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記憶脆弱，如果不記錄下來，容易丟失、錯置甚或被策反。二十四年前此刻前後，我們在幹甚麼？當香港八、九十後青年努力抵抗遺忘時，當年在電視機前首先受天安門現場轉播衝擊的香港文化界，在「前互聯網」年代以怎樣的方式和行動向暴力說不？於是我請來亦師亦友的前輩，以及幾位當年跟廣場學生差不多年紀的同輩，各自撰寫短文，嘗試將散落的記憶碎片，重新撿拾拼湊，讓非主流論述的圖像逐漸顯現，互補驗証。因時空所限，沒能做一個整全的文化界「六四記憶檔案」，但或可作為一次自省的開端。首先，不能讓記憶沉睡。
搜索將近四分一世紀前的記憶蛛絲馬跡，仿如掉進無底深潭，一個小漣漪牽連另一個。那年春夏，作為理工太古設計學院文憑一年級學生，我們基本上已經停課，離開課堂帶我們討論的老師韓偉康，比學生更沮喪。這位我最尊敬的老師，後來移民到加拿大一個叫Hope的地方當上救生員。當年同學都忙着一件事：到尖沙咀的商業大廈敲門，請大家幫忙「傳真」，亦聽說有師兄從北京偷運菲林回港。這兩件事，對於 Facebook 一代來說，似乎難以想像。多年後遺留腦海的，還有一個不斷重覆講話的「李鵬」——「錄影太奇」鮑藹倫的一個錄像。
嗚謝進念、蔡仞姿及各位作者、被訪者提供相片。
原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六四故事。二十四年後的今日，有大陸人不明白為甚麼香港死纏爛打，因為六四在香港人心底留下的烙印，跟當年北京老百姓同聲同氣，當他們只能沉默，我們必須拒絕遺忘。
影像的兩種力量
此刻，在錄影太奇（編注：Videotage，1986年成立，香港本土媒體藝術先鋒）駐場藝術家林欣傑於 Facebook 發起「當代藝術及政治議題二：六四廿四週年——何時能突破困局？」時，鮑藹倫說，大約在北京戒嚴時，她在進念灣仔舊址，找來馮美華、游靜、鄭志銳、潘寶如等，每人一張枱櫈圍坐，面對電視中的李鵬，模仿其講話動作，這個叫《估領袖》的錄像，在1990年錄影太奇年度節目「捌玖捨遺」（The Year Living Dangerously）中播放。
1989年5月14日，中環遮打道出現十六個蚊帳，進念（編注：進念‧二十面體，1982年成立的以香港為基、面向世界的實驗藝術團體）以「現在進行式：運動（一）」回應天安門廣場的帳幕。其中「四女組」的鮑藹倫、馮美華、戴美玲、陳碧如，每人手執巨型白布一角，像今日八十後苦行般，以極緩慢步伐行至和平紀念碑前，將「白色國旗」一格格摺成小塊，如莊嚴祭祀儀式，肅立半小時，烈日當空下，鮑藹倫不支暈倒。「那一刻，很自然地把自己代入了學生的位置」。
自此之後，每次拿起攝錄機，她都很在意自己究竟是站在外邊或裏面？
6月23、24日，「現在進行式：運動（三）」在沙田大會堂上演，場外的錄像裝置，是鮑藹倫拍攝紅磡火車站北上的直通車，背景音樂是 Meredith Monk 的《Dying》，作品後來剪成《Blue》。她說，那兩個月，思潮起伏，拍了很多東西，但在過百萬人大遊行時，她不想做一個只拿着攝錄機、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所以她只帶錄音機，邊遊行邊把雜音紀錄下來。自此之後，每次拿起攝錄機，她都很在意自己究竟是站在外邊或裏面？不過二十四年後回想，最深刻的一個景像，倒是1989年5月6、7日在赤柱聖士提反書院舉行「五四運動七十週年馬拉松音樂會」時，一班年青人圍着「錄影力量」的蔡甘銓，討論如何紀錄這場名為「我要做個口口人」的音樂會。
今日，在大學教電影、紀錄片和藝術行政課程的蔡甘銓說，那是他們第一個作品。1989年4月，蔡甘銓在《電影雙週刊》刊登一則廣告，集合有興趣用攝錄行動關注社會的朋友組成 Collective，當時參與其中的，有無線電視編導和香港電台攝影師。六四發生後，一班人很緊張的聚集在九龍塘某製作公司，剪輯各種新聞片段，準備帶上大陸，其中包括錄影力量的第二個作品《血路》。
蔡甘銓說，那一年，他們是被動地帶着走。由1989至1992、1993年，他用V8攝製一個關於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民主運動的紀錄片 《June-4th and Beyond》，並且以批判眼光檢視社會運動紀錄者的角色。紀錄片一開始，他和一位志願者邊剪接邊討論錄像拍攝的操縱與道德議題，同時亦向「民主台」致敬。「民主台」是一班草根志願者在灣仔新華社對出長期擺設街站，他們大多來自勞動階層如酒樓侍應，其中有人剃光頭誓言直至民主植根中國土壤為止，而主角是放棄穩定工作去競選區議員的阿牛（曾健成）。
蔡甘銓想知道，究竟是甚麼樣的精神支撐他們全身投入民主運動？錄影力量另一成員鄭智雄的《小數人的民主》，拍攝梁國雄的四五行動。蔡甘銓說，「今日，有些人消失，像你和我，有些仍存在的組織卻無所作為，此刻只有一個『影行者』。」數碼網絡年代屬散點透視，大家以各自方式紀錄自己關注的事情，有人退到幕後，但仍然做該做的事情，蔡甘銓去年亦到北京草場地，與吳文光合作交流工作坊，主講社會行動紀錄片。
望神州與閱讀都市
1990年6月，《小數人的民主》在香港藝術中心電影節目「春風吹又生——六四周年祭」中放映，其他還有舒琪《沒有太陽的日子》、黃奇智《八八-八九那些昏頭昏腦的日子》，以及幾部關於東歐解體的紀錄片。1988年為藝術中心成立電影部的黃愛玲，兩星期前從倉庫中找回封塵的小冊子。
六四發生後，無論是現實生活或藝術，都不再一樣了。1989年7月的電影節目「望神州」，雖然早於六四前策劃，但當觀眾看到唐書璇的《再見中國》、陳凱歌的《大閱兵》，或者西方以中國為題材的劇情片時，已經沒法擺脫另一個神州的陰影。
「真不敢相信已過了差不多二十四年。你不問起來，這些細節都埋在記憶的底層裏，沉睡了。」她說，1989年6月，藝術中心的主打節目是比利時電影節，重點介紹比利電影大師安狄科（André Delvaux），還邀得他來港參加一個論壇。「那一天，剛好是六四，來的人當然寥寥可數。他來了，杜可風也來了，可是我甚麼話也說不出來，狄科很理解，他對觀眾說，他很明白當下中國人的哀痛，在這種時候，現實生活比電影重要。他回到比利時後，還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來，體現了一個藝術家的敏感與同理心。」六四發生後，無論是現實生活或藝術，都不再一樣了。1989年7月的電影節目「望神州」，雖然早於六四前策劃，但當觀眾看到唐書璇的《再見中國》、陳凱歌的《大閱兵》，或者西方以中國為題材的劇情片時，已經沒法擺脫另一個神州的陰影。
那年十月，黃愛玲策劃了「自由魂」，選映愛森斯坦的《罷工》和《波特金號戰艦》、Andrzej Wajda《大理石人》和《鐵人》、Rossellini《不設防的城市》、Tarkovsky《潛行者》、 Chris Menges《A World Apart》、Richard Attenborough《Cry Freedom》、關於曼德拉的紀錄片，還有關於阿根庭獨裁政治的《Las Madres – The Mothers of Plaza de Mayo》。十一月放映美國獨立導演 Jon Jost、Jim Jarmusch、Gregg Araki 的低成本作品，節目名為「秋後算電影的賬」。
當黃愛玲翻出沉睡記憶，我才突然發現，這個「秋後算賬」是我給《電影雙週刊》寫的第一個影評，那年春夏，游靜是《電影雙週刊》「閱讀都市」的編輯。此刻，游靜正在美國做駐場藝術家，沒法找到準確資料——「閱讀都市」做過多少期關於學運和六四的專題，但她記得，潘德恕設計過黑底白字的版面請大家聯署、黃啟裕用散落各處的解放軍帽作攝影拼貼、黃碧雲寫過關於共產黨之死、葉輝以筆名葉彤發表過不少文章。「大約六四前後，『閱讀都市』做了可能是全港最早之一的劉曉波專題。」那段日子，游靜在《星島日報》的專欄「裙拉褲甩」寫劉曉波、寫波蘭和匈牙利兩個共產國家的春天、寫學運的啟蒙、寫中國的「異我」與「異己」、寫嚴峻聲明，還有《東西遊戲》（Object-act-ivities）。
東西、革命、堅持
《東西遊戲》原本是蔡仞姿、梁秉均、龔志成、鄭志銳、梅卓燕、游靜合作的多媒介演出，「探索概念、形式，與各種藝術表現媒介對話的可能性，並嘗試從日常生活中對物件／東西的思考和想像，誘發出人對環境、生活的反省。從人觀看事物的角度，整理出人與物、人與人各種參差不定的關係。
5、6月間的中國民運，自然成為創作環境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到7月演出時，有更多人加入：陳德昌、馮德君、關本良、陳也、鄭綺釵、黃志輝、鮑藹倫。第一晚，游靜做木乃伊，被紗布包裹，難以呼吸。第二晚，她手執膠紙，即興地將不同物件纏起來。其間，她用剪刀剪掉觀眾的頭髮，有人尖叫，然後梁文道突然脫掉衣服，躺在地上，游靜在他身上灑爽身粉，最後地上留下人形白邊。而梅卓燕和鄭志銳，在地板貼着《靜物》詩的位置上，跳起「一個人要抱着另一個人又滑走」的雙人舞。那時，語言無力，吞吐散落滿地，家具崩塌，人與人的信任被殘酷瓦解，看與被看的關係得在混沌中重新審視整理。
鄭志銳雖是進念創會時的成員，但1989年7月16日維多利亞公園的「民主藝墟」上，他沒參與進念的《百年孤寂》動作預演，卻選擇拿掃帚掃地。當時有三十多個藝術家和團體參與，其中有楊曦的《炭牆與冰牆》和楊秀卓用四面黑色黨旗蓋着四個痰罐的《四個堅持》，其間，梁文道脫掉褲子，被警察問話，同樣坐在《四個堅持》上的鄭志銳，跟梁文道一起到警署。 鄭志銳記得，他亦有份幫忙黃婉玲編導的《又試革命》，梁家輝飾演一個勞動工人。另外，因為他的辦公室在蘭桂坊，四五行動初期的成員經常到那裏開會。後來，一位從大陸出來逃亡者，在辦公室借宿一宵。
在中英談判觸發尋找香港人身份時，給本土文化帶來各種開放多元實驗的聲音，直至一九八九，中國與香港血脈相連。之後，中國一代人的聲音被消亡，再沒甚麼願望可言。
八九六四前後，香港每個角落，有太多事情在發生在蘊釀，沒法一一算清：《大公報》「開天窗」不久，有學生報致電要求多印一千份讓他們派發，沒想到官方黨報竟然答應；在黃大仙城市當代舞蹈團的城市劇場內，「沙磚上」在紥營，與天安門廣場平行進退；學院老師帶着學生作繪畫行動《閉門打狗》；在日本富士山縣利賀野外劇場滂沱大雨下，進念上演《百年之孤寂第五年——最後光景》；盒子樂隊和友人在藝穗會演出「Gun Metal Penguin」；黑鳥樂隊出版《民眾擁有力量》，在摩士公園辦國殤音樂會⋯⋯
1970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香港第一批文化工作者如榮念曾、蔡仞姿、曹誠淵等從國外回來。1980年代，是大陸文化實驗最「百花齊放」時期，而香港另一批文化工作者陸續回來：韓偉康、黃仁逵、何慶基、蔡甘銓、龔志成、黃愛玲⋯⋯在中英談判觸發尋找香港人身份時，給本土文化帶來各種開放多元實驗的聲音，直至1989，中國與香港血脈相連。之後，中國一代人的聲音被消亡，再沒甚麼願望可言。這邊，有人因絕望出走香港，有人因此決心回來，有人因而背離藝術，有人亦自此介人社會。原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六四故事。二十四年後的今日，有大陸人不明白為甚麼香港死纏爛打，因為六四在香港人心底留下的烙印，跟當年北京老百姓同聲同氣，當他們只能沉默，我們必須拒絕遺忘。
（注：本文成文於2013年，經作者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標題為「不能讓記憶沉睡──香港文化界八九六四記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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