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七日谈：一个被辞退的钢铁工人

第七天：我们不懂劳动法，不然第一天就上诉了

2月23日，广州， 罢工第七天。 多数工人回到工作岗位，张兴国没有。

他觉得自己已经回不去了。22日和23日，工厂以“擅离职守、贻误生产”为由先后给共120人次“记一次大过”处分，张兴国连续两次“上榜”。

“三次大过就会被开除，我肯定留不下了。”27岁的张兴国和其他100多名工人坚持参加了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罢工。

张兴国曾是一名边防兵，六年前退伍来到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下称“鞍钢联众”）。“广州有名的大厂，待遇也好。”他说。

彼时鞍钢联众还是一家台资企业，名为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下称“联众”），由台湾义联集团于2002年在广州开设。至2013年，联众已跻身内地前三大不锈钢厂，年产量150万吨，营收近200亿。但据台湾媒体报道，联众常年处于亏损状态，唯2009年获利7亿左右。

2014年，联众深陷资金调度不灵的泥沼，鞍钢集团以19.5亿元认购联众60％股权。这次收购被媒体描述为“强强联合”。据《南方日报》报道，联众接近广州市区，未来可能迁厂。联众建厂时以每平方米不到250元取得土地，如今市值翻80倍，厂区开发价值达25亿元，两家公司“可望共享这一商机”。

但这场交易并未得到联众工人的欢迎。在百度贴吧“鞍钢吧”里，一位网友忿忿道：“公司要破产了，鞍钢来插一腿，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你不知道？年年亏损你不知道？你知道你还收购什么，还入股什么？”

收购并没能改变鞍钢联众的命运。2015年，鞍钢联众亏损9.2亿元。这家陆台“混血”的钢厂仍未能摆脱大多数台资企业在大陆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困境──劳资纠纷。

2月17日至23日，鞍钢联众工人连续罢工七天，抗议工厂私自降薪。

事情要从去年年底说起。2015年11月，张兴国的师傅收到鞍钢联众的待岗通知。宣布他从11月27日起进入待岗，工厂每月支付他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895元）的80％，还要扣除“五险一金”（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保障性待遇，“五险”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住房公积金）。

“上午还在上班，下午就待岗了。”张兴国对公司的决定感到愤怒，“我师傅有十多年工龄啊！”

与张兴国的师傅遭遇相同的还有200来名工人。那份突如其来的通知规定：待岗期间与其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累计三次未能按要求回公司参加培训的人，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就是逼你走嘛！”四十出头的朱建连在鞍钢联众工作了十多年。从待岗事件开始，他觉得工厂“一次比一次可恶”。

2016年1月，鞍钢联众发布降薪通知，保留工人原底薪的70％作为底薪，其余的30％算作绩效奖金，依据企业经营效益来发放。

“这是什么概念？”张兴国说，“我原本一个月拿3500，现在拿1890。”

愤怒的工人迅速集结在两个微信聊天群里，一个有500人，另一个300多人。这800多人选择了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对策──罢工。

针对鞍钢联众的待岗、降薪政策，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增忠对端传媒表示，关于待岗期间不能参加公司培训就开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对劳动者薪资的重大调整，必须经过民主程序，否则无效。

事后回想，张兴国说：“我们不懂劳动法，不然不会这么做（罢工），第一天就上诉了。”

第一天：十分之一的钢铁工人

2月17日，罢工第一天。朱建连7点40赶到工厂，“厂里已经有不少公安了”。此前，工人们在微信群里商定，以工厂东门为罢工地点。张兴国说，“那是厂里出货的地方”。

他们身穿蓝色工作服，举红底黄字的横幅，上面写著：“拒绝调减底薪，维护法律尊严”、“我不待岗，我想挣钱”、“我为鞍钢联众出生入死，鞍钢联众让我生不如死”、“坚决拥护共产党！我就想要回血汗钱”……

工人们高喊著“拒绝降薪”的口号，从东门出发在厂区内游行，最后停在行政楼前。有人在左肩上扛一台黑色大录音机，滋滋啦啦地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游行的队伍和著录音机高唱起来，兴致昂扬。

这是一幕毫无时代感的画面。蓝色工作服、红色横幅、大录音机，足以和这片土地过往发生的多起游行相混淆。中国钢铁工人，和笨重没落的国有钢铁企业一起，滞留在被人遗忘的时代。

2015年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负债率超过七成，共计亏损645亿元人民币，足以修建两座上海迪士尼乐园。整个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更是不足67％。

为应对这一困局，国务院决定从2016年起用5年时间减少1至1.5亿吨产能。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钢铁行业预计有50万工人面临失业。

这是一个占比并不小的群体。北京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王国庆曾对媒体估计，10个钢铁工人中就有一个面临下岗。张兴国和他的工友们，不幸成为这十分之一。

游行队伍最终停在了行政楼前。工人们看到在楼上的一扇扇窗户后面，那些微微探出的头和一直窥探的眼睛，像是在看一场戏。

占股四成的台湾一方的领导、总经理苏裕昆被推到了最前线。在工人的回忆中，苏裕昆是他们在罢工期间唯一见到的领导层，“鞍钢那边没派一个人”。

但工人们对苏裕昆的露面并不买账。“演讲”──他们这样形容苏裕昆讲的话。

开发区劳动局亦曾派人来和工人协商，并要求工人们选出九个代表。“就像中央有九大常委一样。”朱建连记得，当工人们质疑为什么只能选九个时，劳动局的工作人员曾这样开玩笑道（常委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在2012年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原来的九大常委改成七大常委）。

朱建连在工人们的起哄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糊里糊涂地成了九大代表之一。湖南人朱建连来广州打工十多年，同妻子、幼子一同住在鞍钢联众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是炼钢车间的一名工人。套用其工友的话说，炼钢车间就像个垃圾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粉。

不过，关于第一天和劳动局具体谈了什么，朱建连和其他几个代表都未能向端传媒记者复述。“都没啥用。”朱建连说。

第二天：国企裁员是政治问题

朱建连很快发现，九大代表的身份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威风。他不时接到自称公安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那头说：“罢工是违法的。我知道你家里的全部状况。”

占据人数优势的工人比想象中还要弱势。早在罢工开始之前，工人们就联系了多家媒体。有的记者没来，有的记者来了被拦在厂外，有的记者进来了、采访了，报道却迟迟不见报。他们在微博上发布罢工的照片和视频。“过一会儿就不见了。”

罢工的大多数时间里，工人们百无聊赖地站在路中间、或坐在马路牙子上，低头刷一刷朋友圈，再和工友们谈谈工厂如何亏待了自己。

2月18日，罢工第二天。张兴国发现厂里发放盒饭的地点都给撤走了。

占地112万平方米的鞍钢联众在厂区的多个地点设有发饭点，以往到了吃饭时间，工厂都会将盒饭送到发饭点，供工人取食。但罢工第二天，这些饭点被悄悄撤掉了。张兴国和其他罢工的工友只好自己叫外卖。

“七天。公司饭不给，水也没送过。”张兴国说。

他一直记得总经理苏裕昆在会面时对大家说的话──你们是公司最大的财富。后来张兴国反复琢磨过这句话，觉得不太可信，“根本看不到公司的诚意”。

在鞍钢联众的工人看来，厂里下达待岗、降薪举措，是逼迫工人主动放弃工作，免去厂方辞退需要付出的补偿金。

“老国企不比小工厂，用工成本低，转移方式灵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吴清军对端传媒表示，“国企裁员是政治问题。”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指出，国有钢铁企业由于资产庞大、就业人员多、社会影响范围广，企业资产处置、债务处理困难，一次性关停难度大，退出渠道不畅，仅能依靠银行贷款维持生产，最终沦为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拖累整个行业转型升级。

当端传媒记者致电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咨询安置钢铁工人的问题时，对方表示：“我们这边不好说”。

这个“不好说”的问题在遮掩和逃避中变得愈加棘手和危险。据媒体不完全统计，仅2015年底，国内已发生数起钢铁工人讨薪事件。11月8日，陕西汉中钢铁公司上千名下岗员工集体到勉县县政府讨薪。11月13日，唐山松钢千名工人到市政府讨薪。12月8日，唐山港陆钢铁1500名工人罢工……

就像一个日益扩大的深坑，坑里的人都在想著如何遮住坑口。当端传媒记者致电鞍钢联众董事会秘书孔凡华时，对方表示：“没有罢工事件，没有减薪事件，那只是我们正常的协商方式。如果有员工离职，那都是正常行为。”

第六天：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形象

分化是从第三天开始的。

2月19日，冷，下雨。工人们接到一个消息：未参加罢工的部门每人每天发放100元奖金；继续参加罢工的人算作旷工，旷工三天即开除；停止罢工的人，之前的罢工行为可以从轻或不处分。

罢工人数从之前的4、500人降至200多人。

“人心隔肚皮。”另一名九大代表之一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我们争取的是大家的权利，凭什么我们顶著压力，让他们坐享其成？”

“生气，当然生气。但有的人要养家，有的女工胆子比较小，我还是理解。”张兴国表现得比较宽容，“（我）有一点英雄情结吧。牺牲我一人，大家都幸福。”张兴国的领导私下劝他，“何必呢？枪打出头鸟。”张兴国说：“总要有个结果。”

即使是留下来坚持罢工的人，也对“秋后算账”充满忌惮。他们对记者既热情又警惕，反复核对记者身份、反复叮嘱不要暴露其个人真实信息，热情地向记者介绍其他工友，“你去找他！他愿意讲！”几乎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工人都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报了也没用。”

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钢铁男儿，有血性。”他们这样鼓舞自己。

出乎意料的是，2月22日第六天，罢工人数再一次飙升，达到最高峰──600多人。此前只有炼钢和热轧车间工人参与的罢工迎来了冷轧车间的工友，士气再一次高涨。

“他们面子上过不去吧。”张兴国说，炼钢和热轧车间的工人冒著被记大过的风险一直坚持罢工，冷轧的人坐不住了。他们在白色横幅上写下“冷轧雄起”，加入了“战局”。

原本僵持的局面很快改变了。鞍钢联众宣布暂停之前的降薪方案，恢复职工原本的薪水。和这条通知一起下来的，是“记大过”处分。

朱建连返回了岗位，张兴国没有。背负了两次“大过”，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他更觉得事情远远没有完结。从罢工第一天起，张兴国就开始研究劳动法。“公司违法了，应该给我们赔偿。”张兴国想不通，“我们是国企，代表的是中国形象，怎么可以这样？”

但他心里还是暗藏一丝侥幸──万一厂里不记他第三次大过呢？罢工结束后的第一天，2月24日，张兴国如常去上班。几个工友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多亏了你，谢谢你。”

几天后，张兴国受到第三次“记大过”处分。他被开除了。

（受采访者要求，张兴国、朱建连为化名）

（记者按：由于并没有可靠的第三方统计罢工人数，选取了多位罢工者提供的数据中的最小值。）

（实习生林可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