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10天。
9月29日，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將討論大學副校長的任命事宜。紛擾了近10個月的副校風波會塵埃落定，還是掀起新的颶風驟浪？
港大法律學院自香港政改及「佔領中環」運動以來一直處於輿論風暴的中心。此前，香港大學遴選副校長，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為唯一候選人，卻在是否獲得任命的問題上攪動全城關注，各路政治力量介入，幾成僵局。（見端傳媒此前報導《左右港大棋局的12票》）陳文敏的任命被擱置，亦引發無盡的聯想：只是單純的人事審核？還是被左派報章批為「禍港」的港大法學院遭整肅？抑或更嚴重的，香港難保學術自由？
9月1日晚上7時，擁有16萬畢業生會員的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自1911年建校以來頭一次召開緊急會員大會，討論港大校務委員會推遲委任副校長一事。
許多畢業多年的老校友都趕來了。
他們之中，有同於1973年畢業的港大舊生彭泓基與程翔。但是兩人沒有寒暄，也沒有交談。當晚，他們分屬兩個陣營：程翔所在的「港大校友關注組」（以下簡稱「關注組」）。以及彭泓基所代表的「支持十大院長聲明校友組」（以下簡稱「校友組」）。
程翔與彭泓基都在副校事件上投入極大精力，鼓呼社會關注。他們都認為，這是「佔中」的政治之火，延燒到了自己的母校之內，應該極力阻止。但是程翔看來，火自傲慢的天庭而下，彭泓基則認為，火自不聽話的青年而起。
代表「校友組」發言的彭泓基，站在3400位不同年代畢業的同門前說：“Dear Fellow Alumni, this is a historical moment!（各位親愛的校友，這是一個歷史性時刻！）”
當他說到 “Please unite to rid out all self-serving…”，時間用盡，麥克風自動靜音，餘下的發言瞬間被聽眾經久不息的喝倒采與噓聲蓋過。他給端傳媒記者發來演講稿全文，未說完的句子是：“……political agenda which divide us and our society. We should not keep our silence!（接前：請團結起來剔除所有自利的政治議程，它們已經撕裂了我們和社會，我們不該繼續保持沉默！）”
當晚有超過3402位畢業生到場投票，加上接近6000張無法到場的校友的提前授權票，共9298張選票，決定了6項動議。
其中，彭泓基代表的校友組動議得票不足兩成，遭到否決。其動議內容正如其組名，是支持港大十大院長於7月30日發出的《聯合聲明》，該聲明包括呼籲尊重「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以及對「擾亂7月28日校務委員會會議的行為」深表不安。
而程翔所在的「關注組」，提出的5項動議都得到超過8成票數，全部通過，包括贊成香港大學應在30天內確認副校任命，以及贊成取消特首出任港大校監。程翔事後於《信報》撰文說，「投票結果，證明校友們不笨！」
昔日同窗 今日對峙
當你看到別人要跪玻璃、無端被人打的時候，一有機會走也一樣會走。
政治硝煙之中，兵戎相見的，原是昔日同窗。今日的花甲長者，已有逾40年的交情。
1949年出生在廣東潮州的程翔，5、6歲時隨家人來到香港，就住在港大地處的西環，「我家屬於共產黨劃分下的小資產階級，受到的打擊沒有地主、富農那麼嚴重，但當你看到別人要跪玻璃、無端被人打的時候，一有機會走也一樣會走」。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因為怕共產黨才逃來香港，所以香港有反共、恐共的傳統很正常。
彭泓基的祖上，則是廣東番禺的大家族。爺爺是買辦，家境殷實，1949年中共建國前被抄了家，彭氏遂舉族南奔，逃到香港時一窮二白，容身在石硤尾山邊自建的木屋，1950年彭便出生於此。「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因為怕共產黨才逃來香港，所以香港有反共、恐共的傳統很正常。」他說。
二人都在年輕時嶄露頭角。1969年，就讀傳統名校聖保羅書院的程翔，被選為首席領袖生；而於另一所傳統名校拔萃男書院求學的彭泓基，則當上了中樂團的團長，帶領樂團屢獲佳績。兩人同於1970年考進香港大學，當時非同齡人中品學兼優之佼佼者難入其門。
彭泓基進了理學院雙主修化學與植物學，程翔則進入了社會科學院，選讀地理和經濟。憶起近半世紀前的青蔥歲月，程翔說： 「我和彭在大學時已經認識，雖然學院不同，但有很多活動都會互相碰到」。不過離開校園後，二人的人生軌跡漸行漸遠。
左報的左仔 一夕夢幻滅
程翔中五時，已通讀梁啓超《飲冰室全集》，自認「受梁啓超影響很大，培育了一種對國家的情懷」。大學選專業時，他特意選擇了中國最緊缺的地理和經濟知識，「爲了讓自己有足夠的知識來投身中國建設事業」。
大學畢業次年，程翔追隨梁啓超的步伐，加入媒體。那是1974年，香港媒體勢力紛繁，親大陸、親台灣、親歐美，各有山頭，他加入的《文匯報》是由中共管轄的左報。600多元的工資，是港大畢業生薪酬市價的三分之一，但他不在乎，「最重要的，是它給了我認識中國的機會和空間。而且《文匯報》本身就是一個共產黨組織，等於一個細胞，我從它就可以看到整個共產黨的運作」。
理解中共運作的邏輯，正是程翔畢生關注。今年8月3日，港大學生闖進會議室打斷校委會開會後，《人民日報》海外版刊文高調「勸退」陳文敏，程翔緊接着於11日在《明報》撰文判斷：「從一開始阻擾陳文敏出任校長的正是中共……這次香港大學出現百年來僅見的危機，明顯是有政治背景，事件的本質是北京對『佔中』的秋後算帳」。
不過當年的程翔，仍對共產黨充滿期待。1980年，他本在荷蘭進修，突然接到通知，當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親自批准他任《文匯報》駐京記者，他馬上從荷蘭趕赴北京。
當時整個國家的政治氣氛都很開放，有銳意改革的氣氛，看到中共似乎正在洗心革面，我就靜待她自己改革。
整個80年代，程翔跑了全國200多個大大小小的縣，常出席中央一級領導人舉辦的國宴，「見了很多高官，包括王震、陳雲、胡喬木（皆為當時中共的主要領導人）」。有一次，他甚至得意地對妻子說：「人民大會堂的國宴都吃得膩了。」
「當時整個國家的政治氣氛都很開放，有銳意改革的氣氛，看到中共似乎正在洗心革面，我就靜待她自己改革。」程翔回憶說。他同為《文匯報》記者的太太，亦在國內跟隨他一起工作。
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確定香港主權將於97年由英國交還中國，那年10月1日國慶日，程翔和太太正在天安門參加建國35週年的閱兵。照片上的兩人，笑容燦爛。
但5年之後，他的理想在天安門廣場上破碎了。1989年，程翔在北京採訪天安門學運：「我所見的學生都是自發前來，學生領袖都是民族精英。」那年，為了聲援北京的學生，香港有過百萬人上街遊行。6月4日，軍人槍響，坦克轟鳴，震碎了包括程翔在內的許多香港人對共產黨的期許。程翔夫婦無法接受報館與下令清場的黨中央保持一致，二人遂與一大批員工辭職，離開了《文匯報》。
雖然我對中國的看法一直都沒變，但六四令我對中共能夠自我改良再沒有期待。
一個離開左報的「左仔（當時港人對親中、親共人士的稱呼）」，夢想樓閣一夜傾塌。「雖然我對中國的看法一直都沒變，但六四令我對中共能夠自我改良再沒有期待。」程翔說。
爾後的90年代，程翔很不順利，試過創辦《當代》雜誌和「中國資訊服務公司」，但都無以為繼，「我不是做生意的料，雜誌一直入不敷支，辦公司也不成功，唯有面對現實令其倒閉。倒閉後就要找工作。」剛巧1996年新加坡《海峽時報》來港招人，程翔應徵獲錄，1998年被派駐台灣，專注兩岸新聞。千禧年陳水扁勝選總統後，他回到香港，「以香港爲基地看整個大中華」，直到2005年。
殖民地精英，出走與回流
與程翔不同，彭泓基的1989年是在北美度過的。
1973年畢業從港大理學院畢業後，他轉讀中大MBA，學成後進入商界闖蕩，認準了銷售和市場這個行當，在多個行業游刃，例如科學儀器、醫藥、辦公室儀器等，並且擔任了香港市務學會首任華人主席。
雖然在香港的事業如日中天，但香港回歸已成定局後，他仍選擇去國，移居加拿大。
「那時候是我太太很想去，因為很怕，那個年代沒辦法，中國共產黨實在很多問題。」到了加國他卻感到受盡種族歧視，難向上爬。「剛好那時港英政府推「玫瑰園計劃」（以新香港國際機場為核心的十項工程），機會大増，我就在90年代初選擇回流。」
如果當年學生早些退場，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為何不退？因為外面的人給了很多錢支持他們……外界的介入弄死中國。
回望六四，彭宏基持另一看法：「如果當年學生早些退場，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為何不退？因為外面的人給了很多錢支持他們……外界的介入弄死中國。」
回港後的彭泓基，加入雷射電腦，專門負責中國的市場推廣。他形容那是自己最驕傲的商業成就——隻身一人闖蕩神州大地，辦公室一間接一間開了十幾間，公司也從幾十人發展到千餘人，成為全港最大的入口代理商，經手的牌子包括IBM，HP，Intel，Microsoft等國際知名品牌。
他同時在《經濟日報》寫專欄，觀點獲得時任中央政策組全職成員、恆生銀行高層黃建群的欣賞，在一個午餐會上相談甚歡，便應其邀加入了中策組。
1997年，香港依照《中英聯合聲明》回歸中國，彭泓基也進入人生分水嶺。中策組換血，雷射電腦的合夥人也因為對香港未來缺乏信心感而轉手賣出，彭泓基完成三年合約便離開公司。
香港人對西方的價值觀比較了解，但港式思維根本無法明白大陸想什麼，這就是文化差異
千禧年後，他決意離開商海浮沉，投資了一些房產，便開始退休生活。退休後，他成立了中華智慧管理學會，「我在大陸做生意很多年，看了很多大陸的事情，好的不好的，發現香港人對西方的價值觀比較了解，但港式思維根本無法明白大陸想什麼，這就是文化差異。」
體悟到這一點，彭泓基將中國哲學結合管理學，建構「六慧管理法」，在各大院校商學院任教MBA時傳授給學生，尤其受中國來的MBA學生認同，「香港人始終有點排中，覺得中國的東西不重要。」學過彭氏管理的學生，常常請他去國內講學。
今年8月11日，甫由滬返港的彭泓基，見到程翔發表在《明報》的文章，不禁慨嘆：「（程翔）把港大風雲，提升到政治鬥爭的層面……（香港人）因為追求一些並無共識的正義和理想，而逐漸破壞那整整數代人艱辛經營的成果，使東方之珠黯然失色，那是何等的令人悲痛！」隨即提筆回應，二人在報章舌戰，往返三個回合。
程翔在回應「彭泓基兄」的文章中，亦難掩唏噓：「我和彭兄認識多年，彼此的政治立場很不同。在個人層面上，這些不同並不影響我們的交往。想不到今次在捍衛香港大學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問題上，我們40年來第一次要正面交鋒。」
而9月1日的畢業生議會前，彭又以《與程翔兄再論「正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為題再撰文，其中提及：「回想年前程翔兄不幸鋃鐺入獄，相識多年，衷心欽佩他的『忠肝義膽』，是一位致志堅持自己信念的『民主鬥士』。當時我是『程翔關注組』的成員，大家為了正義，四處奔走，努力營救，終脫囹圄。」
牢裏牢外 滄海桑田
時空回到2005年，彭泓基已在頤養天年，同樣踏入知天命年紀的程翔，卻遭遇一劫。
2005年4月21日，他到深圳聯繫一本關於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書稿，次日準備出境回港時遭到截留，並被控出賣國家機密的間諜罪而入獄。之後程翔經歷了長達1020天的牢獄之災。
期間，他昔日的同窗好友，也組織了「程翔事件關注組」，四處奔走，為其伸冤。程翔回憶說：「常常開會的十幾人中，也有彭泓基」。港區人大、政協在內的香港各界亦紛紛聲援。程翔被補兩個月後，「一群關心程翔先生的香港大學校友」登報向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致公開函件，彭泓基亦在聯署名單中。
直到3年後的2008年除夕，程翔才獲假釋得以回到香港家人身邊。返港時，港大畢業同學會32週年晚宴上，一眾校友為他接風洗塵，彭泓基也在其列。
我從切身的經歷中，看到香港彌足珍貴的核心價值，而這些價值是需要我們去捍衛、弘揚的。
在這場晚宴上，程翔分享自己的獄中思考。「我從切身的經歷中，看到香港彌足珍貴的核心價值，而這些價值是需要我們去捍衛、弘揚的」，他說的核心價值，包括「法治精神、自由和對人權的尊重」。
而認為「市場在北邊、出路在中國」的生意人彭泓基則說，「西方重人權，但中國重人倫。中國社會有自己特殊的歷史文化因素，直接生搬硬套西方的制度會水土不服」。
你坐北京的話，香港算什麼？一個小城市而已，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扔。
「倫」是一種分類，人與人處在相對的關係中，應當各安其位，中港亦如是。「你坐北京的話，香港算什麼？一個小城市而已，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扔。」彭補充道。
兩人的分歧從六四延續至今20多年，從未改變。彭泓基認為，六四之後的20幾年，香港每年去維園，「令大家增強仇恨、鼓勵仇恨」，如此，「社會上的怨氣不就越來越多，不就出現了佔中？」程翔則不悔，在他看來，每年的維園燭光，正是香港人愛國情懷的表現：「在六四後，我們從未忘記這一場災難，也堅持支聯會的口號，『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如果我們不是對國家充滿激情，這個口號如何能堅持26年？」
最後一餐 分道揚鑣
轉眼間，滄海變了桑田。
與新中國同齡、一生愛國無悔的程翔，短褲涼鞋，髮白而眉黑；在華夏大地打下家業、鍾情中華哲學的彭泓基，西裝革履，眉雪而髮墨。
兩人同樣出生在逃港的路上，成為港英時代的精英，在殖民地的最高學府成為人中之龍。程翔曾為國族復興狂熱，又體驗過理想的幻滅，當過座上賓，也坐過千日牢。而彭泓基為了穩定生活出走，又為了優渥發展回來，趁着中國經濟增長的勢頭飛黃騰達。半個世紀後再相遇，同袍割席，兩人站在香港，卻以截然不同的視角北望。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程翔問記者：「是否兩人一起（受訪）? 這樣只會又開戰了！」他2014年已正式退休，但卻沒有閒下來，「退休沒多久就佔中，佔中剛結束就打港大（副校事件）」。
而彭泓基則說：「佔中剛開始，我就發郵件給程翔，勸他不要這樣搞。但他不聽。」已經退休十餘年的彭泓基說，自己做完該做的，講完該講的，便會「退隱山林」。他的「山林」，位處廣東中山。「我現在大部分時候都在中山，我在那裏有很華麗的別墅，擺了上萬冊書籍，閒時就讀書、習武，不問世事」。
他們都記得，兩人最後一次同桌吃飯是在8月4日。那一天，彭泓基看見程翔所在的「關注組」已經遞交動議，「我不能讓港大只有對方一把聲音」。於是，彭泓基便組織了「支持十大院長聲明」校友組，登報聲明，也遞交動議。程翔回憶當天，知道對壘不可避免，也覺無奈。
9月1日深夜那一場交手之後，兩人至今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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