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4日一大早，我就被同事滿是興奮的短信吵醒：「我們系也接待過諾獎得主啦！」打開新聞，發現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Robinson（下簡稱AJR）三位學者，以表彰他們在理解制度如何促進繁榮方面的貢獻。去年春天，James Robinson造訪了我任教的南方小城教堂山。系裏舉辦的政治學方法討論班，請他來講最近關於伊斯蘭世界政治制度的研究。此前雖看過不少他線上的演講，真人卻始終未曾謀面。身着灰衣的他出現在電梯口的瞬間，竟讓人恍然有亦真亦幻之感。過去十餘年中，關於三位新晉諾獎得主的種種回憶，不由涌上心頭。
制度、地理，還是人力資本？
我第一次聽到 AJR的名字，是2011年，在北京大學汪丁丁老師的新政治經濟學課堂上。彼時我剛從數學系轉入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念碩士，對社會科學的各個方面都充滿好奇。第一節課，丁丁老師便提及，美國經濟學界當下最為重要的一場論戰，便是AJR三人跟哈佛大學的Shleifer和Glaeser之間，關於何種因素決定了長期經濟發展的探討。
AJR上承North以降的制度經濟學傳統，認為對當權者的制約和對產權的保護乃是繁榮的根源。這種觀點自然不算新奇，但如何證明制度和發展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卻是讓經濟學家束手無策的難題。畢竟Lipset早就斷言，富裕的國家更有可能採用民主制度來調節社會分歧。而各種混淆變數的存在，也讓分離出制度因素的作用變得充滿挑戰。
AJR的天才之處，是將當時剛發軔於勞動經濟學的「可信性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引入了政治經濟學領域。他們在2001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的名篇中提出，前殖民地國家今天的政治體制，往往是從昔日的殖民宗主繼承而來。而殖民者在到達一片土地之後，選擇建立怎樣的制度，則在很大程度上由當地的自然環境決定。若是氣候溫和適宜定居，他們會傾向於在此建設家園，並向母國借鑒較為包容的政治制度；反之，若瘴癘肆虐生存不易，他們則會依賴代理人開展攫取性的統治，以最大化地侵吞當地資源。
如果我們認為，歷史上自然環境對殖民者的友好程度，只決定一國的政體包容與否，而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無關；那麼，至少在前殖民地國家之間，人均收入的差別就可以完全歸結於制度的不同。 Robinson在採訪中提到，Acemoglu曾在MIT與2021年諾獎得主Angrist共同教授勞動經濟學課程，並從他那裡學到了利用「自然實驗」，即社會中演進過程中出現的隨機分組，來識別因果關係的技巧。
但是，假設自然環境跟經濟發展無關，顯然跟Diamond在名著《槍炮、細菌與鋼鐵》中論述的「地理決定論」相悖。於是，他們三人繼而於2004年在《經濟學季刊》發文，指出了所謂「命運逆轉」的現象，即很多自然條件優越的地區，如北美大陸，在歷史上並未出現高度發達的文明，直到大航海時代才後來居上。而中南美地區雖有過印加和阿茲特克這樣的大帝國，在近代卻被北美遠遠拋在身後。這正說明，地理的作用遠不如制度顯著。
在2005年的論文中，他們進一步用這套理論解釋了歐洲各國在大航海時代的發展差異，並發現初始制度較為包容的國家，商人階層能從跨大西洋貿易中獲利更多，從而帶動本國之後的經濟繁榮。在AJR引領的風潮下，用歷史數據檢驗經濟理論成為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領域。
當然，反對AJR的聲音也始終存在。有學者指出，他們2001年的文章用殖民者的死亡率來近似自然環境的宜居程度。但是，死亡率數據來源各異，未必能夠直接比較，而且他們的分析過程有挑選數據的嫌疑。更有力的挑戰來自Shleifer和Glaeser。在他們二人看來，殖民者帶去新世界的，不僅僅是母國的政治制度，還有自身的人力資本。這兩種機制始終同時存在，讓我們無法分辨出制度的影響。
作為回應，Acemoglu和Robinson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間完成了一系列工作。首先，他們進行了大量案例和國別研究，在塞拉利昂、博茨瓦納和大革命之後的德意志地區分別驗證了制度的重要性。這些研究最終凝結成了2013年的著作《為什麼國家會失敗》，他們在其中正式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概念，並將其運用於理解歷史上多個國家的發展軌跡。包容性制度下，權力由社會各階層共用，產權得到有效保護，因此普通民眾有更強的激勵進行創新和投資，經濟繁榮隨之而來。其次，他們收集了更為詳盡的時間序列數據，以期提供更為堅實的統計證據。於2008和2019年發表的兩篇論文中，他們基於跨國分析，斷言高收入未必會帶來民主化，但民主化的確會促進經濟增長。
那些年裡，儘管AJR三人在大洋彼岸風頭正勁，遙遠東方的社會科學學者們，對他們的理論卻並不十分感冒。按照AJR的預測，經濟增長在中國這樣一個攫取性政體中應該難以持續，但事實卻顯然並非如此。那麼，現有理論裏到底還缺失了什麼因素？是產業政策？社會結構？還是文化傳統？懷揣著這一疑問，我走上了赴美求學的道路。
可置信的承諾和民主轉型
我的第一站，是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的經濟系。這裡的學術氛圍和我預料的不同，系裡大部分人都在研究產業組織、巨集觀經濟和勞動教育這些經典問題，對政治經濟學感興趣的則寥寥無幾。當我興奮地提起AJR的論文時，已經讀到博士四年級的室友一臉茫然，表示從未聽過這幾個人的名字。
心灰意冷之下，我開始探索其他的可能性。經師兄的推薦，我去隔壁政治系選修了Scott Gehlbach教授主講的政治學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沒想到，在那門課上，我竟又一次與AJR重逢。Scott專攻東歐政治，所著教材中用了一整章來總結Acemoglu和Robinson關於政治轉型的理論研究。那時我才明白，之前讀過的實證文章，背後有著更深刻的關懷。 二人最初的興趣，是解釋所謂「第一波民主化」為何發生，何以成功。
在經典的唯物史觀看來，民主制度是新興資產階級同地產貴族進行利益鬥爭之後達成的妥協。 Acemoglu和Robinson則問道：如果只是事關利益，那為什麼統治者不試圖通過再分配來解決爭端，反而要允許政治制度的改變？二人指出，威權制度的核心問題，是統治者無法做出可置信的承諾。面對革命的威脅，他們當然有激勵做出讓步。但只要革命者輕信他們許下的諾言，放下武器，清洗便會隨之而來。而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就讓整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均衡，各方都更願意藉由選票來實現利益分配，不會輕易訴諸武力。新興階層藉以動員民眾的「實際權力」也由此被轉化為受制度保護的「法定權力」。
作為經濟增長領域的專家，Acemoglu率先將「理性預期」的思想引入了轉型研究。他們理論中刻畫的各方勢力不再只關注當前收益，還會將未來的各種可能性納入考量。民主制度下，各方的預期收益都更為穩定，因此即使是統治階層也願意讓渡一部分當下所得，以換取革命浪潮的徹底平息。相比之下，威權政治中，博弈的結果完全由實際權力決定。即使各方都有妥協的意願，也因為缺乏可置信的承諾，而只能不斷爭鬥，至死方休。基於以上邏輯，Acemoglu在2003年作出了著名論斷：「政治裏沒有科斯定理」，也就是無法通過談判讓社會達到有效率的均衡狀態。
2006年，Acemoglu和Robinson將數篇論文中的見解集結成書，題為《民主和獨裁的經濟起源》，並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技術進步導致新興階層崛起，改變了實際權力的分佈。他們在革命風潮湧起，「機遇之窗」打開的時候，會逼迫統治者讓渡法定權力，推動政治轉型，以鞏固自身在新政權下的地位。這樣，一國的政治制度就變得更加包容，更有利於長期的經濟繁榮。
根據他們的預測，一個社會在不平等程度加劇時，更有可能爆發民主化運動。但現實顯然遠比這更為複雜。新世紀的前二十年裡，俄羅斯的寡頭們紙醉金迷未曾停歇，中國的權貴階層距離普通民眾也日漸遙遠。然而，民主的曙光卻始終未見蹤影。革命之火雖然席捲了阿拉伯世界，新的社會均衡卻未能形成，經濟增長率也並未跟先前有太大差別。美國主導的制度建設並未讓阿富汗和伊拉克煥然一新，2008年的金融危機反而暴露了西方國家內部的諸多缺陷。包容性制度，也許並不是萬能良藥。
超越制度決定論？
再後來，我轉到紐約大學攻讀政治系博士。 不久就聽說，Robinson跳槽去了芝加哥大學，從此他跟Acemoglu的合作不再像先前那般頻繁。這段時間，Acemoglu和兩位博弈理論家Egorov和Sonin一道，將政治學中經典的執政聯盟理論推廣到了動態情況，試圖從人才選拔的角度解釋制度和發展之間的關係。
在他們看來，威權統治者最大的擔憂，是新鮮血液的湧入會永久打破聯盟原有的力量平衡。新勢力本身也許不足為懼，但他們會跟聯盟中其他成員合作，換取更多自己人在政府中任職，最終導致舊制度徹底垮臺。因此，即便知道身邊都是庸才，統治者也未必有選賢任能的動機，以防止自己將來地位不穩。在一個不能人盡其才的社會，經濟發展自然也受到諸多阻礙。
這一次，中國似乎又成為了反例。2012年之前，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套不同於民主制度，卻又看上去運轉良好的政治體系，最高領導層的定期更換和地方官員的唯才是舉，帶來了持續三十餘年的高速增長。「中國模式」的特殊性乃至優越性一時間甚囂塵上。轉型研究不再時興。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威權政權政體的韌性，或是民主政治的衰敗作為課題。Acemoglu的新作雖然仍在頂刊發表，卻未能引起如之前一般的關注。再往後，他的研究逐漸轉向社交網路和人工智慧。
2023年，他和Simon Johnson合寫了新書《權力與進步》，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闡述為什麼技術進步並不總是帶來繁榮和幸福。他們的觀點是，制度安排決定了新的技術是否能夠惠及普羅大眾。只有包容性的制度，才能防止技術被統治者壟斷，抑或是成為維系統治的幫兇。而包容性制度的維持，需要更加平等導向的政策制定，和公民社會的廣泛參與。
與此同時，Robinson在芝加哥繼續推進著他們之前的實證工作，但視野愈發全球化，也更加強調非制度因素的作用。在非洲，他跟同事們一起研究了剛果歷史上的庫巴古國，發現中央集權國家的存在推動了族群融合，但也培養出了鑽制度空子的社會風氣。在巴基斯坦，他通過實驗證明，信息公開可以增加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降低他們對非政府組織的依賴。在英國，他檢驗了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如何削弱了天主教會的力量，進而促進了農業發展。跟伊朗學者一起，他探討了伊斯蘭教法如何對統治者的權力產生限制。
不過，Acemoglu和Robinson並未忘記他們學術之旅的起點。2022年，他們在時隔多年後合作了一本新書，題為《自由的窄廊》，其中總結了兩人近年來的思想歷程，並明確地將「公民社會」納入到了制度決定論的理論框架之中。他們認為，無論是保障自由還是實現發展，都需要國家和社會的力量達到微妙的平衡。國家能力過強通向暴政，過弱則難以維繫政府的權威，引發秩序的崩潰。通向美好社會之路，只是一條狹窄的走廊。威權政體之下，國家和社會也許能在短時間內互相制衡，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但最終，當權者繼續執政的慾望會壓倒一切，讓他們鉗制不同聲音和任何的潛在挑戰者，親手摧毀發展所必需的脆弱基礎。
回到制度決定論？
我已經不太回憶得起Robinson那天演講的細節，只記得結束之後，聽眾紛紛排隊上前跟他合影留念。 想來像我一樣，讀著AJR一路走來的社會科學家不在少數。因為系裡下午還有其他活動，我幸運地獲得了陪他午飯的機會。終於，我得以當面向他問出埋藏在心中許久的那些問題。
我問Jim你跟Daron是怎麼認識的？他說我當年在LSE面試，作報告的時候台下第一排坐著兩個博士生不斷發問，後來知道他們一個叫Daron Acemoglu一個叫Thomas Piketty。我說你怎麼變成了一個政治學家？他說我第一份工作在澳洲，後來我跟Daron的工作被伯克利的政治學家們留意到，於是讓我去那邊任職。因為政治系還有寫書的傳統，我們才寫了《民主與獨裁的經濟起源》。我說你現在還認同制度決定論嗎？他說我覺得文化因素可能更加根本。你看，我們的理論對中國的預測始終不太成功，可能就是對文化考慮得不夠。我說有沒有可能你們其實沒錯，只是過去二三十年太過特殊，全球化讓威權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抵消了攫取性制度的負面影響？當全球化浪潮褪去，民主也許還是最具競爭力的制度。畢竟，當政府不斷做出愚蠢的決策之時，民眾至少還有個換人的機會？他想了想一下說，這樣講也不無道理。
對於AJR，社會科學家們始終懷有十分複雜的看法。他們提出了一套極富野心的研究議程，試圖解釋不同社會中繁榮的根源，並在方法論上帶來了徹底的革新。如今，基於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已經成了理論學者的常用工具，而在歷史事件中尋找自然實驗，更成為了無數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習以為常的研究範式。但也一直有人在質疑：我們究竟從AJR那裡學到了什麼？不錯，我們有了更好的工具和更多的證據。但以理論貢獻而言，他們似乎並未真正超越North所奠定的基礎。他們鼓吹的制度決定論，很多時候也顯得過於武斷，跟實際情況並不相符。
所幸，AJR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自身的局限。在過去十幾年間，他們不斷地從各個維度超越了曾經的自己，將更多變數納入了考察範圍。他們提供的答案當然遠非完美。但他們提出的問題，打通了經濟學和政治學之間的壁壘，讓年輕學者得以用更加普適性的方式，去探索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係。如今，我們越來越清楚，制度不是唯一的解釋變數，民主也遠非毫無缺陷。
但在這個動蕩的時代裏，AJR所強調的，包容性制度對一個國家的根本性意義，也許只會隨著時間而變得更加明顯。正如他們所說，只有制度上的轉型，才能讓社會進入一個新的均衡狀態，讓自由和繁榮獲得穩定的根基。面對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去相信一個救世主式的領袖，去打破制度施加的種種桎梏，推動激進的社會變革，無疑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選項。然而，救世主並不存在，再天才的政治家，也有自身的局限。制度的毀壞，在短時間內未必會影響我們日常的生活。但當自由一步步被侵蝕，生活中的每一秒都處於監控之下，整個國家都被統治者的個人偏好支配之時，我們終將清楚地意識到，缺乏包容性制度保障的繁華盛世，只能是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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