

他是被槍決的，罪名是「強姦殺人」。家人沒有見到他最後一面，甚至到現在都無法確切知道，他究竟是死於1995年春天，還是1996年深冬。

陰影籠罩了這個家庭，全村人都用聶樹斌的名字嚇唬自己家的小孩。

直到10年後，2005年，記者馬雲龍在報導鄰省河南的另一宗命案時，發現犯人交代的罪案裏，包括了當年令聶樹斌被判死刑的這一宗。《一案兩兇，誰是真兇？》一篇調查報導，揭開了冤案的蓋子，也點燃了聶家的希望。

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找到真兇的警官鄭成月，記者馬雲龍，還有律師李樹亭，由此開始了洗冤之路。真兇已認罪，為冤殺翻案能有多難？誰也沒想到，這條路竟走了整整11年，接力協助的律師至少有8人，追蹤報導的記者換了三代。

2016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對聶樹斌案提起再審後的第二天， 這條路上的核心團隊再度聚集在聶家的客廳，他們知道，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到了「最後一役」。

主人位上坐着馬雲龍，所有人都叫他「馬總」。他鬍子拉碴，聲音低沉，一件墨綠色攝影馬甲，冷靜地指揮布局，有着與72歲年齡不相稱的充沛精力。

聶家女主人張煥枝坐在客廳中間的小圓桌旁，招呼來來去去的客人，「喝水喝水」。她73歲了，黑臉，短髮，身子微胖，神情疲倦，但腰板總努力挺着。

矮木桌上堆着記者們帶來的西瓜，擺開幾個瓷碗，盛滿白開水。桌旁還坐着律師李樹亭。他方臉光頭，河北普通話輕輕緩緩。他剛陪張煥枝從法院趕回來。從2005年接下這案子，他已經數不清，自己去了多少趟各級、各省的法院。

前廣平縣公安副局長鄭成月像一陣風，帶着兩個人走進來。一個是年輕記者，一個是老訪民，這也是這麼多年來，圍繞着聶案，最常聚在一起的兩群人。

所有的人都起身寒暄「鄭局好」，鄭成月一屁股坐下了。

他圓臉，肚子很大，習慣用眼角掃視人，眼神警覺。落座的片刻，他又用眼角掃了一下屋裏的人，拿起一塊西瓜啃了一口，哇的一聲，哭了。

隨後的這一個下午和晚上，鄭成月哭了四五回。一個大男人的嗚嗚哭聲，牽起了整個屋子裏人們的委屈和回憶。

11年來，這個團隊尋找真相，窮盡所有司法程序，在每一個關鍵環節上死咬不放、克服障礙，要給被河北政法系統「冤殺」的聶樹斌討回公道。在這條洗冤之路上，鄭成月從公安局長變成整個河北公檢法的「對頭」，馬雲龍被從全中國的媒體除名，李樹亭幾次陷入深度抑鬱，張煥枝從無知的農婦變成目光堅定，滿口法言法語的女戰士。

終於到了最後一役，他們既振奮，又緊張。張煥枝說，等「樹斌的案子平反那天」，要和馬雲龍、鄭成月去村子裏的大槐樹底下合張影。但過了一會兒，又對着「馬總」和李樹亭嘀咕起來：你說高院這次會不會再次說，就是聶樹斌殺的？ 當初那麼就給人殺了，現在真的會給我們翻回來了？

等待太久，執拗的人們終於給聶樹斌一家洗刷了清白，雖然傷害已經永遠無法撫平。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對的聶樹斌案，做出再審終審判決：推翻1995年3月15日和4月25日，由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 ，對聶樹斌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的一審和終審死刑判決，判處聶樹斌無罪。

與兒子的最後一面：他有話要說

兒子死了整整21年，這21年的過往，和有關21歲兒子生前的一切，張煥枝講了無數次。很多細節已經忘了，有的卻終生不忘。

出生於1974年的聶樹斌是家中獨子，初中畢業，在與石家莊毗鄰的鹿泉市的一所校辦工廠做焊工，老爹聶學生在石家莊聯鹼廠工作，姐姐是當地鄉村學校的老師，媽媽耕種二畝地。在20歲之前，他的生活算得上順利。唯一的煩惱是，因有嚴重口吃，聶樹斌性格自卑，從沒談過戀愛，見到陌生人和女人會害羞，幾乎沒有朋友。但是家人寵着他。1994年，姐姐聶淑慧給他買了一輛藍色山地單車，這是村裏的第一輛時髦車，誰也沒想到，不久的日後，它給聶樹斌招來致命橫禍。

1994年9月23日，石家莊市郊區公安分局的幾名警察來到聶家， 張煥枝才知道前一晚沒回家的聶樹斌被抓了。警察拿出一張照片問張煥枝，這是你家的嗎？照片上顯示一件女式上衣，沒有血跡。張煥枝在迷惑中否認了。警察隨後又來搜查了三次，拿走一個日記本，他們說聶樹斌因有作案嫌疑被逮捕了。什麼案子？什麼嫌疑？驚慌的家人詢問詳情，警方沒有透露更多。

幾天之後，一張逮捕證送到聶家，上書「聶樹斌因犯有強姦、 故意殺人罪行，於10月9日執行逮捕」。聶樹斌的父親，在工友們眼中老實至極的聶學生發了瘋，狂喊着「我兒子不是這樣的人！我兒子不是這樣的人！」 拒不簽字。 警察說，簽吧，你兒子自己都承認了。

張煥枝記得自己最後一次見到兒子，是1995年3月12日， 只有兩分鐘。

「他背對着門，我喊了一聲 『樹斌』，他原本雙手捂着臉大哭呢，放下手，看見是我，猛一下不哭了，只叫了一聲媽。他旁邊有四個法警。我推門想往裏走，還沒走到他那裏，法警就把我推出來了。」

那天，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不公開審理聶樹斌搶劫殺人案，因「涉及隱私」，作為被告家屬的張煥枝也不讓進。在法院門口馬路上等着的時候，她看到兩個法警把兒子從警車上押進了法院。一個多小時後開完庭，在主審法官康平和法庭指定律師張景和的陪同下，她在法庭後面的一個小屋中看見了聶樹斌。

張煥枝老遠就聽見兒子在大聲哭。「他背對着門，我喊了一聲 『樹斌』，他原本雙手捂着臉大哭呢，放下手，看見是我，猛一下不哭了，只叫了一聲媽。他旁邊有四個法警。我推門想往裏走，還沒走到他那裏，法警就把我推出來了。」

二十多年來，她向媒體無數次回憶起這段細節。她說，總覺得兒子有話要說，但是聶樹斌口吃，啥也說不出來。

事後張煥枝得知兒子在法庭上 「承認了罪行」。張景和律師說證據不足，無人證、物證，只有聶樹斌的口供，他做的是有罪辯護。

4月28日，聶學生去看守所送衣服，看門人隨意說了一句，別送了，你兒子昨天就被槍斃了。

聶學生腦袋發矇騎車回家，告訴躺在床上的妻子，兒子已經被槍斃了。「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們咋會不通知我們家屬就秘密槍斃了呢？」

他們甚至不知道，法院槍斃人是應該要有判決書和通知的。

被害人康菊花家的處境也同樣慘淡，女兒被殺，康家申請的6萬元經濟賠償，聶家拿不出來，聶學生一個月工資僅27元，東湊西湊2000元給康家送去了。3天後，聶家從火化場領回聶樹斌的骨灰。

「滿眼的娃娃，哪一個是我的兒啊！」

1997年，有人來給聶家介紹陰親，一個比樹斌小6歲的女娃，死於白血病。張煥枝想讓兒子 「死了也能成一個家」，就接了這門親，給了女方家長兩千元彩禮，一起吃了一頓飯。但兩家人並不走動。聶樹斌的墳頭低矮，裏面埋着他和陰婚妻子的骨灰。但現在回頭想，親友們已經不敢確認，那是不是聶樹斌本人的骨灰。

接下來的很多年，出了強姦殺人犯的聶家小院，成了全村人教育孩子必然會舉的反面典型。

「再不聽話，也像聶樹斌一樣被槍斃了去！」 走在下聶村的巷子裏，聶學生不止一次聽鄉親在家呵斥娃傳來的怒吼，一聲聲震着他耳膜，老漢擦把淚，裝作聽不見，脊梁骨卻挺不起來。

也有親友主動上門。聶學生快退休了，他在石家莊聯鹼廠算有穩定工作，原本兒子可以去接班，現如今，聶樹斌被槍斃，頂替名額被空出來，成了被眾人眼熱的肥缺。遠親近友排着隊來說，希望聶家讓出名額，給自己家的孩子。聶學生死頂着，沒鬆過口。

廠裏車間裏安排聶學生帶學徒，一群十八九歲的年輕小夥，淘氣愛玩不聽話。每天下班回來，聶學生都跟老伴哭：「滿眼的娃娃，哪一個是我的兒啊！」

在崩潰邊緣，聶學生兩次吞藥自殺，都被救下，沒死成但是落下了殘疾：偏癱，拖着棍子才能行走，生活卻幾乎不能自理。熟識他的人說，聶學生性格發生很大變化，經常瞬間爆發狂躁症狀。直到今天，他每月從廠裏領的退休工資，是家裏唯一穩定的收入。

聶家人就這樣臊眉耷眼地熬了十年，直到《河南商報》的記者上門，給聶家帶來一個如晴天霹靂的消息。

天上掉下來個「真兇」

2005年1月末，《河南商報》發布了一則不起眼的新聞：《河北『摧花狂魔』滎陽落網》，說一名潛逃多年的嫌犯王書金，春節大排查中在河南被抓獲。在聯合審訊中，他痛快交代了自己曾經在河北強姦多名殺害4名女性。

寫這篇稿的記者楚陽還了解到，河南河北兩地的公安發現這事很棘手：因為有個年輕人作為其中一起兇案的兇手，十年前就被河北法院宣判死刑處決了。他將這個還未能查證的信息，告訴當時以顧問身份主持總編輯工作的馬雲龍。

一案兩兇！直覺告訴馬雲龍，這是千載難逢的大新聞。「我一直希望找一些案子，讓我說我一直想說的話」。他說，在中國冤殺的案件若得昭雪，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真兇浮現，一是死人回家。

當時已經60歲出頭的馬雲龍，畢業於北大中文系。文革末期，他曾因為「惡毒攻擊」國家領導人，當做現行反革命被捕，關押期間，「四人幫」倒台，以「未決死囚」的身份，馬雲龍在看守所裏呆了四年半。恢復自由後，輾轉做了幾份工，直至加入報業，才如魚得水，並一舉成名。

因着這段經歷，馬雲龍說自己明白聶樹斌被冤殺的狀態：「我懂得一個被冤屈的死囚在死牢裏等着被槍斃的感受。他生前如何做活死囚，最後如何度日如年，我都可以想像出來。」

馬雲龍點名調查記者范友峰和楚陽，再赴河北，進一步查找案情的關鍵細節：這個被冤殺的「假兇」是誰？受害人又在何地？當時的石家莊公安是誰承辦的這個案子？當初如何就下了死刑判決？

兩個記者從已經被捕的王書金入手調查。他們在河北省廣平縣公安局，見到王書金專案組組長、廣平縣公安局副局長鄭成月。

「他個子不高，有點黑，說話不太客氣，比較直接，一看就是老刑偵，很不好打交道的那種人，」 范友峰回憶。鄭成月告訴他們，審訊進行得很順利，王書金「竹筒倒豆子似的」交代了三起強姦殺人的具體地點。不過，關於可能替王書金頂了罪的那個年輕人，鄭成月只說：「一個大概姓聶的，在石家莊西郊。」

「我懂得一個被冤屈的死囚在死牢裏等着被槍斃的感受。他生前如何做活死囚，最後如何度日如年，我都可以想像出來。」

根據這僅有的線索，兩個記者在石家莊郊區的村子裏大海撈針般問了三天。他們不停地換出租車，向出租公司打聽，來來往往的幾百個司機沒人知道這起殺人案，最後還是一個村幹部幫忙鎖定了下聶村。在村頭的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樹下，記者們終於見到「神情恍惚」的張煥枝，走進了被「悽風殘雨籠罩」的聶家。

張煥枝回憶自己初見范友峰時，滿腹疑問，「他們啥都不明說，只是說幫助調查案子。我問，你們河南的記者調查這個幹啥？他們也不回答。」

第二天，張煥枝領着他們去找十年前聶樹斌的辯護律師張景和。在石家莊市區的一片平房內，高高個子的張景和態度很不好，不願意透露辯護過程。范友峰詢問出，張其實是司法局的幹部，沒有律師證。而按照規定，法律工作者不能以律師名義收取代理費，更不能對當事人謊稱自己是律師。范友峰回憶，張景和認為聶樹斌就是殺人兇手，他對自己辯護的案子，沒有疑問。

「我一聽生氣了，就質問他說，既然沒有疑問，你還辯護啥，還收人家聶家兩千塊律師費？」 范友峰和張煥枝又向張景和要聶案的判決書，卻被告知，在搬家過程中 「丟了」。

第二天，范友峰指點張煥枝帶着女兒聶淑慧 「趕緊找關係，去石家莊中院要判決書」。張煥枝找到了一個朋友，帶着她們在法院的檔案室看到了判決書。這也是事發10年之後，她們第一次看到判決書。

范友峰專門囑咐聶淑慧，儘量給判決書拍照，「也許這就是唯一一次機會。」 但拍照和複印都沒有被允許，聶淑慧於是摘抄了基本案情，交給了范友峰。

當記者再聯絡法院時，法院以各種理由推搪，判決書已經看不到了。法院線索斷了，兩個記者又從當年經手聶案的警察繼續調查。

當年聶案所在片區橋西裕華分局政治處的民警張建勛，給了記者一個名字：焦輝廣，說他當時曾參與辦理過聶案，對案情細節特別清楚。記者輾轉找到了已經調任東華路刑警中隊中隊長的焦，他非常警惕，只說自己參與過破案，寫過一篇通訊，發表在報紙上，但不肯多說。「案子都過去十年了，我也不知你們問這事的目的，這事難辦。對聶樹斌一案我記得太清楚了，但就是不能告訴你們細節。」

採訪結束，焦輝廣指着范友峰說：「你這次走不了啦。」楚陽發現，警察們把他們鎖在了二樓。范友峰將楚陽安撫到一邊，與焦輝廣周旋了一陣，才得以脱身。

兩位記者在《河北法制報》、《燕趙都市報》和《石家莊日報》社的檔案室內翻查了3天，搜遍所有2月至5月期間的法制新聞、頭版和國內版消息，終於在1994年10月26日《石家莊日報》的二版上，找到了這篇焦輝廣所寫的通訊稿：《青紗帳迷案》。

《青紗帳迷案》中寫：

「在指揮員的嚴密部署下，一張查尋和守候騎藍色山地車男青年的天網悄悄鋪開。9月23日下午6時20分，騎藍色山地車的男青年終於又出現在電化廠平房宿舍，被守候的偵查員張日強和杜同福當場擒獲。」

「經審查，此人叫聶樹斌，今年21歲，是鹿泉市綜合技術職業學校校辦工廠工人，他只承認調戲過婦女，拒不交代其他問題。幹警們巧妙運用攻心戰術和證據，經過一個星期的突審，這個兇殘的犯罪分子終於在9月29日供述了攔路強姦殺人的罪行。」

「8月5日下午，他遊蕩中從張營村偷走一件半袖襯衣，行至新華路檢查站附近時發現康老漢的女兒騎車駛入田間小路，便尾追上前將其撞倒，拖至玉米地打昏強姦，又用襯衣將其勒死。事後的一個多月之後，他又出來蓄謀強姦作案，沒想到剛露面就落入了法網。」

這是聶家第一次見到官方描述的案情經過。也是在律師見到所有案卷之前，唯一可找到的，對聶樹斌案情經過的官方描述。

媒體聯動：揭開一案兩兇

2005年3月，河南鄭州，馬雲龍看到記者的初稿，覺得案情仍然太模糊。他自己又跟着楚陽去了趟河北廣平縣，拜訪鄭成月，想從王書金的角度再突破。

鄭成月回憶說，王書金的記憶力驚人，十年前自己幹的幾起案件，都一一指認了犯罪現場。在石家莊，他詳細地描述了自己如何把一個騎自行車的高個子女人拖入玉米地，強姦並掐死。他供述的關於強姦過程的細節，包括現場地理特徵，都與現場物證高度吻合，比如作案玉米地的位置朝向，比如受害人康菊花身上有一串鑰匙，作案後被他扔在腳底下。這樣的細節讓鄭成月從刑偵角度堅信不疑，石家莊西郊玉米地裏的女姦殺案， 就是王書金所為。

但鄭成月與石家莊郊區分局的同行交涉多次，卻要不到當年玉米地案的勘查「現場記錄」，無法比對證據。廣平縣公安局也曾給石家莊相關分局發函五六次，要求調查石家莊玉米地一案，未得到任何回覆。

如此，鄭成月遲遲無法向檢察院移交偵查案卷，推進程序。

陷入兩難時，好友勸他：「你找個記者把這事捅出去，就有人管。」范友峰和楚陽第一次找上門時，鄭成月還猶豫着沒打定主意；到馬雲龍與楚陽二度上門，他下了決心。他和馬雲龍形成默契，要用媒體把「一案兩兇」的蓋子揭開。

在新材料的基礎上，稿件更新完成。最後，兩三個記者一起署名，馬雲龍決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他對記者說，有責任，我承擔。

他們計劃在2005年3月15日，中國的「消費打假日」這一天發稿，標題就叫：《一案兩兇， 誰是真兇？》。在簽版前一晚，馬雲龍告訴報社通聯編輯：向全國100多家報紙傳送此稿，歡迎轉發，「不要稿費」。

當時中國互聯網初興，門戶網站和BBS論壇百花齊放，市場化媒體上的調查類報導也正蓬勃發展。2003年廣州的孫志剛事件，學者、記者、律師聯手推動收容制度的廢除，民間公共參與的熱情正高漲。馬雲龍本能地感到，這單新聞「沒有獨家」，要想形成持續的關注，必須藉助所有媒體的力量。

果然，報導一出，多家媒體轉載，舉國譁然。各路記者都衝向核心信息源石家莊。河北省委不得不召開新聞發布會，承諾立刻成立聶樹斌案調查組，一個月內向社會公布結果。

馬雲龍以為，真相很快會大白了。

從12月6日——最高法決定重審聶案半年——開始，端傳媒將一連四日刊載聶家這21年漫漫洗冤路的特寫報導。敬請繼續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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