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4日上午九點，被羈押達19個月的著名律師浦志強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受審，罪名是「涉嫌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及「尋釁滋事」。（詳見另文，《浦志強羈押近600天後受審結束未認罪，「頭髮花白，瘦了很多」》）
自2014年5月6日浦志強被捕以來，案件一拖再拖，檢察院幾次退回案件要求警方補充偵查。直到2015年12月8日，浦志強案才終於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舉行庭前會議，控方從他發的近兩萬條微博中挑出7條（共12條，其中4條是重複發布的），作為控告的唯一「罪證」。
「七條微博，兩項罪名」的故事在中國的社交網絡中流傳。為了躲避官方的審查，許多關於浦志強的信息被製成了圖片，還有人將微信、微博頭像換成浦志強，照片來自《南方人物週刊》2013年1月對浦志強做過的一份長達18頁的封面專訪，這裏的浦志強手舉燃燒的火柴直視鏡頭，目光如燧。
在中國維權律師群體中，現年50歲的浦志強在普通大眾中的知名度和聲望都是最高的。從業十餘年來，浦志強「啃」的都是備受公眾關注、同時具有高政治風險的「硬骨頭」，包括譚作人案、艾未未稅案、唐慧勞教案等，他曾著力推動制度改革，為廢除勞教制度奔走呼喊，亦積極在體制外堅持呼籲妥善解決六四事件。2013年，《中國新聞週刊》評選他為「影響中國年度法律人物」，法學界泰斗江平稱他為「這個時代的人權律師」。有分析者因此認為，他的被捕，成了評判中國法治進程的指標性事件。
2014年5月6日，浦志強和十餘友人在北京一私人住所舉行「六四紀念研討會」，旋即被捕。消息很快在網絡上引燃了憤怒。許多網友轉發政治宣傳片《建黨偉業》中的話：「自你入獄，舉國震動。人生輝煌，莫過於此。」台詞與現實形成鮮明諷刺。
浦志強身陷囹圄之時，他的同行者們亦遭遇大劫。2015年7月上旬，超過130名律師、律所人員及民間維權人士等突然遭到公安局大規模逮捕、傳喚和刑事拘留，涉及省份多達23個。
「如果警察可以因為言論等莫須有的罪名而剝奪維權律師的人身自由，法治無疑將發生嚴重倒退。」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在文中說道。
浦志強的故事並非孤例。正如韓國電影《辯護人》中的原型故事，在許多權力碾壓法治的國家，人權律師，往往是以肉身捍衛法治的第一批犧牲者，也是最終的勝利者。
Kian，你好麼？
37歲的伊朗人權律師Javid Houtan Kian如今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托倫斯市，供職於人權律師協會（Lawyers For Human Rights）。從他在社交媒體上為人權搖旗呐喊的精神頭看，很難想像僅僅兩年前，Kian剛剛逃離煉獄。
從2010年10月9日到2013年8月19日，Kian被囚禁在塔布里兹（Tabriz）監獄第七監區。塔布里兹市位於伊朗西北部，是東阿塞拜疆省的首府。
這場牢獄之災源於這位律師捍衛人權的一個簡單動作──擔任Sakineh Mohammedi Ashtiani的辯護律師。
1967年出生的Ashtiani是一名寡婦。2006年5月，她因與兩名男子發生「不正當關係」被判99下鞭刑。至2006年末，另一法院又以「涉嫌謀殺丈夫」判處Ashtiani「石刑」（將犯人埋入土中，只露出頭，用石塊砸死）。
這一判決在國際輿論引起強烈反彈。歐盟議會譴責石刑「永遠不公平和不能被接受」，巴西總統盧拉表示願為Ashtiani提供避難所。在Kian的支持下，Ashtiani的兩個兒子在伊朗發起「釋放Ashtiani運動」。但這些努力並未能改變Ashtiani的命運，法院只是將石刑改為了絞刑。
2010年7月9日，伊朗政府禁止記者報導關於此案的任何細節。Ashtiani的律師之一Mohammed Mostafaei被迫逃離伊朗。在成功逃離後，這位律師表示在代理此案時遭到當局的重重阻力。
前有明令禁止，後有同伴外逃，巨壓之下的Kian依然為Ashtiani奔走呼喊。2010年8月28日，他接受《泰晤士報》採訪，呼籲國際社會繼續向伊朗當局施壓。「如果他們（伊朗當局）能對Ashtiani施以石刑並逃脫懲罰，他們就能逃脫任何事。」Kian說。
10月9日，Kian和Ashtiani的兩個兒子在Kian的辦公室接受兩名德國記者的採訪，伊朗安全部隊突然衝進辦公室逮捕了所有人。Kian被控以11項罪名，包括藐視司法、從事間諜活動、披露機密信息等。他最終被判以6年監禁、沒收律師執照及十年內禁止出境。
Kian在監獄裏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六個月的時間裏，他丟失了近一半的體重。在審訊者的拳打腳踢下，Kian的鼻子和十二顆牙被打斷，他們甚至用60根香菸同時灼燒他的身體。不堪酷刑的Kian兩度被緊急送往醫院就醫。
Kian被捕和受虐的消息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多家國際人權組織呼籲伊朗當局釋放Kian，在臉書上，一封請求聯合國敦促釋放Kian的請願書下跟着長長的簽名。
鐵窗外的世界裏，他所捍衛的人權以並不完美卻令人欣慰的結局回應了他。在輿論壓力下，伊朗當局終將Ashtiani的死刑減為十年有期徒刑。2014年3月，Ashtiani因在獄中表現良好得到釋放。
2013年8月20日，歷經三年煉獄的Kian被提前釋放，輾轉來到美國。監獄生活極大地損耗了他的身體，隨後的兩年，Kian多次接受手術和治療。他依舊活躍在臉書和推特上，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似的，繼續為其他遭遇打壓的人權活動家奔走呼喊。但朋友還記得他所經歷的苦難。2015年11月26日，一個朋友在Kian的臉書主頁上留言：「你好麼？」
因為在法庭外抗議，律師El-Massry被關進了監獄
埃及人權律師Mahienour El-Massry的家門上寫着一句阿拉伯語：「不要對平民進行軍事審判 」。El-Massry的姐姐說，這樣如果他們（埃及警察）想逮捕她，他們知道去哪扇門找她。
這位1986年出生的人權律師已成為監獄的「常客」。2014年7月，她被判6個月監禁並罰款5萬埃及鎊，罪名是「未經許可抗議」和「襲擊安全部門」。2015年5月，她又因「襲擊安全部門」被判一年零3個月。
El-Massry定居於埃及第二大城市、亞歷山大省的省會亞歷山大港。她熱衷於在社交媒體上為政治犯募集保釋金，頻頻出現在各類呼籲司法公正的抗議中。2013年12月，El-Massry參與了在亞歷山大港刑事法庭門前的抗議活動，當時那裏正在舉行Khaled Mohamed Saeed案的第四次聽證會。
2010年6月6日，28歲的生意人Khaled Mohamed Saeed（通常寫作「Khaled Said」）在亞歷山大港的一家網吧被兩名警察逮捕，隨後暴斃，多名目擊者證明他是被警察毆打致死。Khaled Said的家人將他的屍體的照片發到網上，旋即引燃了埃及民眾的憤怒。一個名叫「我們都是Khaled Said」的臉書主頁更是成功在埃及全國引起關注。2011年埃及革命爆發，Khaled Said成為革命的精神領袖及抗議警察鎮壓的象徵符號。
2013年12月2日，Khaled Said死後的第三年，El-Massry和很多人仍在關注這一案件的進展，他們聚集在法庭門前呼籲司法公正。警察沒有當即逮捕抗議者。抗議結束後，拿着逮捕證的警察拘留了El-Massry和一眾抗議者。
這已經不是El-Massry第一次進「局子」了。同年3月，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們抓了三個社會活動家，並將他們送到警察局，他們聲稱這三個人燒了穆斯林兄弟會的總部。El-Massry和幾位律師趕到警察局為三名活動家提供法律援助，卻遭到警察拘留。一些報導指，El-Massry和幾位律師在警局遭到了警察言語和肢體上的攻擊。
El-Massry入監的消息不但震動了埃及和國際輿論，亦點燃了一個特殊群體的怒火──他們是滯留埃及的敘利亞難民。一直以來，El-Massry為這些難民提供法律援助，組織醫生為難民看病，鼓勵難民們通過抗議、靜坐爭取自己的未來，並用自己的薪水補貼難民們的衣食起居。
「我們吃了很多苦頭。但是，在希望和絕望之間，還有個Mahienour。」難民Ebeid對媒體說，「如果你想知道埃及的問題，去找Mahienour，你會發現她就在問題所在處捍衛人們的權利。」
2014年，El-Massry獲得多維克‧特拉里奧國際人權獎（Ludovic Trarieux Human Rights Prize）。
當多家人權機構、媒體為釋放El-Massry振臂高呼時，她從獄中寄出一封信。信裏請求人們將「釋放El-Massry」的口號改為釋放和她同監獄的另外三名女孩。El-Massry指出，她們三人是被穆斯林兄弟會胡亂抓進來的無辜者。
「推翻這個充滿階級歧視的社會。如果我們忘掉了那些遭遇不公的人們，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El-Massry在信的結尾這樣寫道。
他們打碎了Magomedov的牙齒
32歲的俄羅斯人權律師Murad Magomedov說不出話來了。
他躺在醫院的看護病房內，無法描述自己遭遇襲擊時的任何細節。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2015年2月4日，他從俄羅斯達吉斯坦共和國首府馬哈奇卡拉市的高級法院走出來，五名不明身份的人襲擊了他。他們打碎了Magomedov的牙齒，造成他下巴骨折、渾身多處受傷及腦震盪。
位於俄羅斯最南部的達吉斯坦共和國是俄國最早信仰伊斯蘭教的地方，儘管多數達吉斯坦的伊斯蘭教領袖都不持伊斯蘭教極端主義，這片貧窮、閉塞的土地卻無可避免地成為爆炸和槍擊等恐怖事件頻發地區。當地負責打擊極端主義分子的警察Sharaputdin Arslanbekov曾對媒體表示，約有700名達吉斯坦人加入了ISIS組織。
在這片各方勢力角鬥、人權極度惡化的土地上做律師，無疑是個危險的選擇。Magomedov和他的同行們曾多次遭受威脅，甚至被行刺。2013年7月，一位名為Magomed Guchuchaliev的律師在馬哈奇卡拉市被兩名男子殺害。
2014年9月，達吉斯坦的警方和軍隊聯手對一個叫Vremenny的村莊展開「特殊行動」。警察封鎖了整個村莊，所有村民被要求離開村莊，直到兩個月後「特殊行動」結束，他們才被允許回村。交還給村民們的是一個破敗的村莊，數十棟民宅被警察摧毀，一些村民發現個人財物不翼而飛。此外，警察還對全村約1000名村民進行「篩選」。他們複製了村民的所有文件，並收集了村民們的影像和指紋。整場行動中，記者、獨立觀察者和人權捍衛者被禁止進入村莊。
這場「特殊行動」在俄羅斯反恐法的保護下，變得合理且不容置疑。那些無故失去家園的村民卻無處討要說法。Magomedov開始為這場「特殊行動」中的受害者辯護，儘管他此後多次收到威脅稱他「會有大麻煩」。
2015年2月4日，Magomedov受襲那天，他剛剛成為另一起涉恐案被告的代理律師。這起襲擊在社交媒體上引起憤怒，國際法院亦敦促俄羅斯當局採取有效措施確保Magomedov的安全。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歐洲及中亞區副主管Rachel Denber說，這起發生在法院門口的襲擊表明行兇者很有把握逃脫懲罰。
這是傳遞給Magomedov和他的同行者的一個訊號──你最好聽話，否則會和Magomedov一個下場。但這一暴行並未嚇倒這群人權律師。Magomedov遇襲後，和他一起代理案件的律師紛紛站出來譴責暴行，直指警察查案不力。他們直視鏡頭，表示還會繼續代理這起案件。
Magomedov的同事、律師Rinat Gamidov說，自己也收到了類似的威脅，他們建議他最好退出案子。「但我怎麼能退出？我在為被告辯護啊。我簡直不敢想像。」他說。
Ma’touq不見了，但敘利亞政府說不是他們幹的
從2012年10月2日那天起，敘利亞人權律師Khalil Ma’touq的家人和朋友再也沒有見過他。
那天，Ma’touq和他的助手前往他在大馬士革的辦公室上班，從此不見了蹤影。在這條路上，設有數個由政府控制的關卡。
Ma’touq的親友多次向敘利亞當局詢問Ma’touq的下落，對方表示並未逮捕他。但是，人們卻從被釋放的羈押人員口中陸續聽到Ma’touq的消息，他輾轉於政府執掌的幾間拘留所內，包括一間由軍方控制的、臭名昭著的拘留所「巴勒斯坦分支」（Palestine Branch）。
這名54歲的人權律師患有肺病和呼吸困難。據被釋放人士透露，Ma’touq現在的健康狀況十分糟糕。
Ma’touq一直致力於為政治犯、記者和良心犯辯護。遇到經濟拮据的當事人，他亦會無償代理。Ma’touq還是一名學者，活躍於多家報紙和網站。他是敘利亞律師協會（Syrian Bar Association）的成員，也是敘利亞法律學習和研究中心（Syrian Centre for Legal Studies and Research）的執行理事。這個身份曾讓他在2005年至2011年期間被禁止出境。
2014年2月17日，Ma’touq被「強迫失蹤」的第二年。敘利亞安全部門突襲了Ma’touq在大馬士革的家，並逮捕了他的女兒和兒子。逮捕過程中，他17歲的兒子遭到毆打。安全部門拿走了Ma’touq的筆記本電腦和一台衛星接收裝置。
同一天，另一名人權律師Gihan Amin被捕。
國際輿論並沒有忘記這些「被失蹤」的人權律師。截止2015年10月，已有51家國際組織先後呼籲敘利亞當局釋放Khalil Ma’touq。這些組織相信，Ma’touq的「強迫失蹤」和他作為人權律師的工作不無關係。
在這片充滿戰亂的土地上，一些像Ma’touq這樣的人權律師正在遭受當局的種種碾壓和迫害。一些人被吊銷律師執照，一些人被抓捕，一些人被判刑，還有一些人被「強迫失蹤」。
但這些碾壓並不怎麼奏效。2010年，時年80歲的敘利亞人權律師Haitham al-Maleh因「傳播不實信息」、「詆譭國家機關」坐監。一年後他出獄，旋即接受了境外媒體的採訪，談的內容只有一個──敘利亞政府做得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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