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印象，談及家庭時，你倆常常用上『愧疚』二字。作為記者，我很想跟你們重塑伴侶關係的最初，乃至你們現在的狀態。一對站在社會前線的夫婦，如何在萬難中經營家庭？是有點私人，但請你們考慮。」
去年十二月這通電郵，為我向一對非常忙碌的夫妻檔爭取到一個跨年訪問。黃瑞紅是大律師，曾在香港反國教運動的風風火火中絕食，也在很多具爭議的案件中留下身影，包括支援佔中期間畫連儂牆被捕的粉筆少女。
譚駿賢是工黨秘書長，廿年來因抗爭被捕不知凡幾。他最近成功把某建制派議員拉下馬，成為新鮮熱辣的屯門區議員。
但這趟我們談的不是社會事件，而是他倆一路走來，從戀人到家人乃至同為父母的伴侶關係——雖然這段關係的背景上，盡是一幕又一幕大時代。
相識大時代
1997年，譚駿賢在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工作，黃瑞紅休學一年專注香港大學學生會的組織工作。社會躁動，民間活躍。自自然然，他和她都知道對方。
譚駿賢有這個印象：六月四日凌晨的港大校門前，他跟示威者築成人鏈承受警衞衝擊，而他們要護送的國殤之柱正架在貨車上，車上站着一個手執擴音器的年輕女子。
他偶爾不放心地瞄向她，心想：男生都跑到哪裏去了？為什麼要讓一個女生在那兒獨撐着？清晨時份，國殤之柱終於成功豎起，眾人歡呼，他特地上前向她鼓勵：厲害﹗
今日譚駿賢笑着承認：「現在回想，那時的想法挺保守。」
黃瑞紅對那句打氣沒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我更發現，這位心思慎密的大律師在私事上是不折不扣的小迷糊），她只記得現場兵慌馬亂，談不上任何兒女私情。
她開始留意他，始於那年稍後的韓農反世貿行動。9月21日，五名示威者在灣仔被捕，是回歸後首次，引起很大迴響。他和她都在其中。
「預備上庭期間最磨人，非常不安，是一種手足無措的狀態。從個人前途，到大環境的人權狀況，都有很多憂慮。」黃瑞紅是港大首位被捕的法律系學生，對於案底會否影響日後執業，當時沒人說得準。
而在惶恐中望見譚駿賢，原來會心安。「那時覺得這人真厲害，活像沒事兒似的。他不是大無畏的那種，但會實實在在處理事情，冷靜清晰，鎮得住場面，像身體力行的長輩，讓我從觀察中學習。果然是高幾屆的中大學生會會長。」
一邊是慌張的小妹，一邊是扮演定海神針的大哥哥——我以為這是安慰的最佳時機，但事情沒這樣發生。譚駿賢說：「那時我也面對很多超乎自己想像的處境。我不是很成熟，也不大懂得安慰，只不過能做的盡量做。」
儘管如此，幾個月神奇歷程足教他倆愈走愈近。只是兩人各有顧慮——譚駿賢走出一段不理想的關係後不久，正享受自由，未確定應否重新牽手；黃瑞紅已經有赴澳洲讀書的計劃，計劃中沒有歸期。
他們猶猶疑疑，腦袋跟心房拉据，但情人節還是相約出來，沿海傍一路從灣仔步行到西環。整個晚上，什麼都沒發生。
沿途談國家大事社會新聞嗎？我不禁追問。答案是，話很少，沉默很多，也沒搭理不識趣走來兜售玫瑰的商販，總之小心翼翼，不把關係逾越一步。
好尷尬好尷尬。
兩人各自回家後，像被蟻咬。
「人家一個女仔那日肯出來，本身已經是信息，我不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他說。
「我不開心，覺得自己實在想不清楚。但那晚以後我告訴自己，聽從感覺就對了，反正不把那一步走下去的話，我會更不開心。我是這種人。」她說。
終於，這格畫面在黃瑞紅的記憶中凝成定格：幾日後，尖東海傍，他說：「不如我們試試吧」，然後握着她的手。
痛裏明白愛
接下來要進入快鏡程式——他倆很快便進入熱戀期，也很快開展同居關係，兩年間一切都來得很順，順利得她不只一次甜蜜地說：「我們真的好合拍﹗」也沒把稍後的分離看成一回事⋯⋯
「我們低估了距離的挑戰，也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譚駿賢說。
黃瑞紅終於跨越太平洋去唸書，距離帶來孤獨，而孤獨又迫逼譚駿賢思考彼此距離——地理外的距離，「我們的話題愈來愈窄，她談她在律師行的實習，我談我的工運。我們本來就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日後她是大律師，而我不過是工會份子，會有很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圈子。我想，這些是否也是戀人該考慮的距離？」
猶幸，走到瀕臨分手前，他倆止步，反過來努力經營。她用反問來測試自己：分手會教我痛嗎？這念頭果然揪心，「我是透過痛去明白愛的，不知這叫不叫變態⋯⋯嘿嘿。」
回頭看，黃瑞紅說，多得那兩年，「開始時一切都美，只是不深刻也不夠錐心。澳洲的挑戰卻把兩個人完完整整地呈現出來，有惱怒有失望也有吵架⋯⋯對我來說，這些那些湊起來，才叫愛，也鞏固了愛。」
譚駿賢則在危機中發現，他們的關係可以超越分歧－－也許說得明白一點，是階級分歧。「我平日在屋邨工作見的是什麼人？別說幾十元吃一個餐，有些連吃都成問題。
但在她的大律師圈子裏，幾百元一餐是等閒。那時她挑一間比較貴的餐廳一起吃飯，我也有罪咎感。」說時眉頭皺得好緊。
「但現在我學會接受，她有她的專業，她的成長背景，她的生活方式；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態度。甚至可以拿來開玩笑了。」
黃瑞紅回港後第三年，他倆結婚——結婚是剛巧趕上了SARS後特別平價酒席的最後一班車（那時酒店設宴才六千多元一席），結婚是他被灌得不省人事。
結婚是翌日歸還婚紗、拆人禮金、是償還銀行貸款忙得一頭煙；結婚是回家後首個睡醒的早上除了累癱，還有驚訝：怎麼一切如常，啥都沒變？
原來最大的轉變，不來自「丈夫太太」這組新身份，而是「爸爸媽媽」。
強大的荷爾蒙
黃瑞虹用「奇妙」來形容懷孕體驗，「兒子在我肚皮下第一趟『蓬～～﹗』的一下動作，現在想來都起雞皮疙瘩，一輩子不會忘記。」然而，孩子甫出生，事情便急轉直下——說的是她的情緒。
譚駿賢記得那是兒子知行出生翌日。趁外母來醫院陪伴，他趕到餐廳吃飯，但中途接到舅仔十萬火急的電話：「Linda很不妥當，你趕快回來﹗」
他當下胃口全消，匆匆扒進兩匙飯，便又跑上病房。原來她正向外母大吵大鬧。
「從未試過鬧成這樣，哭瘋了⋯⋯」她回想時猶有餘悸。「我彷彿變成另一個人，其實是很恐怖的經驗。而他是受苦那個，把我的黑暗面看全了。」
當時譚駿賢很快便知道，自己進入了很多丈夫都經歷過的「黑暗時期」。黃瑞紅知道得晚一點，因為她身在局中——那個局叫「強大的荷爾蒙作用」。
「那時她很暴躁，要求高，易怪責身邊人。經歷幾次後，我學乖了，覺得不該再跟她講道理。她還弄了幾個專門放奶樽（編按：奶瓶）的架子，連嬰兒床塞入房間，家裏像難民營⋯⋯這些都要硬吞下去。」
無疑是考驗，猶幸譚駿賢心態健康，「又或者這樣想，如果你同意不該只由媽媽來承受生養孩子的所有變化，那麼爸爸承受什麼？就是這些囉﹗」
但可曾擔心，溫柔堅定的黃瑞紅從此消失？黑暗隧道沒有盡頭？
譚駿賢說那時倒沒想這些，但她確實慢慢回來了——花了半年。後來某個社交場合上，太太跟老朋友侃侃而談，自信開朗一如既往，他看着就知道，黃瑞紅歸位了。
謝天謝地。
「那次我更肯定，在孩子和家庭外，她很需要追求她認為重要的價值，她自己的生活和圈子是她很重要的部份。」他說。
但這不代表實踐起來時，沒有張力。
「沒什麼事早點回家﹗」
黃瑞紅深刻記得復工第一日的畫面：她坐桌前，眼睛橫掃房間，那道風景包括一個個厚重的文件夾，跟被困家中是兩碼子事。「好棒，現在我偶爾也會萌生這種感覺。」
她知道自己離不開工作，但又想多陪伴孩子，兩邊拉扯得緊，非常痛苦。然後還有丈夫那句：「沒什麼事早點回家﹗」
這話，常常令黃瑞紅一下子火冒三丈。
譚駿賢急得打岔：「如果只是工作我沒問題，但你加入了維權律師關注組、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小學校董會、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佔中支援律師團⋯⋯你自己數數看﹗我不是不認同，問題是，可不可以減一點？」
一兩年前，這常常成為吵架的導火線，一個想對方多留在家看孩子，一個難以割捨人生中一些有意義的經歷。
黃瑞紅坦言：「我也想陪孩子，但有時忍不住鬥氣，為什麼你的工作是工作，我的就不是？我認為自己支持有意義的事情，也是工作一種。」但她也承認自己很怕令人失望，尤其在有意義的事情上。
我見證過那種期望的殷切。在某個關注組蘊釀初期，其中一個討論焦點竟是該動員誰（包括譚駿賢）去說服黃瑞紅入組。那時我未認識她，卻清楚感到，她該是能產生關鍵作用的一號人物。有這樣的太太，丈夫該很自豪吧？
譚駿賢帶點為難地說：「心情很矛盾，譬如反國教（編按：2012年，香港反對國民教育運動）時她絕食，我很擔心──她真的沒跟我討論過，但《大公報》還是說我煽動她出來﹗但又像你說的，有這樣願意犧牲自己站出來的太太，我很自豪。」
黃瑞紅絕食時，我寫下這些——
「九一那夜，才剛完成了晚會統籌工作的女子，撐着累透身驅加入絕食，然後頭痛來了、胃痛來了、低血糖來了。她坐着累，躺着胃痛，但是一路撐過來。她說，因為這一切已經踰越她作為母親的底線。
這位媽媽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兒子，那雙小手曾奮力地四度要把媽媽拉回家。現在，他的媽媽終於可以退下，接力是另一個孩子的爸爸。
讓我們先來一趟致敬，再記住Linda的溫柔，也記住她的堅定。這場戰役未完成。」
譚駿賢說：「那時不單我倆之間有衝突，即使我自己內部，也一樣在衝突。我猜她也一樣。」
中午跑回家的爸爸
這是一對非常忙碌的爸爸媽媽。但如果說媽媽對兒子愧疚，爸爸更甚。
「那種愧疚不是一時三刻，而是對他整個生命的一種感覺──我們究竟給了他幾多？媽媽跟他一起的時間其實已經比我多（她忙不迭在旁補充：「多很多﹗」）我就是連回家吃飯行公園踩單車這些最基本的，也很少做到。」
最嚴重是區選前兩、三個月，他朝五晚十，回來時知行已經睡了。「那時我覺得，這樣日復日撐下去對兒子不好，對我不好，對選情也不見得好。回想起來也可能是因為愧疚，但當時沒想太多，只是很想很想見他﹗」
為見兒子一面，選舉前兩個禮拜，忙碌爸爸開始每日中午從屯門趕回家，飯後再趕回屯門工作。知行果然非常驚喜，連問：「怎麼你在？」父子倆有時玩玩具，有時寫寫字。
累了，爸爸上床稍息，兒子也躺上來，或滾來滾去或靜靜相伴。漸漸的，譚駿賢精神好轉，胃口也好轉，「之前天天碟頭飯，很累的時候，望着食物想嘔。」
黃瑞紅逮到機會，連忙換上化粧品廣告口吻笑說：「是兒子滋潤了你⋯⋯你那時⋯⋯好dry⋯⋯精神上和生理上都是。『生人勿近』，一如我們產後抑鬱。」
選前譚駿賢評估自己勝算不高，曾打定主意落選後退下崗位，多投入家庭，多照顧孩子。他把新生活描繪得歴歴在目，沒想到竟然勝出。
生活在「未解決」中前進
這兩年，黃瑞紅的生活起了一些變化，包括割捨了不少義務工作。她笑說：「我今日才跟Kelvin Yam（法政思匯組織的任建峰）說，未來會為兒子enforced disappearance（被迫失蹤）。」
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知行——五歲了，漸漸知道別的孩子都有爸媽陪伴，愈來愈懂得比較，也懂得要求。但黃瑞紅還要多謝雨傘運動，因為冒出一批關心社會的年輕律師，更多人合力挑擔子。
「現在我可以把周六日都交給兒子，自己還有時間做運動。這狀態不錯。」她滿足地說。
連譚駿賢也戒掉「你沒事便早點回來」這話。他笑了起來，「因為我發覺不說這句話，無論實質或理念上都是正確的，反正愈講愈留不住她，何必呢？」
當選後回家湊仔（編按：照看孩子）夢滅，但比起選戰時的緊繃，譚駿賢無疑輕鬆了點，也終於可以努力實踐他口中「為人父母的基本要求」了。
選舉也為兩人的關係帶來意外收獲。
她說：「選戰很棘手，期間我看到他很需要也很願意和我談，包括落選的話如何走下去。我的幫忙未必很多很實際，但過程中覺得自己有參與、被需要、也了解他。正如以前，我在人生、在工作上迷惘時問他意見，每次他都讓我明白，他真是最了解我的人，我們都重視對方。」
他說：「這幾年我又發現，我們雖然身處不同崗位，但在很多事情上有共通點，特別是面對社會事件，她（作為大律師）助我看得更清。去年雨傘運動後，我有強烈的無力感，譬如粉筆少女（被捕），我可以做什麼？什麼都做不到﹗但她在她的位置上能幫到更多。這些都是讓我們愈來愈親近的經歷。
「最近我在問自己，怎樣描述目前的關係，我想告訴你一個諷刺的答案：我們就像家人。真的，回想起來，我們以前好像都不似家人，做情侶時關係不鞏固，像戰友時都在外面風風火火，最缺乏的卻是——朝早起來沒事，帶兒子踏單車後飲茶——這一種關係。不要很戲劇化，也不只有美好，有時吵架有時沮喪。這是什麼生活？家人的生活。
「又譬如，有事沒事第一個想到找她聊，是什麼關係？就是最親密的關係。這段日子感覺最強烈。以前很多話題都是『公家』的（社會事務），現在我們常常一起討論兒子的未來，而且比重愈來愈高－－『喂，阿仔的中文很差，我們想想怎辦。』」
如果把時光調到三十年後，對於以後的伴侶關係，有什麼想像？
她笑了，說：「我希望我們都健健康康。這是我最近集中火力轟炸他的事情，投訴他不重視自己身體，提醒他這也是對兒子的責任，但他一直迴避。」
他沉吟一會，說：「我覺得可以牽手逛公園，就是最好的三十年後了。有時在公園見到手拉手的公公婆婆，我覺得自己就是要那個畫面。」他一頓，望一望她，終於說：「這個跟健康有關。」
但接下來是一輪托詞「工作總要交人啦」、「我覺得要死不會病」、「都是健康產品公司拿出來騙中產階級做gym（到健身院）的」⋯⋯
每段家庭關係都有懸而未決的事情，生活就在一堆未解決中前進。
「我會繼續鬥爭」，溫柔堅定的人權大律黃瑞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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