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法國議會選舉的驚人逆轉：民主癱瘓的險象，或議會政治的曙光？

如果說2024年7月7日的法國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的結果，給了我們何種一般性的教益，那就是永遠不要低估法國政治的戲劇性潛力。如通常被認為出自拿破崙一世之口的名言所說，「『不可能』這個詞不屬於法語。」（L’impossible n’est pas français.）偶然和意外，似乎刻在了這個大革命以來從不缺乏驚人轉折的國家的政治基因裏。

在第一輪投票後的文章中，本文筆者曾預測，勒龐（Marine Le Pen）和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領導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幾乎一定會成為議會最大黨，甚至有可能單獨或依靠其他右派政黨成功組閣掌權。而即使在左翼聯盟和馬克龍派執政黨聯盟達成退選協議，努力守衛以阻擊極右翼為宗旨的「共和陣線」（Front Républicain）的情況下，也難免損失大量議席。

然而第二輪投票後的選舉最終結果超出了大多數人的預期：即使加上共和黨主席埃裏克·喬蒂（Éric Ciotti）所率領與國民聯盟聯合參選的共和黨籍議員，以及其他極右翼政客，國民聯盟及其盟友總共僅斬獲了國民議會577個席位中的143席，遠遠低於組建過半多數所需的289席。儘管國民聯盟黨團的席位數量相比2022年進一步大幅增加，但由於選前對極右翼上台執政的高度預期，選舉結果對國民聯盟而言是十分令人失望的。

而在議會的另一側，主要由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PS）、法國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CF）、「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 LFI）和綠黨（Les Écologistes）四個左翼政黨聯合而成的「新人民陣線」（Nouveau Front Populaire, NFP）則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奪得了184席，成為議會中最大的政治勢力；馬克龍派政黨聯盟贏得161席，相比上一屆議會的相對多數的250個席位大幅縮水，但維持了第二大黨團的地位。傳統中右派的共和黨及其盟友贏得了共計65席，考慮到另有17名共和黨籍議員追隨喬蒂與國民聯盟結盟的情況下，共和黨的總體席位數量沒有明顯變化，儘管必將面臨短時間內難以解決的黨派內部分裂。

驚人轉折從何而來？

如此出乎意料的結果，首先證明的是在法國，「共和陣線」的理念儘管在近些年愈顯疲態，但仍有着強大的號召力。在6月30日第一輪投票結果出爐之後短短兩天之內，馬克龍派與左派之間就大體達成了在各個選區互不「搶票」、排名第三候選人自動退選的共識。同時，面對戰後以來極右翼首次可能上台執政的威脅，法國社會的政治動員氛圍也前所未有高漲。第二輪投票率再次高達66%，與第一輪的67%相比幾乎沒有下降，意味着有遠比以往較多的選民願意為了阻擊極右翼的勝選，而在第二輪投票時投給一位自己並不支持的候選人。

同時，極右翼國民聯盟持續面臨着缺少有真實治國施政經驗的人才問題，候選人質量參差不齊，競選期間不斷有候選人被揭發曾發表過種族主義、反猶主義甚至是親納粹的言論或者行為，亦有不少候選人曾與俄羅斯普京政權有種種難以斬斷的牽連。

本次議會選舉結果的另一亮點，是新一屆議會中，不但左派、中間派和極右翼「三分天下」，而且每一個具體政黨都有不少的議席。如果展開一張新一屆國民議會構成的扇形圖，去掉上面的政黨標簽文字，我們會發現這張圖與任何一個典型的採用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選舉的議會制歐洲民主國家並無明顯區別。然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議會選舉採用單選區二輪決勝制，本意在於給總統儘可能充足的議會多數，從而有利於順利施政和政治穩定，那麼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已指出，由於法國特殊的議會選舉制度，尤其是進入第二輪投票的門檻（得票達到12.5%的註冊選民）在投票率高漲的情況下，容易出現第二輪投票有至少三名候選人競逐席位的「三角投票」（triangulaire）情形。此外，要想在第一輪投票中就直接當選，候選人需要不僅獲得至少50%的實際得票，而且需要獲得至少25%註冊選民的選票。

這兩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制度細節，結合政黨精英與基層選民的策略性選擇，在本次選舉中產生了很大影響。為了避免分票、贏得儘可能多的席位，本次選舉迅速結成了左中右三大聯盟，同時聯盟內部在分配每個選區的候選人時也需基於對得票率和席位的預估，這樣不但保證了聯盟的總體席位，同時還儘可能確保了聯盟內部每一個政黨都能「分一杯羹」。由於第一輪投票直接當選的門檻比簡單的「過半得票」較高，沒有政黨能僅僅依靠高度動員的少數選民強力支持而贏得席位，這對極端政黨形成了第一層限制。由於第二輪投票的進入門檻比簡單的「前兩名晉級」較低，在約300個選區出現了「三角投票」，雖然這本身有利於國民聯盟及其盟友，但中間派和左派迅速達成了退選互助的共識，選民也願意聽從各大主流政黨的號召，繼續在第二輪中投票。

由此一來，極端政黨的最終席位數就被壓低到了儘可能接近其普選得票比例的水平，即不到三分之一。而其他政黨的候選人在本選區對陣極右翼時，則有更大的機會勝出，因為此時的投票行為類似於愛爾蘭和澳洲採用的「排名投票」（ranked voting）或「單一可轉讓選票」（single transferable vote）制度中的情形——有足夠多的選民將他們列為自己的「次優」選項，這就足以讓他們當選。

總而言之，在法國特殊的選舉制度下，極右翼上台前景的壓力促成了迅速而充分的跨黨派協作。反對極右翼的法國選民也展現了格外強大的紀律性和公民責任感，紛紛投票給極右翼外哪怕是對自己而言並非最佳選擇的候選人。這樣產生的實際選舉效果十分接近於排名投票制度的情形，實現了選票的最大效率，確保少數派也能獲得代表，因而導致了「沒有比例代表制卻選出了比例代表制效果」的議會版圖。

左翼聯盟的勝利，還是議會權力的崛起？

與左翼聯盟在7月7日當晚迅速宣稱並試圖塑造的敘事不同，左翼並未「贏」下這場議會選舉。無論是極右翼勢力被排擠到議會第三位，還是左翼聯盟取得最多席位，都並未改變此前預測的「懸浮議會」（hung parliament）的權力基本面：換句話說，沒有任何一支政治勢力取得了足夠的優勢，從而得以單獨推選總理、組建新一屆內閣政府。

相反，每一支力量都取得了某種意義上的勝利，但又遠遠未能達到最初設定的目標。國民聯盟再次可以滿足於議會席位數量大幅增長，以及隨之帶來大量國家提供的黨派經費，但卻又再遇到新的「玻璃天花板」（plafond de verre），無法向政府權力走近一步。執政黨聯盟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原有席位，但結果仍然好於6月9日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和多數觀察人士的預期，並維持了議會「造王者」的關鍵少數地位。馬克龍想要借這場選舉重建執政黨民主合法性的豪賭無疑失敗了，但他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6月9日晚電視講話中要求選民作出的「澄清」（clarification）：法國人真的想要一個極右翼的政府嗎？答案是堅定而明確的「不」。

至於左翼，雖然成為了議會中的最大勢力，也僅控制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議會席位。雖然在理論上，左翼此時應有提名總理的優先資格，但這個「聯盟」所建立的與其說是意識形態和政策上的共識，不如說是選舉期間暫時的共同利益，本就十分脆弱。激進左翼的「不屈法國」黨與傳統溫和左翼的社會黨之間在一系列內政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之深，並不亞於他們與馬克龍派的分歧。較前幾年重振旗鼓的社會黨，如今控制的議會席位數已經接近「不屈法國」，自然不願輕易向後者妥協，但後者無論是政黨意識形態還是領袖梅朗雄本人的專斷作風，都不會允許其讓出左翼領導者的寶座。

如果說選舉前，左翼聯盟的焦點集中在如何分配選區，從而最大化議員數量，如今在選舉結果出爐已一週多的時間內，作為議會最大勢力的左翼聯盟本應享有的政治主動權提名總理，但內訌卻不斷發生。社會黨拒絕其他左翼黨派提出的總理人選於蓋特·貝羅（Huguette Bello）
，進而招致「不屈法國」於當地時間7月15日宣布暫停討論；而在「不屈法國」內部，部分反對梅郎雄被稱作「反叛者」（frondeurs，這一名稱來源於路易十四時期的投石黨叛亂）的議員選擇加入綠黨黨團，這些或許都在預示着左翼距離再次分崩離析並不遙遠。

不過，若我們放大視野，本次議會選舉的結果放在其他的議會制民主國家，本應是十分正常的。比例代表制的邏輯意在儘可能充分地代表出全體選民的多樣性，鼓勵不同背景、立場和議程的團體之間達成妥協合作，這就意味着要對本黨原先的綱領主張有所取捨，作出讓步，照顧其他黨派的利益。這樣的選舉結果，本不應該造成某種「危機」或政治不穩。

然而，在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凌駕一切，執政黨完全控制議會的體制下，「妥協」是一個十分陌生的詞彙。無論左翼還是右翼，法國的選民和政治人物都習慣於一種遠比其他民主國家更熾烈的民粹主義語言，自稱為似乎是同質化的「法國人民」的代表，不吝指責任何跨越黨派的妥協努力為「背叛」。這種高度僵化的、多數主義（majoritarian）的政治文化，是第五共和國政治制度塑造的不經意結果，也是對第三共和國晚期（1930年代）和第四共和國（1945-1958）黨派紛爭不斷、政治動盪的一種有意識的矯枉過正。

但如今的法國社會，無論城鄉、貧富、族裔、宗教、教育和職業性質，都遠比戰後更為多元，任何一種單調的「階級政治」式的語言都不可能再通行無阻，一個多黨派的議會格局本應是這種新社會現實理所當然的反映。而法國的政治階級能否抓住這個歷史性的機會，放棄對「法國人民」的單一聲稱，負起學習和締造一種全新政治文化的責任，將決定這次選舉帶來的是「政治癱瘓」，還是歐洲式議會政治在法國的重新崛起。

「朱庇特」式帝王總統謝幕，第六共和國登場？

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克龍本人毫無疑問是這場選舉的最大輸家。雖然他將繼續行使作為總統在外交以及國防這兩個「保留地」（domaine réservé）的權力，「懸浮議會」的格局也意味着他早前推動的國內改革遺產不容易在短期內被推翻，但作為一個職位的法國總統和作為一個權力機構的總統府（愛麗捨宮）的影響力卻遭到了嚴重削弱。

2016年10月，在自己的政黨成立後剛剛幾個月，馬克龍曾對媒體表示，自己想做一個「朱庇特式」總統（Président jupitérien）。這一形象可謂是對他的前任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平民總統」（président normal）形象的刻意反動，後者災難性的總統任期以個位數百分比的支持率慘淡告終。在贏下2017的總統選舉後，馬克龍的黨派順利拿下國民議會中的絕對多數，為其第一任期內一系列雷厲風行的改革創造了基礎，但也造就了他不近民意、專斷高傲的糟糕形象。

從宏觀的時間跨度上來看，無論是從第三共和國時期已經緩慢起步，還是從最近的第五共和國以來，法國的治理權力始終呈現着向行政機關和總統個人集中的態勢。在第五共和國甚至出現了「超級總統化」（ hyperprésidentialisation） 一詞形容法國的政府施政、政壇的愛恨情仇全圍繞總統一人打轉的現象。

馬克龍本人對這種執政風格的缺憾並非毫無覺知。無論是「黃馬甲運動」以來，還是到2022年的連任選舉，亦或是去年政府在議會中動用憲法第49.3條強行通過了退休金改革，他都多次表達出希望變革自己目前過度「垂直」（verticlalité）的管理方式，與其他黨派尋求妥協。但無論是因為反對派對政府的強烈牴觸，還是由於僵硬的政府立場不願軟化，這樣的改變始終未能到來，反而在2023年的退休金改革和移民改革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加強。

6月9日的歐洲議會選舉和其後的法國議會選舉終於給了馬克龍致命一擊。他尋求通過解散議會來獲得新的政治活力，卻讓法國陷入了更深的停滯和分裂狀態。這一次，英國媒體《金融時報》的評論將他比作希臘神話中的伊卡洛斯（Icarus），後者忽視工匠警告，因為飛得過高太接近太陽，以致羽翼脫落，落海溺亡——帝王式總統從高峰跌到了谷底。議會選舉不但剝奪了他的議會多數派地位，而且由於創紀錄的投票率獲得了極大的民主合法性，法國政府的權力天平決定性地從總統倒向了議會。

面對現實，與其說馬克龍主動改變以往的執政風格，不如說是受形勢所迫。在7月9日致法國人的公開信中，他表示：「這（選舉結果）意味着要給各派政治力量一點時間，讓他們在相互尊重的情況下冷靜地達成妥協。 …… 讓我們寄希望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人能夠為了你們和國家的利益，有意識地尋求協和共治。就像我們的許多歐洲鄰國一樣，我國必須能夠實現我一直呼籲的超越（黨派分歧的）精神。」實際上，從馬克龍本人的角度來說，從國內的黨派政治中抽身出來，扮演一個相對超然的角色，都更有利於法國民主的健康和保護他自己的政治遺產和歷史地位。

然而，即便假設馬克龍願意從此「退居二線」，各黨的政治領袖們真的有能力和意願調整他們一貫的行為方式嗎？在左翼聯盟中，哪怕是最願意向馬克龍派伸出橄欖枝的社會黨人，也反覆強調不願意在「新人民陣線」激進的經濟綱領上作出重大妥協。在絕大多數法國公衆甚至大多數左翼選民心目中形象極差的梅朗雄，不遺餘力地試圖將「不屈法國」的人選推上總理寶座，並聲稱要「一字不落」地實施「新人民陣線」的全部主張，即使現實中這絕無可能。馬克龍派的重量級人物則至今仍未在要與右派還是左派聯合執政、能否吸納「不屈法國」進入執政聯盟等問題上達成共識。

無論法國的政治階級是否願意承擔起從總統制的第五共和國，向議會制的第六共和國轉型的歷史責任，選民的看法則是十分清晰。民調顯示，43%的法國選民贊成組建一個聯合政府，29%贊成組建一個技術官僚政府，贊成由左翼聯盟單獨執政的只有四分之一。在幾個不同的聯合政府選項中，由馬克龍派與左派聯合執政，但將「不屈法國」排除在外，與馬克龍派和右派共和黨聯合執政，都各自能獲得43%選民的贊成。無論時勢還是民意，都在呼召一種新的政治模式，而這種新模式將既需要憲法體制改革——例如，將議會選舉改為比例代表制，將更多權力從總統手中轉移到政府內閣——的保障，也需要一種徹底不同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