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台湾人！”崔健搭着倪重华的肩，直率地向旁人介绍，“现在好像是当官儿了，还是什么的？”倪重华连忙笑答：“不不不，退役了。”在这一对认识三十年的哥儿们身上，台湾流行音乐教父、中国摇滚之父这些巍峩巍峨头衔似乎不重要。
在台湾人称倪桑的倪重华来到北京，成了“老倪”。1986年，香港进念二十面体的荣念曾将崔健《一无所有》的卡带托人交给倪重华，他一听，大受震撼，那是前所未有的冲击，是台湾没有的音乐，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想要见这个人。
台湾尚在戒严时，别说见面，连打电话到对岸都不成。倪重华还是要到了崔健的电话，趁出国差旅机会，从海外打电话给他。时空一转，来到2016年，各自老了三十岁的两人坐在一起拿出手机，扫了一下，成了微信好友。
崔健的音乐在三十年后的中国，似乎不再是把锐利的刀子，而像温暖的波浪，在金风飒爽的秋夜，陪伴着一代乐迷追忆已逝的青春。
这是10月1日的夜晚，“崔健滚动三十”演唱会结束的隔夜，余波仍在老摇滚与新乐迷们心中荡漾，大伙聚在北京后海、管乐手刘元开的东岸酒吧露台， 继续话当年聊近况。崔健的音乐在三十年后的中国，似乎不再是把锐利的刀子，而像温暖的波浪，在金风飒爽的秋夜，陪伴着一代乐迷追忆已逝的青春。
后来，两岸开放探亲了，倪重华80年代末到90年代频繁来往北京，阴错阳差中没出成崔健的唱片，两人还是成为好哥们，倪重华创立的真言社，发行了刘元的演奏专辑。1989年倪重华带了崔健、刘元，到伦敦参加亚洲音乐节，台湾代表是齐秦，香港代表是张国荣。那是崔健第一次出国演出。
倪重华当时在北京有个绰号叫“吃个饭”，约歌手、乐手见面谈合作，不是在规规矩矩的办公室里，而是先吃个饭吧！“一起吃过饭才会有情感，没情感怎么交流、怎么工作呢！”倪重华笑说。
崔健形容倪重华，外表看起来像个商务人士，却晓得用音乐家的方式与他们交流。崔健最常向人说起的“佳话”：倪重华和他们到东四环的涮羊肉馆，与大伙干着二锅头，喝醉了自己跑到公厕的小便池吐，一吐，不小心把假牙吐掉了，他捡起来，回到座位上，用矿泉水冲了冲，戴了回去，说：“接地气了！”
有些年轻人，则是因为听了李荣浩翻唱的《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去找到原唱版来听，才知道有崔健这个人。
三十年来，两岸流行音乐、或者说文化的地气，似乎难接上。台湾艺文圈的朋友听到我要到北京采访崔健演唱会，直喊羡慕，但我知道让他们激动的，是《一无所有》，是《一块红布》与《花房姑娘》，至于后来的新专辑，就因陌生而无感了。台湾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可疯宋冬野了，但他们还知道崔健吗？“好像就是大陆的罗大佑吧？”一个文艺美少女说。有些年轻人，则是因为听了李荣浩翻唱的《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去找到原唱版来听，才知道有崔健这个人。
出发前，我小心地问倪桑：“你觉得崔健过气了吗？”倪桑摇摇头，笃定地说：“不会，他是历史。”我不禁失笑：“历史听起来比过气还惨耶！”
我大概懂倪桑的意思，历史就应该是广被一代一代人了解认识的。“在网路时代麻烦的是，你不上线，就不在线上。”倪重华说，如果不透过网路传播，年轻人分享转贴，再厉害的音乐都很难发挥影响力。
但倪重华认为与其在网路上火热，崔健更应该走向国际舞台，到国外实体演出。“他的音乐与表演是最古典的摇滚乐，乐手们也都是几十年稳扎稳打训练的，就商业、就艺术，他都是中国摇滚乐最好的代表。”
长年担任音乐幕后推手的倪重华，始终思索着如何将影音产业拉到国际规格，他转战幕后的幕后，由实验教育做起，将目标放在未来十年。倪重华筹划的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Taipei Media School，简称TMS）在九月开学，正式启动，他邀请崔健来TMS大师讲座，崔健想了想，点头说好：“我好像到了可以给予的时候了。”
L = 刘梓洁
C = 崔健
L：您去年发行的新专辑《光冻》，得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您知道得奖时心情如何呢？
C：现在唱片被重视的程度与以前不一样了，唱片像名片一样，重要的是专辑中的自我表达。我从没想过会拿到金曲奖。台湾的流行音乐主流市场已有自己的风格，能颁给《光冻》这个奖，我已经非常知足、非常感谢。
L：您昨天聊到音乐的政治宣传性、商业服务性与艺术表达性，能请您再多谈一点吗？
C：宣传性是最低下的，商业当然要比政治进步，因为商业也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服务性的音乐有存在必要，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发展出商业模式，这也是自由的一部分。但是音乐人绝不能局限于商业性创作，不能以为自己不做政治宣传就自认高尚，而要以自我表达作为主要能量源，不以赚钱为主，远离大众市场，它的运作形态与商业是有区别的。表达性的音乐也有负面的部分，自我表达过多，可能会变成了不包容、不宽容，会造成对别人的伤害。
我不选择服务性主要是因为，商业的审美价值周期太慢，一朝接着一朝，公司包装出一波，又包装出下一波，这种存在形式在西方已很成熟，东方也慢慢形成脉络，但摇滚自己有一定的审美存在，是不能慢慢地等着商业潮流的。
中国近年兴起的民谣，形成了固定的消费型态，也能在音乐里表达个人，我也觉得很好。
L：您昨天还谈到，即使是表达性，都还分为阶段性与终极性的意义，请您再多谈谈这两者的区别。
C：生活上的技术、技巧、情感，这些发为创作，都很美好，但放远来看，却是微不足道的。我记得日本一位设计师曾经说过，原文我记不太得了，意思大概是：所谓自由，不是在海滩上晒太阳，而是在行为中真正地表达与创作。我想这大概就是阶段性与终极性的差别。
创作的终极意义，是表达人的理想、愿望、信仰，那不是拿来炫耀的，那是非情感、非利益的，是更理性的思想。有时候，理性会被拿来当作传销，像是用情感来包装艺术品，利用服务完成利益。利益并不是坏事，但我这儿的理性，是指超越利益与情感的。
这在一次采访中说不准，我若简单说说是不负责任的，怕被用错误的方式理解。它像是抽象的物理概念。最简短地说，创作的终极意义就是，不想着利益、不想着情感，这些都不想了之后，剩下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终极意义。
L：您在什么样情况下，开始思考终极意义？您会用什么方式，来使自己逼近它？
C：我自己也是到了最近，才比较能归纳出心得。怀疑自己就是训练自己，像是到健身房去锻炼肌肉一样，用怀疑自己来锻炼心理肌肉。当习惯了这样的思考模式，便能迅速反映与表达。
每天凌晨十二点到四点，是我的 Silence of Heaven。这个时间有时候我人还在外面繁忙，有时候在家里放松，但都能感觉到在信息在储存与处理，一下就能写出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这个时刻。
L：您近年常与年轻音乐人合作，您的心得是什么？
C：我永远都在学东西，跟年轻人合作特别有意思，可以在他们的情感、生活、想法、和他们用的软件中，学习新的音乐，可以结合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像这次演唱会中合作的 Bbox 贾宏龙和 MC 大卫、MC 大痣，都是80后、90后的，我特别看重他们的即兴能力。
倪重华筹划的台北市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Taipei Media School，简称TMS）在九月开学，正式启动，他邀请崔健来TMS大师讲座，崔健想了想，点头说好：“我好像到了可以给予的时候了。”
L：您也开始接触网路，这次演唱会首次做了网路直播？
C：对，我回家后不断反复地看，看到了许多不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觉得要做就要做好。
L：但是您并不与网友互动？
C：我觉得一上网就老得维护，花的时间长，而且网上言论经常没有真正了解对方就发表。我若是想表达些什么，不如定期拿出作品。在网路上经营自己是电影明星做的事，不是音乐人该做的事。
L：您这次演唱会上最让人振奋的，是邀请 The Police 的鼓手 Stewart Copelan 同台，并且重新译唱著名的 Message in the Bottle，你觉得这次合作经验怎么样呢？
C：Copelan 身上那种直面直给的摇滚乐手精神，让我们很佩服，因为摇滚乐在东方、在有儒家道统的地方、包括我自己身上，都还是显得尴尬。这次的合作很开心，我们邀请他一起去澳洲巡回，他说，他还想来中国。（笑）
翻译歌词也是个愉快的经验。首先意思要准确，我先请外语学院的教授帮我把关，他先翻译一次之后，我自己再用我唱得舒服的旋律与韵脚去修改。Message in the Bottle 是我特别喜欢的歌，它真的就像个漂流瓶一样，从三十年前被扔到现在的时空，丢到我们手上，让我们重新唱出来。
带着情绪和思考去听很有感染力。只是个伪摇滚迷罢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