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台灣人！」崔健搭着倪重華的肩，直率地向旁人介紹，「現在好像是當官兒了，還是什麼的？」倪重華連忙笑答：「不不不，退役了。」在這一對認識三十年的哥兒們身上，台灣流行音樂教父、中國搖滾之父這些巍峩巍峨頭銜似乎不重要。
在台灣人稱倪桑的倪重華來到北京，成了「老倪」。1986年，香港進念二十面體的榮念曾將崔健《一無所有》的卡帶託人交給倪重華，他一聽，大受震撼，那是前所未有的衝擊，是台灣沒有的音樂，第一個念頭就是，我想要見這個人。
台灣尚在戒嚴時，別說見面，連打電話到對岸都不成。倪重華還是要到了崔健的電話，趁出國差旅機會，從海外打電話給他。時空一轉，來到2016年，各自老了三十歲的兩人坐在一起拿出手機，掃了一下，成了微信好友。
崔健的音樂在三十年後的中國，似乎不再是把銳利的刀子，而像溫暖的波浪，在金風颯爽的秋夜，陪伴着一代樂迷追憶已逝的青春。
這是10月1日的夜晚，「崔健滾動三十」演唱會結束的隔夜，餘波仍在老搖滾與新樂迷們心中蕩漾，大夥聚在北京後海、管樂手劉元開的東岸酒吧露台， 繼續話當年聊近況。崔健的音樂在三十年後的中國，似乎不再是把銳利的刀子，而像溫暖的波浪，在金風颯爽的秋夜，陪伴着一代樂迷追憶已逝的青春。
後來，兩岸開放探親了，倪重華80年代末到90年代頻繁來往北京，陰錯陽差中沒出成崔健的唱片，兩人還是成為好哥們，倪重華創立的真言社，發行了劉元的演奏專輯。1989年倪重華帶了崔健、劉元，到倫敦參加亞洲音樂節，台灣代表是齊秦，香港代表是張國榮。那是崔健第一次出國演出。
倪重華當時在北京有個綽號叫「吃個飯」，約歌手、樂手見面談合作，不是在規規矩矩的辦公室裏，而是先吃個飯吧！「一起吃過飯才會有情感，沒情感怎麼交流、怎麼工作呢！」倪重華笑說。
崔健形容倪重華，外表看起來像個商務人士，卻曉得用音樂家的方式與他們交流。崔健最常向人說起的「佳話」：倪重華和他們到東四環的涮羊肉館，與大夥乾着二鍋頭，喝醉了自己跑到公廁的小便池吐，一吐，不小心把假牙吐掉了，他撿起來，回到座位上，用礦泉水沖了沖，戴了回去，說：「接地氣了！」
有些年輕人，則是因為聽了李榮浩翻唱的《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去找到原唱版來聽，才知道有崔健這個人。
三十年來，兩岸流行音樂、或者說文化的地氣，似乎難接上。台灣藝文圈的朋友聽到我要到北京採訪崔健演唱會，直喊羨慕，但我知道讓他們激動的，是《一無所有》，是《一塊紅布》與《花房姑娘》，至於後來的新專輯，就因陌生而無感了。台灣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可瘋宋冬野了，但他們還知道崔健嗎？「好像就是大陸的羅大佑吧？」一個文藝美少女說。有些年輕人，則是因為聽了李榮浩翻唱的《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去找到原唱版來聽，才知道有崔健這個人。
出發前，我小心地問倪桑：「你覺得崔健過氣了嗎？」倪桑搖搖頭，篤定地說：「不會，他是歷史。」我不禁失笑：「歷史聽起來比過氣還慘耶！」
我大概懂倪桑的意思，歷史就應該是廣被一代一代人了解認識的。「在網路時代麻煩的是，你不上線，就不在線上。」倪重華說，如果不透過網路傳播，年輕人分享轉貼，再厲害的音樂都很難發揮影響力。
但倪重華認為與其在網路上火熱，崔健更應該走向國際舞台，到國外實體演出。「他的音樂與表演是最古典的搖滾樂，樂手們也都是幾十年穩紮穩打訓練的，就商業、就藝術，他都是中國搖滾樂最好的代表。」
長年擔任音樂幕後推手的倪重華，始終思索着如何將影音產業拉到國際規格，他轉戰幕後的幕後，由實驗教育做起，將目標放在未來十年。倪重華籌畫的台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Taipei Media School，簡稱TMS）在九月開學，正式啟動，他邀請崔健來TMS大師講座，崔健想了想，點頭說好：「我好像到了可以給予的時候了。」
L = 劉梓潔
C = 崔健
L：您去年發行的新專輯《光凍》，得了台灣金曲獎的「最佳演唱錄音專輯獎」，您知道得獎時心情如何呢？
C：現在唱片被重視的程度與以前不一樣了，唱片像名片一樣，重要的是專輯中的自我表達。我從沒想過會拿到金曲獎。台灣的流行音樂主流市場已有自己的風格，能頒給《光凍》這個獎，我已經非常知足、非常感謝。
L：您昨天聊到音樂的政治宣傳性、商業服務性與藝術表達性，能請您再多談一點嗎？
C：宣傳性是最低下的，商業當然要比政治進步，因為商業也是一種自由的選擇。服務性的音樂有存在必要，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發展出商業模式，這也是自由的一部分。但是音樂人絕不能侷限於商業性創作，不能以為自己不做政治宣傳就自認高尚，而要以自我表達作為主要能量源，不以賺錢為主，遠離大眾市場，它的運作形態與商業是有區別的。表達性的音樂也有負面的部分，自我表達過多，可能會變成了不包容、不寬容，會造成對別人的傷害。
我不選擇服務性主要是因為，商業的審美價值週期太慢，一朝接着一朝，公司包裝出一波，又包裝出下一波，這種存在形式在西方已很成熟，東方也慢慢形成脈絡，但搖滾自己有一定的審美存在，是不能慢慢地等着商業潮流的。
中國近年興起的民謠，形成了固定的消費型態，也能在音樂裏表達個人，我也覺得很好。
L：您昨天還談到，即使是表達性，都還分為階段性與終極性的意義，請您再多談談這兩者的區別。
C：生活上的技術、技巧、情感，這些發為創作，都很美好，但放遠來看，卻是微不足道的。我記得日本一位設計師曾經說過，原文我記不太得了，意思大概是：所謂自由，不是在海灘上曬太陽，而是在行為中真正地表達與創作。我想這大概就是階段性與終極性的差別。
創作的終極意義，是表達人的理想、願望、信仰，那不是拿來炫耀的，那是非情感、非利益的，是更理性的思想。有時候，理性會被拿來當作傳銷，像是用情感來包裝藝術品，利用服務完成利益。利益並不是壞事，但我這兒的理性，是指超越利益與情感的。
這在一次採訪中說不準，我若簡單說說是不負責任的，怕被用錯誤的方式理解。它像是抽象的物理概念。最簡短地說，創作的終極意義就是，不想着利益、不想着情感，這些都不想了之後，剩下來的那個東西是什麼？就是終極意義。
L：您在什麼樣情況下，開始思考終極意義？您會用什麼方式，來使自己逼近它？
C：我自己也是到了最近，才比較能歸納出心得。懷疑自己就是訓練自己，像是到健身房去鍛鍊肌肉一樣，用懷疑自己來鍛鍊心理肌肉。當習慣了這樣的思考模式，便能迅速反映與表達。
每天凌晨十二點到四點，是我的 Silence of Heaven。這個時間有時候我人還在外面繁忙，有時候在家裏放鬆，但都能感覺到在信息在儲存與處理，一下就能寫出東西。每個人都應該找到自己的這個時刻。
L：您近年常與年輕音樂人合作，您的心得是什麼？
C：我永遠都在學東西，跟年輕人合作特別有意思，可以在他們的情感、生活、想法、和他們用的軟件中，學習新的音樂，可以結合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像這次演唱會中合作的 Bbox 賈宏龍和 MC 大衛、MC 大痣，都是80後、90後的，我特別看重他們的即興能力。
倪重華籌畫的台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Taipei Media School，簡稱TMS）在九月開學，正式啟動，他邀請崔健來TMS大師講座，崔健想了想，點頭說好：「我好像到了可以給予的時候了。」
L：您也開始接觸網路，這次演唱會首次做了網路直播？
C：對，我回家後不斷反覆地看，看到了許多不足，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覺得要做就要做好。
L：但是您並不與網友互動？
C：我覺得一上網就老得維護，花的時間長，而且網上言論經常沒有真正了解對方就發表。我若是想表達些什麼，不如定期拿出作品。在網路上經營自己是電影明星做的事，不是音樂人該做的事。
L：您這次演唱會上最讓人振奮的，是邀請 The Police 的鼓手 Stewart Copelan 同台，並且重新譯唱著名的 Message in the Bottle，你覺得這次合作經驗怎麼樣呢？
C：Copelan 身上那種直面直給的搖滾樂手精神，讓我們很佩服，因為搖滾樂在東方、在有儒家道統的地方、包括我自己身上，都還是顯得尷尬。這次的合作很開心，我們邀請他一起去澳洲巡迴，他說，他還想來中國。（笑）
翻譯歌詞也是個愉快的經驗。首先意思要準確，我先請外語學院的教授幫我把關，他先翻譯一次之後，我自己再用我唱得舒服的旋律與韻腳去修改。Message in the Bottle 是我特別喜歡的歌，它真的就像個漂流瓶一樣，從三十年前被扔到現在的時空，丟到我們手上，讓我們重新唱出來。
带着情绪和思考去听很有感染力。只是个伪摇滚迷罢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