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傷人事件發生後，社會陷入恐慌，急於懲罰兇手。眾人喊殺時，那些掙扎生存的精神障礙者難免成為圍獵對象。精神障礙等於不用負責，讓更多人憤憤難平，從而對待這個群體更不友善。而媒體只在社會情緒洶湧時出現，那些複雜的精神鑒定、司法過程卻常常缺席。記者不禁自問，面對嗜血的大眾，媒體該如何保持冷靜。
「如果社區有醫療支持系統，就不會有人反覆一直進出醫院了。」
有一陣子我對精神醫療很著迷，曾走訪了桃園市的一間社區精神醫療機構。這間機構不同於住宿型、「康復之友」那類24小時的機構，它的外表像是某個工作室，外頭還有販賣烤地瓜和衣服的攤位。
看顧著烤地瓜的，正是一位精神障礙病友。每隔幾分鐘，他會進屋裏和社工叨念，社工語氣平緩，很有耐心的應答著，然後他在走出屋子，繼續翻動碳火上的地瓜。
「失序是人在瘋狂的社會中掙扎的軌跡。」社工這樣說。可惜的是，這樣的掙扎不容易被理解，「每個人在生活上總會慢慢長出獨立生活的能力，只是每個人的速度和成長狀況不一樣。有時候你的能力還沒長出來，但對社會標準而言，卻是不及格的。」被視為「不及格」，逐漸成為個人負面情緒和壓力的來源，累積到一定程度後，成了「疾病」。
一個病狀出現，多少都有結構性的問題，但是進入醫療體系內，那就是「個人問題」而沒有「結構問題」了。弔詭的是，連帶地「疾病」卻也成了藉口，讓個人與周遭親友不需要去理解「為什麼沒有長出獨立生活的能力」，而是簡單地用「他生病了嘛」來解釋一切。
誰來陪伴離開醫院的精神病患
醫院處理的是「疾病」，但人總要出院回家，回到社區生活的人需要被理解，可惜的是，能夠陪伴與理解的支援系統不多。「生活環境裏會有許多造成壓力的原因，沒有人陪伴尋找一個適當的處理方式，每次遇到壓力，病友只能把自己打包好，回到醫院。」
那天社工說，他們曾經有個個案，三不五時往區公所去大吵大鬧，吼叫著為什麼沒人關心他，一邊說、一邊拿刀往手腕割。一開始醫療人員還會很緊張的趕緊把人帶去醫院治療，久了發現他慣性如此，也不再那麼積極來處理。有一天，這人從四層樓高往下跳，因為他覺得，這樣總該有人理他了吧。
後來才知道，這人原本是建築工人，曾經有個論及婚嫁、懷孕了的女友，卻在他面前被卡車撞死。之後他喝酒、犯法、進了監獄，出來後這個世界已不是他認得的模樣。
「他割腕後，醫護人員幫他包紮，那時他突然感覺有人關心自己了，不是只有孤單一個人。」之後屢屢以這樣的方式，獲得他渴望的關懷。當社工開始理解他的過去、他的想法後，他也漸漸學會不要以極端的方式尋求關心。
可惜的是，社區裏頭這類理解與陪伴的支援系統不多，「如果社區有這樣的支持系統，就不會有人反覆一直進出醫院了。」那時社工這麼說。而缺了這一塊，醫院似乎成了家屬與病友唯一選擇。
精神疾病與犯罪被快速聯繫
政大「搖搖哥」（我們不認識精神疾病，卻在罪案之後集體獵巫？）被「強制住院」之後，人權團體招開記者會。
同一時間，家屬團體也開了記者會，哭訴「強制送醫」門檻太嚴格。兩邊的矛盾，凸顯的是我們在對待精神疾病時，只有在光譜的最極端那處提供資源，而不是讓這張安全網更加綿密與寬延。
社區醫療系統喊了這麼多年，但要能發展起來，投入資源以及社會共識是兩大密不可分關鍵。不過台灣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的無知，卻侷限了社區醫療體系發展的可能。
訪問衛生福利和台北市政府時，雙方不約而同地提到，社區醫療體系需要更多錢和更多人，但是錢和人從哪裏來？「錢要放在這上面，就表示其他部分的預算會被排擠。你選擇要把精神醫療支出放在前面，也得要有社會共識，大家有覺得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才會願意花錢……」
偏偏每一次社會事件發生後，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犯罪總能迅速的扣連上精神疾病，也立即劃下社會對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社會共識更是無從產生。
結果就是，在前端，我們缺乏對於病因的理解，未曾探究它背後的結構問題，當作嚴肅的公共議題加以討論，精神疾病因此只是個人或家庭的責任；在後端，離開醫療機構的病友缺乏其他支持，又因為整體社會對疾病的不理解，讓精障病友難以回歸社區。這些精神醫療現實上的難題，讓關心精障人權的團體，總是懼怕有更多標籤往精障病友身上貼去，讓精障病友更無法見容於社會。
當精神醫療還在如履薄冰般的緩慢建立社區支持系統的同時，這個世界當然不會讓事情如此一帆風順。
艱難的精神鑒定
這幾年，台灣陸續出現隨機殺人事件。而隨機殺人事件的司法訴訟過程，卻奇妙的與精障人權保障、反污名等倡議出現一個看似矛盾的情境：
法庭上，律師會一再努力要求鑑定被告是否有精神障礙，以免除死刑。有沒有可能正是這種努力，反而造成「將精神病患和凶殘殺人者連在一起」的結果？
這是一個兩難困境，但它背後的原因，或許正是媒體造成的。
先從刑事精神鑑定談起，從法律程序來看，法官得要確定「你知不知道你在幹麻？」才有辦法量刑。就好像如果某人是因為女兒被綁架在壞人手裏，壞人威脅某人要去隨機殺人否則殺他女兒，某人不得已才犯行，那這在訴訟中當然會被作為需要參酌的點。
刑事精神鑑定大概就類似這樣的過程吧，我們總要釐清某人是在什麼狀況下犯行，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怎麼了。即便是犯下滔天大罪的人，也應該要同樣的能夠被公正審判，這些程序，就是為了確保公正審判。
當然刑事精神鑑定也不是這麼容易的，能否進行刑事精神鑑定就得先過五關斬六將，像是被告律師提出要求以後，法官是可以駁回的喔，只要法官覺得「哎呀！不用啦……」大筆一揮就不做了，律師也沒輒。
假設遇上一個願意做刑事精神鑑定的法官，好不容易做了鑑定，但法官要不要採信又是一回事。有些法官可能會尊重專業，以鑑定結果作為量刑依據；有些則會會覺得：「你這蒙古大夫！被這人騙了啦！」然後不予採信。假如遇到後者，即便鑑定出犯罪嫌疑人有嚴重精神分裂正也一樣沒輒。
好不容易，法官不但做了鑑定也信了鑑定內容，但上訴時也可能被駁回，或者二審法官決定再做一次鑑定，結果鑑定內容與第一次落差很大，而法官決定採信另一份報告……
總而言之，要做精神鑑定也不是想像中容易。當然重大案件幾乎都會做，以確保正當法律程序，不過做完有沒有被承認又是另一回事了。（這邊還先不談刑事精神鑑定本身的問題，包括找的人專業背景是否合適、精神鑑定時間是否足夠等。）
既不瞭解疾病，也不瞭解法律
但這些過程，基本上很少在媒體出現，所以一般社會大眾不理解這個司法過程，以及精神鑑定本身的問題（做的夠不夠，是否能完整理解當事人，精神醫學與言語法律語言如何互通等），只會感覺精神鑑定好像是道「免死金牌」，可以拿來擋住死刑。
其實只要翻開相關判決，以過去湯姆熊割喉案為例，雖然二審做了相當詳盡的精神鑑定，但三審時便遭到推翻。要拿精神鑑定來擋住死刑，絕不是想像中的容易。
另外就是「死刑」與「精神疾病」的問題，目前因為台灣已簽署「兩公約」，而且把「兩公約」視為國內法。「兩公約」當中內對於精神障礙者是否處以極刑，持保留態度。因此當鑑定確認有精神疾病者，最後在考量「兩公約」下，就不會判決死刑。
可能有人要問，精神疾病患者為什麼不用判死刑？再用上次「某人女兒被綁架」的例子說明 ：殺人的某人，有多大程度得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是出於自主意志？或者有其他原因導致犯罪？
這些在量刑時都得被考慮。更不用說導致精神疾病發生的，既有可能是個人的生理因素，也有可能來自社會因素，如果一個人真的有精神疾病，難道只能怪他自己不好？
但媒體只要發現：「什麼！殺人居然不用償命啊！？」當天的新聞標題大多成了：「精神鑑定凶嫌多逃過死刑」、「湯姆熊、文化國小殺童案兇手皆因精神病逃死」⋯⋯
對於刑事精神鑑定的意涵以及正當法律程序的必要性，倒是鮮少提及。因此在一般民眾眼裏，只剩下一個模糊的印象：「殺人﹣做精神鑑定﹣有精神疾病﹣不用死刑」。
結果我們既不瞭解疾病、也不瞭解法律。無知讓大眾進入一場集體狂歡，每一次的重大事件後，我們再度搬演這幾組關鍵字，再一次把精神障礙綁上祭壇，鑼鼓喧天。但其中應該對話與合作的民間團體與政府，則在這股浪潮下被推離的與彼此更加遙遠。
記者簡介：
很愛寫字但錯字很多，長年活在台北邊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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