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紀念六四的人，是統派還是獨派？

1989年6月3日深夜，台北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擠滿了3萬來自全台各地的民眾共同參加「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和當時在北京天安門聚集的學生連線表達聲援。

凌晨0點20分，熱線接通，人在北京，負責聯絡這場活動的唐山樂集負責人陳百忠用沙啞的聲音在電話那端喊到「現在解放軍開槍了……」連線隨即中斷，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陷入一片哀痛，到處都是人們哭泣的聲音。凌晨5點，廣場上的人手牽手唱起了〈龍的傳人〉。

在共同經歷了那個可怕的夜晚之後，當時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一些民眾便成立了「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簡稱「血援會」），此後的20年間，「血援會」每逢六四，便會舉辦紀念活動。

在現今台灣的政治語境下回看這一段歷史，首先會被覺察到的就是這組織名字裏的這四個字：「血脈相連」。它被認為預示着某一種「統派」，或者在香港被稱作「大中國膠」的政治立場。他們鮮明的立場是反對共產黨極權統治，但對於「中國人」的認同，以及「建設民主中國」的立場堅定不移。

中國崛起後 紀念六四的改變

血援會主辨的紀念活動，規模大小視參加的人多少而定。但之後隨着台灣本土意識逐步成為政治主流，加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大部分當年支撐起「血援會」的統派群眾逐漸淡忘、放下了對中國共產黨極權統治的批判，轉身擁抱「中國崛起」的現實。

最鮮明的對比發生在2009年，六四事件20週年，在700萬人口的香港，有20萬人參與了紀念六四活動，是人數最多的一年。但同一年在台灣，「血援會」在自由廣場上舉辦的紀念活動，只有幾十人到場響應。

但不過兩年以後的6月3號晚上，已經被陳水扁政府改名為「自由廣場」的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聚集起了大批的年輕學生。這批生於台灣解嚴後的青年，在六四發生時恐怕都還是襁褓中的孩子。但此時他們聚集在一起，以六四之名高喊着自由、民主、人權以及台灣獨立。彼時，這樣公開在六四晚會上喊台獨，還會引發一些爭議。但此時此刻，在台北的六四晚會上喊台獨，已然成為一種政治正確。

這樣的改變，要回溯到這一批年輕人起心動念辦六四紀念的初衷，時間是2009年：

2009年，香港學生黃俊傑來到台灣大學攻讀哲學。來台灣之前，他從國中三年級開始，每年的六四都會一個人去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參加六四晚會。在他的記憶中，他第一次去參加時坐在第一排，轉身向後看，每個人都拿着燭光，放眼望去是星星點點的燭光繪成的海洋，這樣的畫面深深地震撼了年少的他。到台灣之後的第一個寒假，他便打聽台大是否有紀念六四的活動，但是他發現身邊的人並不在意，甚至不知道有六四這回事。

同一年，六四事件當時，廣場上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來到台灣，開始在台灣各大學教書的生涯。王丹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台灣的白色恐怖，一開始他教的甚至是台灣史，但後來發現台灣學生對於中國大陸非常陌生，便決定改行教起中國近現代史。

讓他們始料未及的是，這個活動（紀念六四）在網上被同學們罵翻了，原因是他們在台大中軸線上搭的帳篷擋住了校園內的標誌性建築物——台大圖書館……但這也意外的引發了同學們對六四事件的討論，「六四是什麼？」「六四是五四嗎？」

「我們不幹誰幹」，八九民運時期的「絕食宣言」一直在黃俊傑腦海裏。大一下，他決定為紀念六四做點事情，他找了同班的台灣同學凃京威，還有學校裏的一些港澳學生，計畫2010年的六四在台大辦一次紀念活動。

和後來熱熱鬧鬧的晚會相比，這場活動很陽春：就在總書館圖前搭了兩個帳篷，擺了一週的攤位，手工製作了一些介紹六四事件的簡單海報和立牌，拉了一條白底黑字的橫幅「六四事件二十一週年紀念活動」。

讓他們始料未及的是，這個活動在網上被同學們罵翻了，原因是他們在台大中軸線上搭的帳篷擋住了校園內的標誌性建築物——台大圖書館，使得當年要拍畢業照的畢業生們無法拍到總圖，破壞了畢業季的軸線。但這也意外的引發了同學們對六四事件的討論，「六四是什麼？」「六四是五四嗎？」「是學生會的四六紀念活動還在繼續嗎？」

活動的最後一天，重頭戲是六四晚會，黃俊傑展開了為期64小時的絕食行動，綿延一整週的大雨已經讓他們狼狽不堪。在辦晚會前，黃俊傑壯着膽子通過臉書私訊了王丹，告訴他晚會的消息。王丹當時沒有辦法到場，但給了他另一位天安門廣場學生領袖王超華的聯絡方式。黃俊傑邀請了王超華到場。

令黃俊傑驚喜的是，中國1980年代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指標人物，現今居住在台灣的金觀濤和劉青峰教授也自發到場。這十幾個人點燃了蠟燭，就擺放在「毋忘六四」的立牌前，靜靜的哀悼在當年事件中失去生命的人們。

2009年的活動結束後，為了繼續舉辦六四紀念活動，黃俊傑找了原本一起辦過活動的港澳學生，共同成立「台大時務社」；社團宗旨是「推動學生關心時事，積極參與社會事務，達至青年議政之目標。」此外，時務社會透過各種活動，促進兩岸四地及各國學生交流及了解。

中國沙龍 兩岸學生統獨交鋒

同樣在2010年下半，王丹從政治大學轉到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擔任客座教授，課程內容是中國近現代史。六四學運領袖的經歷，讓王丹的課程吸引了非常多的台灣學生，其中包括當時在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念大二的陳為廷，以及時任學生會會長周慶昌、副會長蔡佳勳。其中陳為廷因為之後專注投身社會運動，在太陽花運動時期成了台灣家喻戶曉的人物。

除了正式授課，王丹和一些學生還在課餘辦了讀書會性質的「中國沙龍」，邀請對於中國有興趣的學生一起討論相關議題，其中有不少陸生慕名而來。在蔡佳勳的記憶裏，這些陸生們非常積極，總是在休息時間圍着王丹不停的問問題，一些人會質疑他當時為什麼要弄六四、也會問他個人的統獨立場以及中國民主化等問題。

「中國沙龍」從那時起，一直辦到現在，每屆沙龍的重頭戲就是「統獨大辯論」，這也是整個學期最精彩的活動，不同立場的台灣學生以及來自大陸的學生會就台灣未來該統一或獨立展開辯論。第一次在清華舉辦時，來了一百多人，整間教室被塞得滿滿當當，一些來自大陸的學生甚至專門前來宣揚兩岸統一，與現場持台灣獨立立場的學生唇槍舌劍激烈交鋒。

這時，在台灣的政治氣氛是馬英九執政初期，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下開始「破冰和解」。從2008年中兩岸海基、海協會恢復高層協商以來，半年一次互訪，協議商簽一紙接着一紙。2010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重慶簽訂，把兩岸交流推上高峰。

但快速推進的兩岸關係，讓持本土獨派立場的運動者感到警惕和不安。2008年11月，陳為廷還在台北市建國中學念高三，但他仍然參加了抗議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而引發的「野草莓學運」，和現場抗議者共同表達着對馬英九政府向中國大陸靠攏的焦慮，以及台灣可能「被統一」的擔憂。

這樣的思考伴隨着陳為廷進了清華大學。「那時我們都有一種想要了解中國的需求，」他說，自己和後來的運動夥伴蔡佳勳，這時都有種強烈的慾望，想要了解這片比鄰台灣的大陸。他們上王丹的課，閱讀中研院學者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看香港的《陽光時務》週刊……希望從課堂內外、字裏行間認識一個在主流媒體以外的中國。

王丹認為，紀念六四是普世性的，關心中國民主化是推動台灣國家正常化的一部分……如果不去關心普世性的價值，那麼台灣的路會越走越窄，朋友會越來越少。

在清大的日子裏，王丹與陳為廷、周慶昌、蔡佳勳等人相熟識，關係亦師亦友。2011年前後，這些台灣學生剛開始從事社會運動的日子，王丹大力支持着他們。蔡佳勳還記得，在當年的反國光石化運動中，王丹曾帶着慰問品深夜前來環保署看望夜宿在外面抗議的他們。

在一次談到六四時，王丹提到不論是在香港、美國還是歐洲國家，每年都有人紀念六四，這是在推廣普世性的價值，並鼓勵這些年輕人可以在台灣舉辦一些紀念六四的活動。

王丹認為，紀念六四是普世性的，關心中國民主化是推動台灣國家正常化的一部分。台灣的民主化如果不是普世性的，就會沒有前途，國家就會不能正常化。像歐盟國家都會來關心台灣的死刑問題。如果不去關心普世性的價值，那麼台灣的路會越走越窄，朋友會越來越少。

就在2011年前後，最初在台大辦紀念會的黃俊傑，經過王丹的介紹，認識了清華的陳為廷、周慶昌和蔡佳勳，在一起吃飯時，幾個年輕人談到了六四，一拍即合決定共同在校外舉辦一次六四晚會。三方人馬匯聚到了一起。這時，擔任清華大學學生會會長的周慶昌又找到了政治大學學生會會長林家興加入籌辦，再加上東吳大學學生會成員，共同組成了「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這就是近年在台灣舉辦六四紀念會的主力。

同一年2月，王丹南下成功大學任教，結識了台獨立場明確的成大「零二社」（編按：「零二」的台語發音接近「抗議」，因此被選為這個異議性社團的名字），「中國沙龍」也開始在成大舉辦。日後另一位全台知名的學生領袖林飛帆，就是零二社的成員。

林家興的加入值得一提的：他和團隊中的其他本土色彩濃重的台灣學生不同，林家興是個「異類」，藍營家庭出身的他，繼承了家裏的政治立場，並且堅定主張要在三民主義之下統一中國，立場時至今日仍不改變。2014年，林家興成為國民黨青年團團長，同時也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不同群體合辦紀念的路線和形式之爭

籌辦2011年六四晚會的，是一個集港澳學生、台灣統派、獨派學生的群體。因而除了募進經費外，籌備期讓工作會最頭大的兩個問題是如何對外生產論述，讓已經對六四議題陌生的台灣人願意來參與六四晚會，以及用什麼樣的形式來舉辦六四晚會。簡言之，前者是「路線之爭」，後者是「形式之爭」。

「形式之爭」存在於港澳生和台灣學生之間。在港澳生的印象裏，六四應該是一個莊嚴肅穆的活動，應該有着如同「絕食」的堅決和悲憤。但是這在台灣同學眼裏根本行不通，其一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唱歌表演，根本不會吸引到人來的」；其二，台灣同學認為抗爭不必搞得死去活來，可以歡樂輕鬆一些。

最後雙方各退一步，讓晚會同時具有了「悲憤」和「歡樂」的元素，於是在晚會上既有六四當事人的沈痛呼籲、全場默哀點亮蠟燭，也有像是high翻全場的台灣本土樂團「拷秋勤」的嘻哈饒舌表演。

而最能體現「路線之爭」的，是晚會前「宣言稿」的起草過程。 林家興身為新聞發言人，負責起草這份稿件。6月3日凌晨時分，林家興將文稿貼在工作小組群組裏，徵求大家的意見。

文稿中，林家興除了回顧了六四事件，控訴中共政權罔顧人權之外。也號召台灣青年站出來表達抗議，最後號召大家「毋忘六四」。但其中諸如「中華民族百年來多少先烈前仆後繼」這樣的文句，引發了陳為廷的激烈抗議。

「對不起，我建議把『兩岸四地百年來的先賢先烈』這種詞句拿掉，這種語句背後的假設是，台灣與香港、中國、澳門同屬一個『民族』，也就是『中華民族』，因此我們有共同的『先賢先烈』。但是這種假設我不能接受，相信很多來聲援的人也會傻眼。」陳為廷說：「在很多人的觀念裏，台灣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我們就是台灣民族，不是中華民族。一百年前在中國從事民主運動的人，我可以尊敬他作為一個革命者，但是他不會是『我民族』的『先烈』。」

林家興則回文認為，去掉「先賢先烈」的立場，以「兩個民族」來看待，會使得紀念六四的正當性下降很多。

對於「先賢先烈」之爭，同在工作小組內的時務社港生樊俊朗則表示「作為一個香港人，個人立場當然認為中華民族沒有問題。但是這樣的表述，肯定會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爭論，我個人認為應該刪除這些詞句。」

最終大家同意陳為廷的提議，林家興在文稿中刪除了具有爭議的詞句。

2012年舉辦晚會時，總召蔡佳勳採納了台灣本土的觀點……林家興對此難以接受……「這完全變成綠營的活動了！」但有人當場回應他「你自己辦個藍營來看看啊」……林家興在回憶這段時表示非常無奈，藍營找不到人來辦六四晚會是他不得不面對的事實。

2011年，六四22週年紀念，自由廣場上搭起了大型舞台，黑色的背景上寫着「六四二十二週年悼念晚會」以及當年天安門廣場上民主女神的剪影。晚會吸引了上千人參加，自由廣場牌坊前擠滿了人，這是台灣歷來紀念六四活動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王丹、王超華、林保華和楊月清夫婦均出席活動，而林飛帆作為成大學生代表上台發言，在發言最後，林在舞台上喊出了「台灣獨立」。

看着台上這一幕幕，最初發起辦六四晚會的黃俊傑心情很複雜。他說，表面上2011年的晚會是台灣十多年來參與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成功聚合到這些關心中國民主進程的「社運人」。但另一方面，晚會結束之後有港澳生跟他說晚會失焦了，很失望，因為有人在台上講台獨，那些串場「表演」像一個嘉年華，而非悼念晚會。

「我當時說服自己是因為『文化不同』，為什麼抗爭、悼念一定要搞得像『死老豆（死老頭）』一樣？為什麼不可以用笑臉對抗極權？後來經過蠻長的時間反省，我得承認不只是文化問題，最核心的是彼此對『六四』的想像、立場不一樣。」在辦完這屆晚會後，黃俊傑便退出了工作會。「形式之爭」逐漸消弭。

「路線之爭」則隨着2013年樊俊朗和林家興的退出，也漸漸定型。在2012年舉辦晚會時，總召蔡佳勳採納了台灣本土的觀點，並且非常堅定。林家興對此難以接受，並向工作會的夥伴抱怨「這完全變成綠營的活動了！」但有人當場回應他「你自己辦個藍營來看看啊。」

林家興在回憶這段時表示非常無奈，藍營找不到人來辦六四晚會是他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國民黨內的經濟優先派不敢碰這個題目，更多的歷史無知派，並不認為這是重要的事情，只有馬英九在乎六四，每年發表演講，但是黨內也不支持。」

在路線和形式的兩個最大問題漸漸消失後，從2013年起晚會基本定型，活動的出資者也回到台灣本地，主要是「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及「華人民主書院」。活動組織者是以台灣本土立場，用外國人的角度來組織和舉辦這場紀念晚會，晚會的主要訴求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和台灣的價值認同。以及對於中共迫害人權的抗議，警示台灣人民所面對的中共政權有着這樣的本質。

分裂與疏離的六四記憶

2014年，台灣爆發「三月學運」後的六四晚會上，當時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團體悉數到場，同時也吸引了在台的反對中共政權的社團參與，例如台灣自由圖博（西藏的傳統名稱）學會 、台灣圖博之友會、台灣法輪大法學會、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台灣維吾爾之友會等組織。

在活動現場，各個團體參與擺攤，除了販賣相關書籍、T恤之外，還有很多結合台灣本土社運氣息的攤位。頭幾屆政治人物不能上台講話的慣例也逐漸被改變，學生組成的工作會則正式邀請了藍綠兩黨到場對六四事件表態。

至此，工作會所舉辦的六四晚會切出了一個和1989年成立的「血援會」完全不同的角度及立場紀念六四活動。

但看在一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眼裏，自由廣場的六四晚會顯得非常陌生，「我覺得這是在講別人的故事，」曾經參加過2013年六四晚會的台大陸生林誠（化名）講到。林並不是了解六四事件，在中國大陸念書時他就與朋友們在每年六四時討論當年的學運。在他看來，這場在自由廣場的晚會是一個「反華」團體大集會，有新疆、有西藏、有異議人士、台灣反對運動者，這些人平時很少出現在同一個場合，但居然都出現在六四晚會，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

林誠說：「我在廣場上，感到一種強烈的疏離感，在廣場上我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哪裏。你屬於哪個團體嗎？是本土社運團體嗎？不是。你是其他的那些西藏、新疆團體嗎？也不是。」在林誠看來，六四晚會也是一個台灣島內「爭奪中國詮釋權的戰場」。

另一位參加過六四晚會的台大陸生陳禮仁（化名）則說：「我有一種疏離感，maybe（也許）西藏、新疆、台灣獨立、六四都很主要，但是我感受到整場活動沒有血肉。在北京念書時，同學之間傳遞六四的紀錄片，大家會討論六四當時自己父母經歷的事情，這是有血有肉的，但在台灣的晚會上我感受不到痛苦和苦難。」

隨着台灣的社會運動當中「中國因素」的討論涉及越來越廣，他們找到了台灣內部更明確的焦點去反應曾經無處投射的焦慮，而不用再援引別人的例子。「但很殘酷的是，當我們有了這些，我們就對於中國的民主化關注便沒有那麼多了。」

陳為廷做出了反思：「說不定我們自己並沒有那麼關心六四，我們只是把六四挪用去做一種符號。」

陳進一步分析，在2011年前後，他們開始投入籌備六四晚會的前後，所面對的是找不到如何戳破兩岸繁榮的這種假象，「所以我們只能援引中國的例子、香港的例子來表達我們的焦慮」。但隨着台灣的社會運動當中「中國因素」的討論涉及越來越廣，他們找到了台灣內部更明確的焦點去反應曾經無處投射的焦慮，而不用再援引別人的例子。「但很殘酷的是，當我們有了這些，我們就對於中國的民主化關注便沒有那麼多了。」

六四晚會辦到今年，總召輪到前清大學生會會長周慶昌，他認為確實存在陳為廷所提到的狀況，「每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但並不是說我們不關心、不在意了。台灣很多人權團體對於六四事件的關注從來沒有削減過。」凃京威則認為，今時今日的台灣，「中國因素」變得很大很多元，人們於「中國因素」的焦慮依然存在，以這點看來需要更加去了解中國。成功大學零二社前社員張芷菱進一步分析，六四晚會的本土化是很正常的，因為六四已經成為台灣理解「中國因素」的其中一個面向。

在今年的六四晚會籌辦中，工作會遇到了很多困難，人事異動，贊助者的異動，甚至到4月還不確定是否能辦起今年的晚會。

對於舉辦六四晚會，周慶昌也表達了自己的焦慮，「每年要花很多時間跟台灣人溝通為什麼會要辦六四晚會，很多人會說『中國關我屁事』，每年都要面對這樣的質疑真的讓我們感到很困擾。」但是他很清楚，台灣作為鄰近中國的國家，又無時無刻不受到中國的影響，必須要面對中國，且時刻提醒台灣人民中共的本質。另一方面必須重申台灣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核心價值。

六四事件的親歷者，現取得台灣身份，居於台中的吾爾開希在今年以劉曉波之友會的名義贊助六四晚會。他說，作為一個事件親歷者，27年之後，依然有人對六四事件表達紀念，光憑這一點，他已經很感謝了。在談到台灣為什麼還值得紀念六四事件？他說許多人倡議「向中國說『不』」，這不是看不見中國社會、中國人民。而是向中國政府不符合普世價值、違反台灣核心價值的行為說「不」。「而紀念六四本身，就是一個最好的，向中國說『不』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