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台灣人的「小確幸」，表面上空前繁榮的中國大陸則充滿了不確定性。一方面是總體經濟指標的「超日趕美」，其綜合國力的快速提昇，連美國都感到備受威脅；而一向唯現實主義是問的英國，更在去年十月對來訪的習近平，準備了超高規格的接待禮遇。另一方面，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升斗小民，大多數人心裏對中國的未來會如何，都難免掛着大問號。
這個大問號，恐怕也是長期觀察中國的專家無法擺脫的疑惑。
曾在一年前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引起極大爭議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日前（2016年3月30日）在自己的新書發表會上解釋，那篇刊登在《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文章標題出於編輯之手；他曾表示異議。沈大偉還強調，衰落（decline）和崩潰（collapse）是不一樣的概念；衰落是個短則數年、長則數十年的不確定過程，而他所預期的是衰落，而非崩潰。沈大偉說，「我不是崩潰論者，我不想中國崩潰，我希望它成功。」
有人懷疑，沈大偉是不是「改口」了？其實，是否改口差別不大。沈大偉日前這番費勁的解釋，可能還是難以讓中共釋懷。不許黨員「妄議中央」的中共當局，又豈容得下外人「唱衰中國」？沈大偉唱衰中國的「罪名」，短期內恐怕很難洗掉。
「終局」開始了嗎？
沈大偉是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2015年3月6日他於《中國即將崩潰》一文直指「中共終局（endgame）已經開始」。他表示，習近平上任2012年上任以來加劇了政治鎮壓，「他的專制嚴重地加大了中國的制度和社會壓力，並把它們帶到了一個面臨崩潰的邊緣。」沈大偉認為，中共若要避免崩潰，必須立即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但他不認為習近平會選擇這麼做：
「除非中國放鬆其嚴厲的政治控制，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創新型的社會和『知識經濟』。政治體制已經成為中國亟需的社會和經濟改革的主要障礙。如果習近平和黨的領導人不放鬆管制，他們可能招致恰恰是他們希望避免的命運。」
其實，沈大偉過去長期相信，中共自身具有進行威權調適的韌性，並且樂觀看待中國大陸轉型。他曾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名為《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的專書。書中強調，中共在2000至2008年之間，通過學習和調適，以主動和開放姿態，嘗試引導和管理變革，有能力克服中國日益嚴峻的各種問題，挽救自身免於最終崩潰的命運。然而，但2009年以後，特別是習近平上台之後這三年，中共卻反其道而行，採取被動和防禦姿態，訴諸暴力與恐懼手段，加大力度進行壓迫式統治。在他看來，中共的崩潰可能是一個「漫長、混亂、暴力的」過程，但「中共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
對於沈大偉關於中共殘局已經開始的觀點，反應兩極。澳門大學政治學者陳定定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撰文反駁沈大偉。陳定定指出，中國不會迅速崩潰，相反地，「一個強大、自信、張揚和威權式的中國將會存在相當一段時間。」呼應沈大偉觀點的中國學者Youwei（推測應是化名）則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指出，中共進行「威權調適」的韌性（即以相當「韌性」的方式靈活適應統治需要）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的確，從嚴控媒體與網路表達，到打壓維權律師、公益組織與教會，甚至強制關閉鄉村圖書館等一連串令人費解的行動看來，中共曾經操作自如的那種「威權韌性」已然褪去光環，反而已處處顯露出一種急走偏鋒的「威權任性」。
Youwei認為，第一，中共不可能採行「新加坡模式」，因為這可能滑向全面多元民主的「災難」；第二，（像台灣）那樣啟動在權力當局控制下的、有序的民主化進程，對中共可能是最好的結果，但中共卻不會這麼做；第三，通過某種突變（危機或革命）而發生民主化轉型，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但風險高、代價大，而且通過這種路徑實現的民主可能失落，威權也可能復辟；最後一種，也就是維持現狀（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可繼續維持現狀相當一段時間，但隨着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可能導致其無力再支應維穩和公共服務所需的龐大成本。
因此，他認定中共自身啟動某種民主化改革的可能性，十分渺茫；而維持現狀的選項，也難以長期成立。其結果，與沈大偉的判斷類似，他認為中共恐怕難以挽救最終崩解，或被迫改變政治制度的命運。
「榨取型」發展的潛在危險
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這本規模宏大且廣受好評的新書中，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指出，國家繁榮富裕的關鍵，在於其採行何種政治與經濟制度。根據他們的跨國比較分析，一個社會若採行「廣納型」（inclusive）政治與經濟制度，就會走向並維持長期的繁榮富裕；若反其道而行，採行的是「榨取型」（extractive）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將必然走向衰敗。
「廣納型」是指政治與經濟制度相互支持，經濟機會和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並致力於保障個人自由權利和財產權；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法治、思想多元、權力監督制衡。「榨取型」則與此背道而馳，其政治權力、經濟機會和利益皆由少數人把持。
兩位作者特別討論中國。他們認定，表面繁榮發展的中國大陸，其實是建立在「榨取型」制度的不可靠基礎上。他們反覆強調，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無法持續，極有可能後繼無力。
兩位作者也指出，「榨取型」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互為支援。「在權力分配上，榨取型政治制度將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這些人因此有動機，為謀取私利維持並發展榨取型經濟制度，並運用所得的資源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以中國大陸的情況而論，榨取型的政經制度同時有某種韌性和惰性，因為「榨取式制度會戴上不同的假面自我複製」；而在榨取型制度下的受害者，「無法期待專制統治者自願改變政治制度，並重新分配社會中的權力。改變這類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他們論稱，榨取型制度始終蓄積着政治轉型與制度變革的內生驅力，因為「宰制榨取型制度的人無不是犧牲社會上的多數人以圖利自己，因此，在榨取型制度下，政治權力成為垂涎的目標，團體與個人爭相奪取。其結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遠都有強大力量把社會推向政治動盪」。無怪乎，處在「國家/權貴資本主義」這種「榨取型」制度下的中國社會，充滿高度不穩定的危機，而且既得利益與權力當局不僅不願朝向「廣納型」政經制度改革努力，反而以加強鎮壓的「維穩」手段，企圖迴避迫切需要的政治與社會改革。
由於中國大陸的體量巨大，經濟增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可觀，或許需要較長的時間，或是一些偶然性條件（特別是「關鍵時期」，即「一個社會中崩解既有政治與經濟平衡的大事件」的出現），才有可能促動朝向「廣納型」制度轉型的變革。然而，綜合前述許多學者的觀察與分析，這種「偶然性」或「關鍵時期」似乎越來越可能出現，甚至已經出現。
未來會如何？
近年來，許多人也觀察到全球各地的專制／獨裁政權正在「進化」，想方設法企圖維繫「榨取型」制度於不墜。這些政權不僅在許多控制手段上展現靈活性，而且也似乎有相當的效果，中國大陸尤其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儘管這可能只是延後了制度轉型的時間而已。
來自公民社會的民主化追求，或將繼續成為推動威權社會最終朝向制度轉型的力量，正如道布森 （William Dobson）在《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一書中指出：「就我個人來說，在這些專制國家旅行越久，我對民主化的前景感到樂觀。... 我會感到樂觀，乃是因為，那些坐下來接受我訪談的自由鬥士都不是盲目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是百折不撓、身經百戰的運動者，懂得發揮創意、善用科技、以步步為營的態度積極爭取政治自由。」
同樣地，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學者俞可平亦指出，中共在取得政權後的第一個30年是「政治鬥爭」，第二個30年是「經濟發展」，而下一個30年，他預測將是從經濟改革過渡到「政治和社會改革」。他說：「我們從中東亂局中學到教訓：我們需要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好的人民參與 ──透明、問責、社會正義」。
兩相對照，我們可以這樣看待：或遲或早，中國大陸當局最終只能選擇改革，主動朝向民主／多元化（或「廣納型」制度）發展；否則包括公民社會在內的多重力量，也將驅動中國政府這麼做。但正如沈大偉和Youwei的觀察，由於習近平上台這三年來的反向操作，中共主動進行政治社會改革的機會似乎越來越渺茫，甚至已將局勢導向另一種可能性。
當然，中國的複雜性高，可能不像前述的悲觀判斷這麼簡單。統治當局為了避免喪失政權，如果不得不啟動政治和社會改革，有可能是採取先社會改革、後政治改革的步驟。事實上，過去十多年來，中共在2006年取消農業稅，近期更已開始廢除勞動教養（勞教）制度、放鬆計劃生育（計生）、以及戶口和隨遷子女異地高考的限制，期能降低社會憤懣。比如，2015年10月21日國務院第109次常務會議通過，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居住證暫行條例》，就確定了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就業、居住、教育等權利，為其生活提供便利。
不過，這類有助於降低民眾不滿和相對剝奪感的社會改革幅度仍小，速度仍慢。而且，在社會改革方面局部放鬆的同時，中國近年來也升高了政治鎮壓和思想控制的力度。這種一邊吃補藥、一邊服毒藥，或是進兩步退三步，甚至是邁開大步倒着走的非理性狀態，也讓沈大偉的「終局」或「衰弱」之說，或遲或早可能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這樣看，沈大偉其實可能沒有改口，或許也不需要改口。
（羅世宏，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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