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4日上午九点，被羁押达19个月的著名律师浦志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受审，罪名是“涉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及“寻衅滋事”。（详见另文，《浦志强羁押近600天后受审结束未认罪，“头发花白，瘦了很多”》）
自2014年5月6日浦志强被捕以来，案件一拖再拖，检察院几次退回案件要求警方补充侦查。直到2015年12月8日，浦志强案才终于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举行庭前会议，控方从他发的近两万条微博中挑出7条（共12条，其中4条是重复发布的），作为控告的唯一“罪证”。
“七条微博，两项罪名”的故事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中流传。为了躲避官方的审查，许多关于浦志强的信息被制成了图片，还有人将微信、微博头像换成浦志强，照片来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1月对浦志强做过的一份长达18页的封面专访，这里的浦志强手举燃烧的火柴直视镜头，目光如燧。
在中国维权律师群体中，现年50岁的浦志强在普通大众中的知名度和声望都是最高的。从业十余年来，浦志强“啃”的都是备受公众关注、同时具有高政治风险的“硬骨头”，包括谭作人案、艾未未税案、唐慧劳教案等，他曾著力推动制度改革，为废除劳教制度奔走呼喊，亦积极在体制外坚持呼吁妥善解决六四事件。2013年，《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他为“影响中国年度法律人物”，法学界泰斗江平称他为“这个时代的人权律师”。有分析者因此认为，他的被捕，成了评判中国法治进程的指标性事件。
2014年5月6日，浦志强和十余友人在北京一私人住所举行“六四纪念研讨会”，旋即被捕。消息很快在网络上引燃了愤怒。许多网友转发政治宣传片《建党伟业》中的话：“自你入狱，举国震动。人生辉煌，莫过于此。”台词与现实形成鲜明讽刺。
浦志强身陷囹圄之时，他的同行者们亦遭遇大劫。2015年7月上旬，超过130名律师、律所人员及民间维权人士等突然遭到公安局大规模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涉及省份多达23个。
“如果警察可以因为言论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剥夺维权律师的人身自由，法治无疑将发生严重倒退。”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文中说道。
浦志强的故事并非孤例。正如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的原型故事，在许多权力碾压法治的国家，人权律师，往往是以肉身捍卫法治的第一批牺牲者，也是最终的胜利者。
Kian，你好么？
37岁的伊朗人权律师Javid Houtan Kian如今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托伦斯市，供职于人权律师协会（Lawyers For Human Rights）。从他在社交媒体上为人权摇旗呐喊的精神头看，很难想像仅仅两年前，Kian刚刚逃离炼狱。
从2010年10月9日到2013年8月19日，Kian被囚禁在塔布里兹（Tabriz）监狱第七监区。塔布里兹市位于伊朗西北部，是东阿塞拜疆省的首府。
这场牢狱之灾源于这位律师捍卫人权的一个简单动作──担任Sakineh Mohammedi Ashtiani的辩护律师。
1967年出生的Ashtiani是一名寡妇。2006年5月，她因与两名男子发生“不正当关系”被判99下鞭刑。至2006年末，另一法院又以“涉嫌谋杀丈夫”判处Ashtiani“石刑”（将犯人埋入土中，只露出头，用石块砸死）。
这一判决在国际舆论引起强烈反弹。欧盟议会谴责石刑“永远不公平和不能被接受”，巴西总统卢拉表示愿为Ashtiani提供避难所。在Kian的支持下，Ashtiani的两个儿子在伊朗发起“释放Ashtiani运动”。但这些努力并未能改变Ashtiani的命运，法院只是将石刑改为了绞刑。
2010年7月9日，伊朗政府禁止记者报导关于此案的任何细节。Ashtiani的律师之一Mohammed Mostafaei被迫逃离伊朗。在成功逃离后，这位律师表示在代理此案时遭到当局的重重阻力。
前有明令禁止，后有同伴外逃，巨压之下的Kian依然为Ashtiani奔走呼喊。2010年8月28日，他接受《泰晤士报》采访，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伊朗当局施压。“如果他们（伊朗当局）能对Ashtiani施以石刑并逃脱惩罚，他们就能逃脱任何事。”Kian说。
10月9日，Kian和Ashtiani的两个儿子在Kian的办公室接受两名德国记者的采访，伊朗安全部队突然冲进办公室逮捕了所有人。Kian被控以11项罪名，包括藐视司法、从事间谍活动、披露机密信息等。他最终被判以6年监禁、没收律师执照及十年内禁止出境。
Kian在监狱里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丢失了近一半的体重。在审讯者的拳打脚踢下，Kian的鼻子和十二颗牙被打断，他们甚至用60根香烟同时灼烧他的身体。不堪酷刑的Kian两度被紧急送往医院就医。
Kian被捕和受虐的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多家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伊朗当局释放Kian，在脸书上，一封请求联合国敦促释放Kian的请愿书下跟着长长的签名。
铁窗外的世界里，他所捍卫的人权以并不完美却令人欣慰的结局回应了他。在舆论压力下，伊朗当局终将Ashtiani的死刑减为十年有期徒刑。2014年3月，Ashtiani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得到释放。
2013年8月20日，历经三年炼狱的Kian被提前释放，辗转来到美国。监狱生活极大地损耗了他的身体，随后的两年，Kian多次接受手术和治疗。他依旧活跃在脸书和推特上，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继续为其他遭遇打压的人权活动家奔走呼喊。但朋友还记得他所经历的苦难。2015年11月26日，一个朋友在Kian的脸书主页上留言：“你好么？”
因为在法庭外抗议，律师El-Massry被关进了监狱
埃及人权律师Mahienour El-Massry的家门上写着一句阿拉伯语：“不要对平民进行军事审判 ”。El-Massry的姐姐说，这样如果他们（埃及警察）想逮捕她，他们知道去哪扇门找她。
这位1986年出生的人权律师已成为监狱的“常客”。2014年7月，她被判6个月监禁并罚款5万埃及镑，罪名是“未经许可抗议”和“袭击安全部门”。2015年5月，她又因“袭击安全部门”被判一年零3个月。
El-Massry定居于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省的省会亚历山大港。她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为政治犯募集保释金，频频出现在各类呼吁司法公正的抗议中。2013年12月，El-Massry参与了在亚历山大港刑事法庭门前的抗议活动，当时那里正在举行Khaled Mohamed Saeed案的第四次听证会。
2010年6月6日，28岁的生意人Khaled Mohamed Saeed（通常写作“Khaled Said”）在亚历山大港的一家网吧被两名警察逮捕，随后暴毙，多名目击者证明他是被警察殴打致死。Khaled Said的家人将他的尸体的照片发到网上，旋即引燃了埃及民众的愤怒。一个名叫“我们都是Khaled Said”的脸书主页更是成功在埃及全国引起关注。2011年埃及革命爆发，Khaled Said成为革命的精神领袖及抗议警察镇压的象征符号。
2013年12月2日，Khaled Said死后的第三年，El-Massry和很多人仍在关注这一案件的进展，他们聚集在法庭门前呼吁司法公正。警察没有当即逮捕抗议者。抗议结束后，拿着逮捕证的警察拘留了El-Massry和一众抗议者。
这已经不是El-Massry第一次进“局子”了。同年3月，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们抓了三个社会活动家，并将他们送到警察局，他们声称这三个人烧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总部。El-Massry和几位律师赶到警察局为三名活动家提供法律援助，却遭到警察拘留。一些报导指，El-Massry和几位律师在警局遭到了警察言语和肢体上的攻击。
El-Massry入监的消息不但震动了埃及和国际舆论，亦点燃了一个特殊群体的怒火──他们是滞留埃及的叙利亚难民。一直以来，El-Massry为这些难民提供法律援助，组织医生为难民看病，鼓励难民们通过抗议、静坐争取自己的未来，并用自己的薪水补贴难民们的衣食起居。
“我们吃了很多苦头。但是，在希望和绝望之间，还有个Mahienour。”难民Ebeid对媒体说，“如果你想知道埃及的问题，去找Mahienour，你会发现她就在问题所在处捍卫人们的权利。”
2014年，El-Massry获得多维克‧特拉里奥国际人权奖（Ludovic Trarieux Human Rights Prize）。
当多家人权机构、媒体为释放El-Massry振臂高呼时，她从狱中寄出一封信。信里请求人们将“释放El-Massry”的口号改为释放和她同监狱的另外三名女孩。El-Massry指出，她们三人是被穆斯林兄弟会胡乱抓进来的无辜者。
“推翻这个充满阶级歧视的社会。如果我们忘掉了那些遭遇不公的人们，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El-Massry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
他们打碎了Magomedov的牙齿
32岁的俄罗斯人权律师Murad Magomedov说不出话来了。
他躺在医院的看护病房内，无法描述自己遭遇袭击时的任何细节。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2015年2月4日，他从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市的高级法院走出来，五名不明身份的人袭击了他。他们打碎了Magomedov的牙齿，造成他下巴骨折、浑身多处受伤及脑震荡。
位于俄罗斯最南部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是俄国最早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尽管多数达吉斯坦的伊斯兰教领袖都不持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这片贫穷、闭塞的土地却无可避免地成为爆炸和枪击等恐怖事件频发地区。当地负责打击极端主义分子的警察Sharaputdin Arslanbekov曾对媒体表示，约有700名达吉斯坦人加入了ISIS组织。
在这片各方势力角斗、人权极度恶化的土地上做律师，无疑是个危险的选择。Magomedov和他的同行们曾多次遭受威胁，甚至被行刺。2013年7月，一位名为Magomed Guchuchaliev的律师在马哈奇卡拉市被两名男子杀害。
2014年9月，达吉斯坦的警方和军队联手对一个叫Vremenny的村庄展开“特殊行动”。警察封锁了整个村庄，所有村民被要求离开村庄，直到两个月后“特殊行动”结束，他们才被允许回村。交还给村民们的是一个破败的村庄，数十栋民宅被警察摧毁，一些村民发现个人财物不翼而飞。此外，警察还对全村约1000名村民进行“筛选”。他们复制了村民的所有文件，并收集了村民们的影像和指纹。整场行动中，记者、独立观察者和人权捍卫者被禁止进入村庄。
这场“特殊行动”在俄罗斯反恐法的保护下，变得合理且不容置疑。那些无故失去家园的村民却无处讨要说法。Magomedov开始为这场“特殊行动”中的受害者辩护，尽管他此后多次收到威胁称他“会有大麻烦”。
2015年2月4日，Magomedov受袭那天，他刚刚成为另一起涉恐案被告的代理律师。这起袭击在社交媒体上引起愤怒，国际法院亦敦促俄罗斯当局采取有效措施确保Magomedov的安全。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欧洲及中亚区副主管Rachel Denber说，这起发生在法院门口的袭击表明行凶者很有把握逃脱惩罚。
这是传递给Magomedov和他的同行者的一个讯号──你最好听话，否则会和Magomedov一个下场。但这一暴行并未吓倒这群人权律师。Magomedov遇袭后，和他一起代理案件的律师纷纷站出来谴责暴行，直指警察查案不力。他们直视镜头，表示还会继续代理这起案件。
Magomedov的同事、律师Rinat Gamidov说，自己也收到了类似的威胁，他们建议他最好退出案子。“但我怎么能退出？我在为被告辩护啊。我简直不敢想像。”他说。
Ma’touq不见了，但叙利亚政府说不是他们干的
从2012年10月2日那天起，叙利亚人权律师Khalil Ma’touq的家人和朋友再也没有见过他。
那天，Ma’touq和他的助手前往他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上班，从此不见了踪影。在这条路上，设有数个由政府控制的关卡。
Ma’touq的亲友多次向叙利亚当局询问Ma’touq的下落，对方表示并未逮捕他。但是，人们却从被释放的羁押人员口中陆续听到Ma’touq的消息，他辗转于政府执掌的几间拘留所内，包括一间由军方控制的、臭名昭著的拘留所“巴勒斯坦分支”（Palestine Branch）。
这名54岁的人权律师患有肺病和呼吸困难。据被释放人士透露，Ma’touq现在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
Ma’touq一直致力于为政治犯、记者和良心犯辩护。遇到经济拮据的当事人，他亦会无偿代理。Ma’touq还是一名学者，活跃于多家报纸和网站。他是叙利亚律师协会（Syrian Bar Association）的成员，也是叙利亚法律学习和研究中心（Syrian Centre for Legal Studies and Research）的执行理事。这个身份曾让他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被禁止出境。
2014年2月17日，Ma’touq被“强迫失踪”的第二年。叙利亚安全部门突袭了Ma’touq在大马士革的家，并逮捕了他的女儿和儿子。逮捕过程中，他17岁的儿子遭到殴打。安全部门拿走了Ma’touq的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卫星接收装置。
同一天，另一名人权律师Gihan Amin被捕。
国际舆论并没有忘记这些“被失踪”的人权律师。截止2015年10月，已有51家国际组织先后呼吁叙利亚当局释放Khalil Ma’touq。这些组织相信，Ma’touq的“强迫失踪”和他作为人权律师的工作不无关系。
在这片充满战乱的土地上，一些像Ma’touq这样的人权律师正在遭受当局的种种碾压和迫害。一些人被吊销律师执照，一些人被抓捕，一些人被判刑，还有一些人被“强迫失踪”。
但这些碾压并不怎么奏效。2010年，时年80岁的叙利亚人权律师Haitham al-Maleh因“传播不实信息”、“诋毁国家机关”坐监。一年后他出狱，旋即接受了境外媒体的采访，谈的内容只有一个──叙利亚政府做得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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