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今年台灣大選最有意思的現象，不在於中華民國可能出現第一位女總統，也不在於國民黨有可能分崩離析，更不在於民進黨有可能完全執政，而在於，出現了兩個與宗教團體有牽連的新政黨：民國黨，以及信心希望聯盟，並且，它們倆都蠻活躍的。
不少報導指出，民國黨的成立乃是依託於妙天禪師本身的信仰組織。除了黨主席與多位重要幹部是妙天的信徒之外，新竹縣市作為民國黨的重要基地，也透露了它跟妙天信仰網絡之間的地緣關係；蓋多年以來，新竹科學園區以及清華交大的許多高科技新貴或是理工師生，投入妙天門下，在研究尖端科技之餘，修習妙天特色的禪法。
信心希望聯盟（簡稱信望盟）則是以基督教為基礎的政黨，吸納了包括信義會、浸信會、循理會、靈糧堂等等不同的新教系統。跟民國黨類似的是，這些新教信徒，多的是年輕都市白領、科技人、文化人；在這個意義上，這兩個政黨的成立，跟太陽花運動之後出現的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等等，一樣都是後嬰兒潮世代之政治意識與政治路線的高度展現。
「後嬰兒潮世代」這個概念，或需另一篇文章來討論分析之；而在此之前，我認為，對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來說，更重要的是該如何認識宗教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論者或謂，無論民國黨或是信望盟都充滿保守性格；民國黨的命名由來取自中華民國國歌當中「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它們尊崇國父孫中山先生，誓言繼往開來「承擔歷史未完成的一統中華大業，邁向世界和平。」這樣的話語，恐怕對於許多自認民主先鋒的年輕人來說，是早已經被扔進垃圾桶的、國民黨風格的老八股了。而信望盟則是始終背負着反對同性戀的標籤，而「反同」對自詡多元進步與世界接軌的青年人來說，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不正確。
民主關鍵是如何共處一室？
然而，對我來說，在這個台灣民主或將從1.0轉化為2.0的階段，保守或進步、多元或單一，洵非關鍵重點；畢竟，一個民主社會裏，激進者有之、保守者有之，不能夠輕易以管窺豹。重要的是，當這個民主社會遭逢根本差異的裂變衝突時，該如何共處一室？這個「如何共處一室」，就是台灣從民主1.0到2.0，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
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以及作為華人社會最早民主化的台灣，其民主1.0的形成，基本上是照抄西方政治教科書上的SOP：從憲法、三權分立（被孫中山改成五權分立）、選舉與被選舉、票票等值、普遍公民權等等，各種民主制度的表面要素一應俱全，然而骨子裏則是充滿各種世俗主義的叢林遊戲規則、衝突協商與翻江倒海；講究的是選前選票精算、選後利益分配，閩南語謂之「喬」。民進黨籍的前行政院長游錫堃說：「民主就是自作自受」，而如果用德國政治哲學家韋伯的觀點來看，這是不折不扣的工具理性；在這種工具理性底下，台灣社會的選民們以四年一度大選的節奏，一起過一把國家主人與民主生活的癮。但是，有了民主1.0之後，這個社會這個國家到底要追求什麼？想追求什麼？民主是手段還是目的？摸着了石頭，還要不要過河？河對岸風景該當如何？該如何達成共識？這樣的根本問題，始終不被認真考慮；於是，到今天，在民主的外衣底下，各種謾罵、仇視、奚落凌駕於公共討論之上；反正，選贏一條龍、選輸一條蟲。
擺脫成王敗寇的思維
台灣在1.0階段的共處一室，就是大家接受這「選贏一條龍、選輸一條蟲」的遊戲規則。這其中，讓彼此放下武器暫停廝殺的因素，並非真的達到什麼共識，而是一方強力壓過另一方，或是雙方兩敗俱傷；說難聽一點，這其實依然是成王敗寇的演義小說思維，或者是傳統漳泉分類械鬥或幫派火拼的現代版，只不過，民主的外衣讓彼此的對抗與仇視看起來不那麼血腥罷了。
如果民主失去了尋求共識（在此並非指停火共識）的功能，如果民主僅僅只是為了調停雙方衝突，只是為了「喬」事情、「喬」利益，那麼歷次選舉之間所埋下的不滿與敵意，非但不會因下一次的選舉而解決，反而只會是為未來可能爆發的內亂甚或內戰，累積火藥能量。
20世紀以來，當代社會日趨複雜，異議與衝突在所難免；而我們都還生活在17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架構底下，如何在疆界之內、差異之間尋求共識，求同存異，其實是吾輩不能不正視的關鍵問題。而這個關鍵問題，恐怕是華人社會面臨民主轉型與升級，最困難的挑戰。
蓋華人社會擅長以己度人，以自我親族以及本鄉本土為中心來衡量世界，人類學家費孝通稱之為差序格局，用歷史學家杜正勝的話來說，就是同心圓史觀。雖然在西方社會也不例外，所謂歐洲中心世界觀是也；然而，歐洲歷經兩次大戰、帝國解體，遂逐漸從人文社會科學開始，發展出去殖民、去中心化的思維與實踐。反觀以漢人為主體的華人社會，至今還未能從自身與他者遭遇碰撞的經驗中，提煉出更為平等的對應思路；以華夏中心自居的中國，依然沉溺在鴉片戰爭以來的創傷症候群當中，特別是如此。
這種平等的對應思路，可稱之為水平面上的同理心，其實是在尋求共識時，不可或缺的基礎。這方面的匱乏，或許還可以透過知識鍛鍊、交流學習，乃至商場與外交場合的交手，來逐漸彌補；近年來，台灣其實在這方面的知識有不少的引進與累積，謂之多元化，允為華人社會中較有成效的。但是這只是治標而不治本；另一個垂直面上的想像力，其匱乏或不足，卻可能是普遍華人社會進行民主轉型或升級時的硬傷。此一垂直面，即天人關係。
超越性想像空間的匱乏
華人社會自絕地天通以來，專注於發展人世間內在的關係，基本上就是一個現實主義主導一切的文化體。除了現世此在的倫理次序與利益鍊條之外，華人社會對於現實之外的來世或烏托邦、對於超越此在的超驗精神世界，乃至宇宙本體的道理，並無進一步探求的意願與想像力。即便有了，也多半為了現世此在的利益，而非為了那些看不見摸不着的來世或精神追求；周文王把易經從宇宙論降格為算命工具，就是如此；從具備本體論精神的道家轉化為誦經煉丹求長生的道教，也是如此；有媽祖、關帝、無極老母等等族繁不及備載的民俗信仰來求福祉、保平安，卻無相應的神學提煉來加以昇華，更是如此。
這種現象，我稱之為，超越性想像空間的匱乏。
反觀西方，基督教發展成為最重要的超越性想像空間，佔據了西方文化心靈的關鍵位置。即便基督教在後來因為新教改革、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發展，乃至相應的憲政民主革命，而失去了原本統制天上地上萬事萬物的地位，但是它所打造出來的超越性想像空間，並未隨之消逝，而是讓位給了科學、憲法、烏托邦，乃至共產主義；同時，也正是因為這超越性想像空間的持續存在也持續作用，所謂普世價值，所謂人權、自由、民主等等，方有其着床之處；亦即，那些普世價值，其實是在天上，而非人間。
於是，面對差異如何尋求共識？如何不是僅僅停留在現實層面的叢林法則？西方人將問題輸送到超越性想像空間去處理。在早期，宗教是唯一的、至高無上的裁判，後來多了幾種可能：訴諸憲法、訴諸科學、訴諸烏托邦理念等等。而不是像台灣那樣，僅僅訴諸總統府或立法院密室中的「喬」國老們。
以宗教、科學、憲法、烏托邦保存超越性想像空間
也就是說，未曾絕地天通的西方人，他們先後以宗教、科學、憲法、烏托邦來保存其超越性想像空間，進而可以置放尋求共識的各種工具與基本原則，而不是任由人世間的競爭謾罵廝殺氾濫成災。所謂民主機制，也是從那超越性想像空間衍生而來的，而不是從政治學教科書上抄下來的。
而我以為，台灣若真想要從民主1.0升級到2.0，那麼，下一步絕非照搬政治學新版教科書，而是要面對自身文化本體在絕地天通之後，超越性想像空間被現世主義極度壓縮甚且斬絕的後果，進而探求如何重新面對天人之際、面對前世來生、如何續地天通；如此，方有可能創造一個華人自己的超越性想像空間來置放各種終極問題，繞開各種現實角力所形成的死結，以及所催生的恨意，繼而打開產生真正共識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來看，目前的民國黨與信心希望聯盟，雖然離那個空間的出現還很遠，但卻至少至少是提醒了吾輩，宗教作為一種超越性想像空間，在民主發展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其實遠比論者所擔心的頑固或保守，還要有其深遠意義。
辯論神學/佛學基礎、底線依據、終極關懷
至少，當宗教乃至神學佛學明擺着作為政黨黨內政治討論的終極關懷之一，就可以讓敬天、畏天的那個「天」，不再只是模模糊糊的說法，從而對於人世間各種爭鬥、各種德行的底線，有了明晰的辯證依據。而黨內外的各方論者，進一步可以針對那個神學或佛學基礎、那個底線依據、那個終極關懷進行爭辯，從而展開對彼岸想像的討論；有了這樣的討論，那個得以讓各種異議共處一室、產生共識的超越性想像空間才有可能被打開，繼而憲政、科學、烏托邦、普世價值等等原本是拿來主義的橫的移植，才有可能在本土的精神心靈當中找到真正着床的所在，而不是被現世主義的「喬」國老們當作密室協商的玩物工具。
政治必須關乎天人之際，這是華人民主2.0的真諦所在。這要比千百年來，宗教在華人社會中，每每作為避世或遁世的修辭，或是做為政治幕後的大型樁腳、藏鏡人、金主，而降格為現實主義的打手或玩家，來得更能提升當前吾輩對於政治參與，乃至對於民主憲政的覺悟。捨此，吾輩就會老是停留在1.0階段，摸着石頭不知過河，還沾沾自喜為民主先鋒但其實是糊里糊塗地和稀泥。
所以，我期盼諸君，能夠因着此次大選的因緣，得以仔細觀察這兩個政黨的內部運作，甚至參與到其中終極關懷與天人界線的公共討論當中。一言以蔽之，台灣要能夠從民主1.0演化到民主2.0，那麼就要尋找到續地天通的法門，重構天人之際的關係；當前這兩個從本土產生的宗教背景政黨，或許是冥冥之中，正走在這條尋找與重構的必經道路之上。
（張釗維，台灣紀錄片導演、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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