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真的很想離開一下，到一個沒有人知道你是誰，或是你的名字不重要的地方。」談話到一個段落，聶永真突然吐露出自己的脆弱，他看起來有些疲憊，或許是因為剛結束一段旅行，也或許是因為近幾個月來頻繁看見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公眾與媒體面前，「我會往負面情緒上去想，人家又會怎麼看我？全世界難道只剩下聶永真嗎？」
自從2015年為蔡英文設計競選視覺操刀之後，台灣知名設計師聶永真與其率領的設計工作室「永真急制」影響力迅速從小眾設計圈延伸到一般大眾，近來他所設計的總統就職紀念郵票、街賣者限定口香糖包裝都掀起巨大浪花，一時之間，許多過去對設計無感的人都突然化身成設計專家，誰都可以對他的設計評論幾句。
有人帶着惡意揣測進行人身攻擊，也有設計師從專業角度評析看似主觀的美學議題，向下探掘出可受理性公評的空間，並透過社群網絡的擴散，不斷連結引入更多討論交流。這些因聶永真而引發的騷動現象，恰好呼應了近來台灣社會中對於設計與生活美學議題的熱度。
一張郵票看見國家高度
2016年總統大選結束後，聶永真在民進黨媒創中心主任李厚慶的邀請之下接受了元首就職紀念郵票的設計，讓過去從未引發關注的就職紀念郵票成為熱門社會議題。
「這麼詼諧可愛的設計居然出現在那麼重要嚴肅的場合，一定會讓很多人嚇到及不理解，但也可能會帶來非常大的效應，讓全世界注意到台灣換了一組新的人馬，郵票居然膽敢做成這樣！」
聶永真談起自己為總統就職設計的紀念郵票，以幾何像素與簡單線條勾勒而成的正副元首肖像，相較於過往就職紀念郵票多以人像攝影合成的設計，這種手法堪稱叛逆大膽，自然也引發許多極端的反應，但這種衝擊感正是聶永真的目的，看似魯莽，其實經過精密的設計與計算。
「很多人批評從這個郵票上看不到國家高度，但是一張郵票5塊、10塊，這根本就是大眾流通的東西。」聶永真正是要打破肖像崇拜，即使是紀念總統就職的郵票，也要強調正副元首不是最重要的人，他將正副總統的肖像與工地工人、警察、醫生、機車族、同志、寵物等社會不同族群並置，偷渡了自己對於職業、性別、社會角色、平權議題與族群的信念。
回顧過往國內外元首就職紀念郵票，大多採用寫實的照片或油畫表現，即使歐巴馬的郵票運用了普普藝術的手法，整體看起來也給人嚴肅莊重的印象。「嚴肅沒什麼不好，但真的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我們也採用這種手法，看起來就只是亞洲國家中的其中一員，沒有任何特質。」
試圖顛覆只有歐美國家膽敢反叛、亞洲國家就是保守的刻板印象，在最安全的時刻，用充滿挑戰與挑釁的設計掀起一波美學革命。大眾的確接收到聶永真的發出的訊息，在大量的正面讚譽中，自然也有尖銳的不同聲音。
「這次郵票設計會被針對，是因為它完全不符合我們過去對同類型東西的期待，遊走在非常邊緣、非常不安全的位置上。」空白地區工作室負責人設計師彭星凱從專業角度分析，聶永真的團隊在這個設計上突破了過往人們對於郵票設計的想像，拒絕將總統偶像化，設計背後的「企圖」已大大高過「形式」，成功挑動過去從未被政治號召吸引的族群。
讓陰影一閃而過，聶永真積極正向的看待這些風雨，「無論評價是好是壞，對我或是對大家，都是一種很好的灌溉，因為這些不同以往的存在，或許我們可以多一點點寬廣與包容，讓社會變得更開放，往正面的方向走去。」聶永真期待，透過這些激烈的碰撞，能漸漸鬆動台灣人對於美學的單一想像。
美感作為一種社會責任
不論是2014年主動為太陽花學運在《紐約時報》刊登的全版廣告進行設計，或是接受民進黨委託設計總統競選視覺系統，聶永真沒有迴避自己作為設計師，同時也是一位公民的政治意識與社會責任。
因此在自我的政治認同之外，聶永真一直沒有改變以設計改變環境的初衷，他清楚認知到，設計師所經手的每個作品會在社會上流通，變成人們日常風景的一部分；所以聶永真有意識地運用個人的知名度與影響力，與握有廣泛傳播通路資源的案主進行合作提案，讓具有一定品味的商品在潛移默化中進入消費者的日常生活。
最經典的案例，是2015年夏天與統一超商合作的咖啡杯設計，以純粹的單色與幽默短句緊扣人們對咖啡的感性想像，根據經紀提供給聶永真的數字，當季咖啡銷售量是過往同時期的10倍以上，「幫7-11賣咖啡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我希望把美跟設計藏入非常經濟的東西裏，透過通路廣泛的流通，讓每個人都可以很簡單就消費得起。」
重新設計生活中隨手可及的大眾商品，聶永真背後的宏觀意圖是再設計台灣社會對於美學與品味的想像。日本設計大師原研哉就認為，與其透過一些特殊形式的產品設計，倒不如藉由衛生紙、寶特瓶等不起眼的東西，當人們瞭解到日常生活中隱藏着設計的覺醒瞬間，設計的思想也在當下脫胎換骨。
聶永真試圖在龐大的商業體系中撕開一個缺口，激發其他通路與設計師未來更多突破可能，讓看似微小的改變可以持續滾動擴大，「其他競爭通路也可能會受到影響而跟進效仿，讓生活中的美感教育走得更快。」
從極為商業的咖啡杯、信用卡設計案，到牽涉到政治領域的競選主視覺、郵票設計及延伸的台啤與台酒設計案，對聶永真而言，最重要的目的都是借助擁有強大傳播管道的品牌推播，讓大眾體認到設計與美學的價值。
以設計撼動傳統高牆
聶永真就像一個觸媒，總是很輕易就能點燃人們對某個議題的熱度，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來自各方對聶永真與其設計的關注，是否代表設計美感的全面勝利？
「被討論與被質疑不代表重視。」彭星凱務實地指出，「聶永真是目前台灣唯一具有明星氣質的設計師，他的一舉一動被當作公眾人物看待，而大眾通常認為自己有評論公眾人物的權利。」
運用自己的設計與影響力服務客戶，對於品牌與聶永真雙方原本應該是一種互相成就的雙贏，「很多時候客戶找我合作會把我的名字highlight出來，然後很多人會再去highlight這件事，台灣難道沒有其他的設計師了嗎？」即便聶永真已努力將自己縮小，但是外界仍容易將焦點傾斜到聶永真個人身上，模糊了原本的理念訴求。
例如聶永真與築點建築及關懷社會弱勢的人生百味合作，在2016年4月發表了街賣口香糖再設計案，希望藉由設計為街賣者限定販售的飛壘口香糖增添附加價值，增加街賣者的曝光度及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更長遠的目標則是讓更多人投入街賣商品的開發，為街賣者創造更高的收益進而改善生活。
計畫立意良善，但是聶永真以棒球漸變到壘包殘影的圖像視覺設計再度引發兩極化的迴響。「有行銷專家說我們完全不懂得什麼是品牌塑造，還有人說看起來像是眼影盒，佐藤卓有個口香糖設計上面是企鵝，難道他在賣企鵝嗎？」激起聶永真情緒的，並非自己的設計受到批評，而是這些批評背後隱含的單一意識型態。
「為什麼有一個新的可能出現時，大家就急着跳出來批評？能不能不要急着丟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每一個改變，都像是一個引彈，打破既定框架的硬殼，試探摸索前方的未知，聶永真說，「先放寬心胸，讓這些事情開展、發生，往後才有可能出現更多不同的東西，這個社會才有可能變得更好，不是嗎？」
前陣子聶永真在臉書上發表自己過去為牛奶瓶及濕紙巾所做的demo設計，起因是他為通路所設計的極簡包裝抽取式衛生紙，在正式生產前的最後一刻被業務銷售部門喊停，實際的市場考量仍是最難跨越的高牆；但是這次demo卻也開啟了鮮乳坊與聶永真的合作，讓嘗試抽象簡潔的鮮乳包裝能夠進入市場，帶來更多元的視覺拼圖。
當一個新的可能萌芽時，就感到著急害怕，急着否定，這種對於變動的不安全感與不信任，這是台灣社會獨有的困境嗎？聶永真也沒有答案，但是他很清楚，光憑自己的一人之力，很難撼動改變社會的價值，「我比較像是開路者，讓更多設計師看到更多可能性，一起加入努力。」
的確來自民間的自發聚集力量，也正在攪動城市，撼動過去傳統保守的高牆。以一篇高鐵車票再設計文章帶動社會熱議的IF OFFICE負責人馮宇觀察，過去只能期待政府或政治人物解決問題，現在透過公民意識的覺醒及網路科技，讓設計師更容易與社會其他力量合流，為城市注入更多美感的想像。
在一次次的勝利與失敗之間，不斷重新劃下現實與理想的基準線，聶永真與其他設計師一同努力及見證這些改變為社會帶來的正面刺激，「到那一天機場指標、身分證、車票資訊設計等問題再也不是一個issue。」這是聶永真的期待，過去幾年他改變了一些事，但是他說，「我們還有更多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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