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七日談：一個被辭退的鋼鐵工人

第七天：我們不懂勞動法，不然第一天就上訴了

2月23日，廣州， 罷工第七天。 多數工人回到工作崗位，張興國沒有。

他覺得自己已經回不去了。22日和23日，工廠以「擅離職守、貽誤生產」為由先後給共120人次「記一次大過」處分，張興國連續兩次「上榜」。

「三次大過就會被開除，我肯定留不下了。」27歲的張興國和其他100多名工人堅持參加了第七天也是最後一天罷工。

張興國曾是一名邊防兵，六年前退伍來到鞍鋼聯眾（廣州）不鏽鋼有限公司（下稱「鞍鋼聯眾」）。「廣州有名的大廠，待遇也好。」他說。

彼時鞍鋼聯眾還是一家台資企業，名為聯眾（廣州）不鏽鋼有限公司（下稱「聯眾」），由台灣義聯集團於2002年在廣州開設。至2013年，聯眾已躋身內地前三大不鏽鋼廠，年產量150萬噸，營收近200億。但據台灣媒體報導，聯眾常年處於虧損狀態，唯2009年獲利7億左右。

2014年，聯眾深陷資金調度不靈的泥沼，鞍鋼集團以19.5億元認購聯眾60％股權。這次收購被媒體描述為「強強聯合」。據《南方日報》報導，聯眾接近廣州市區，未來可能遷廠。聯眾建廠時以每平方米不到250元取得土地，如今市值翻80倍，廠區開發價值達25億元，兩家公司「可望共享這一商機」。

但這場交易並未得到聯眾工人的歡迎。在百度貼吧「鞍鋼吧」裏，一位網友忿忿道：「公司要破產了，鞍鋼來插一腿，鋼鐵行業產能過剩你不知道？年年虧損你不知道？你知道你還收購什麼，還入股什麼？」

收購並沒能改變鞍鋼聯眾的命運。2015年，鞍鋼聯眾虧損9.2億元。這家陸台「混血」的鋼廠仍未能擺脫大多數台資企業在大陸不得不面對的中國困境──勞資糾紛。

2月17日至23日，鞍鋼聯眾工人連續罷工七天，抗議工廠私自降薪。

事情要從去年年底說起。2015年11月，張興國的師傅收到鞍鋼聯眾的待崗通知。宣布他從11月27日起進入待崗，工廠每月支付他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1895元）的80％，還要扣除「五險一金」（用人單位給予勞動者的保障性待遇，「五險」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一金」指住房公積金）。

「上午還在上班，下午就待崗了。」張興國對公司的決定感到憤怒，「我師傅有十多年工齡啊！」

與張興國的師傅遭遇相同的還有200來名工人。那份突如其來的通知規定：待崗期間與其他公司建立勞動關係、累計三次未能按要求回公司參加培訓的人，公司有權與其解除勞動關係。

「就是逼你走嘛！」四十出頭的朱建連在鞍鋼聯眾工作了十多年。從待崗事件開始，他覺得工廠「一次比一次可惡」。

2016年1月，鞍鋼聯眾發布降薪通知，保留工人原底薪的70％作為底薪，其餘的30％算作績效獎金，依據企業經營效益來發放。

「這是什麼概念？」張興國說，「我原本一個月拿3500，現在拿1890。」

憤怒的工人迅速集結在兩個微信聊天群裏，一個有500人，另一個300多人。這800多人選擇了他們能想到的唯一對策──罷工。

針對鞍鋼聯眾的待崗、降薪政策，北京市世紀律師事務所律師郭增忠對端傳媒表示，關於待崗期間不能參加公司培訓就開除，是沒有法律依據的。而對勞動者薪資的重大調整，必須經過民主程序，否則無效。

事後回想，張興國說：「我們不懂勞動法，不然不會這麼做（罷工），第一天就上訴了。」

第一天：十分之一的鋼鐵工人

2月17日，罷工第一天。朱建連7點40趕到工廠，「廠裏已經有不少公安了」。此前，工人們在微信群裏商定，以工廠東門為罷工地點。張興國說，「那是廠裏出貨的地方」。

他們身穿藍色工作服，舉紅底黃字的橫幅，上面寫著：「拒絕調減底薪，維護法律尊嚴」、「我不待崗，我想掙錢」、「我為鞍鋼聯眾出生入死，鞍鋼聯眾讓我生不如死」、「堅決擁護共產黨！我就想要回血汗錢」……

工人們高喊著「拒絕降薪」的口號，從東門出發在廠區內遊行，最後停在行政樓前。有人在左肩上扛一台黑色大錄音機，滋滋啦啦地播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遊行的隊伍和著錄音機高唱起來，興致昂揚。

這是一幕毫無時代感的畫面。藍色工作服、紅色橫幅、大錄音機，足以和這片土地過往發生的多起遊行相混淆。中國鋼鐵工人，和笨重沒落的國有鋼鐵企業一起，滯留在被人遺忘的時代。

2015年國內大中型鋼鐵企業平均負債率超過七成，共計虧損645億元人民幣，足以修建兩座上海迪士尼樂園。整個鋼鐵行業的產能利用率更是不足67％。

為應對這一困局，國務院決定從2016年起用5年時間減少1至1.5億噸產能。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鋼鐵行業預計有50萬工人面臨失業。

這是一個佔比並不小的群體。北京蘭格鋼鐵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王國慶曾對媒體估計，10個鋼鐵工人中就有一個面臨下崗。張興國和他的工友們，不幸成為這十分之一。

遊行隊伍最終停在了行政樓前。工人們看到在樓上的一扇扇窗戶後面，那些微微探出的頭和一直窺探的眼睛，像是在看一場戲。

佔股四成的台灣一方的領導、總經理蘇裕昆被推到了最前線。在工人的回憶中，蘇裕昆是他們在罷工期間唯一見到的領導層，「鞍鋼那邊沒派一個人」。

但工人們對蘇裕昆的露面並不買賬。「演講」──他們這樣形容蘇裕昆講的話。

開發區勞動局亦曾派人來和工人協商，並要求工人們選出九個代表。「就像中央有九大常委一樣。」朱建連記得，當工人們質疑為什麼只能選九個時，勞動局的工作人員曾這樣開玩笑道（常委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是中國最高領導層。在2012年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原來的九大常委改成七大常委）。

朱建連在工人們的起哄中聽到了自己的名字，糊里糊塗地成了九大代表之一。湖南人朱建連來廣州打工十多年，同妻子、幼子一同住在鞍鋼聯眾附近的一個村子裏。他是煉鋼車間的一名工人。套用其工友的話說，煉鋼車間就像個垃圾場──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粉。

不過，關於第一天和勞動局具體談了什麼，朱建連和其他幾個代表都未能向端傳媒記者複述。「都沒啥用。」朱建連說。

第二天：國企裁員是政治問題

朱建連很快發現，九大代表的身份並不像聽起來那麼威風。他不時接到自稱公安的電話，對方在電話那頭說：「罷工是違法的。我知道你家裏的全部狀況。」

佔據人數優勢的工人比想象中還要弱勢。早在罷工開始之前，工人們就聯繫了多家媒體。有的記者沒來，有的記者來了被攔在廠外，有的記者進來了、採訪了，報導卻遲遲不見報。他們在微博上發布罷工的照片和視頻。「過一會兒就不見了。」

罷工的大多數時間裏，工人們百無聊賴地站在路中間、或坐在馬路牙子上，低頭刷一刷朋友圈，再和工友們談談工廠如何虧待了自己。

2月18日，罷工第二天。張興國發現廠裏發放盒飯的地點都給撤走了。

占地112萬平方米的鞍鋼聯眾在廠區的多個地點設有發飯點，以往到了吃飯時間，工廠都會將盒飯送到發飯點，供工人取食。但罷工第二天，這些飯點被悄悄撤掉了。張興國和其他罷工的工友只好自己叫外賣。

「七天。公司飯不給，水也沒送過。」張興國說。

他一直記得總經理蘇裕昆在會面時對大家說的話──你們是公司最大的財富。後來張興國反覆琢磨過這句話，覺得不太可信，「根本看不到公司的誠意」。

在鞍鋼聯眾的工人看來，廠裏下達待崗、降薪舉措，是逼迫工人主動放棄工作，免去廠方辭退需要付出的補償金。

「老國企不比小工廠，用工成本低，轉移方式靈活。」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吳清軍對端傳媒表示，「國企裁員是政治問題。」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指出，國有鋼鐵企業由於資產龐大、就業人員多、社會影響範圍廣，企業資產處置、債務處理困難，一次性關停難度大，退出渠道不暢，僅能依靠銀行貸款維持生產，最終淪為僵尸企業，佔用了大量社會資源，拖累整個行業轉型升級。

當端傳媒記者致電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咨詢安置鋼鐵工人的問題時，對方表示：「我們這邊不好說」。

這個「不好說」的問題在遮掩和逃避中變得愈加棘手和危險。據媒體不完全統計，僅2015年底，國內已發生數起鋼鐵工人討薪事件。11月8日，陝西漢中鋼鐵公司上千名下崗員工集體到勉縣縣政府討薪。11月13日，唐山松鋼千名工人到市政府討薪。12月8日，唐山港陸鋼鐵1500名工人罷工……

就像一個日益擴大的深坑，坑裏的人都在想著如何遮住坑口。當端傳媒記者致電鞍鋼聯眾董事會秘書孔凡華時，對方表示：「沒有罷工事件，沒有減薪事件，那只是我們正常的協商方式。如果有員工離職，那都是正常行為。」

第六天：我們代表的是中國形象

分化是從第三天開始的。

2月19日，冷，下雨。工人們接到一個消息：未參加罷工的部門每人每天發放100元獎金；繼續參加罷工的人算作曠工，曠工三天即開除；停止罷工的人，之前的罷工行為可以從輕或不處分。

罷工人數從之前的4、500人降至200多人。

「人心隔肚皮。」另一名九大代表之一感到自己被出賣了，「我們爭取的是大家的權利，憑什麼我們頂著壓力，讓他們坐享其成？」

「生氣，當然生氣。但有的人要養家，有的女工膽子比較小，我還是理解。」張興國表現得比較寬容，「（我）有一點英雄情結吧。犧牲我一人，大家都幸福。」張興國的領導私下勸他，「何必呢？槍打出頭鳥。」張興國說：「總要有個結果。」

即使是留下來堅持罷工的人，也對「秋後算賬」充滿忌憚。他們對記者既熱情又警惕，反覆核對記者身份、反覆叮囑不要暴露其個人真實信息，熱情地向記者介紹其他工友，「你去找他！他願意講！」幾乎每一個接受採訪的工人都說過這樣一句話：「你們報了也沒用。」

但他們還是堅持了下來。「鋼鐵男兒，有血性。」他們這樣鼓舞自己。

出乎意料的是，2月22日第六天，罷工人數再一次飆升，達到最高峰──600多人。此前只有煉鋼和熱軋車間工人參與的罷工迎來了冷軋車間的工友，士氣再一次高漲。

「他們面子上過不去吧。」張興國說，煉鋼和熱軋車間的工人冒著被記大過的風險一直堅持罷工，冷軋的人坐不住了。他們在白色橫幅上寫下「冷軋雄起」，加入了「戰局」。

原本僵持的局面很快改變了。鞍鋼聯眾宣布暫停之前的降薪方案，恢復職工原本的薪水。和這條通知一起下來的，是「記大過」處分。

朱建連返回了崗位，張興國沒有。背負了兩次「大過」，他覺得自己的處境很危險，他更覺得事情遠遠沒有完結。從罷工第一天起，張興國就開始研究勞動法。「公司違法了，應該給我們賠償。」張興國想不通，「我們是國企，代表的是中國形象，怎麼可以這樣？」

但他心裏還是暗藏一絲僥倖──萬一廠裏不記他第三次大過呢？罷工結束後的第一天，2月24日，張興國如常去上班。幾個工友過來拍拍他的肩膀，對他說：「多虧了你，謝謝你。」

幾天後，張興國受到第三次「記大過」處分。他被開除了。

（受採訪者要求，張興國、朱建連為化名）

（記者按：由於並沒有可靠的第三方統計罷工人數，選取了多位罷工者提供的數據中的最小值。）

（實習生林可欣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