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香港立法會補選，在建制派與本土派雙重壓力下，泛民勉強守住議席。然而面對本土派興起，泛民前路問題仍然非常不確定。近有九月選舉失利之危，遠有全面萎縮崩盤之憂；假使泛民實力進一步下挫，甚至崩盤，則對民主派（或現時流行說的「非建制派」），以至整個香港的前境都甚為不利。
因為，當泛民代表的中間力量持續萎縮，香港政治必然更趨向激進，而泛民失去的支持，並不一定能被激進派吸收，反而可能讓本來仍願意參與政治的溫和市民意興闌珊地離場，最後使制衡權貴的力量總體上衰退。換言之，當前的課題，是要在本土派急速興起的背境下，避免出現泛民持續萎縮的局面。
若單從制度條件看，一場補選就讓泛民陷入如此困境，其實頗足驚訝。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進入多黨制的「泛民」時期。本來在多黨制下，政治力量的分佈與運作，應該頗有彈性，足以應對不同局面。因為各黨按照信念招兵買馬、聚眾自強，市民便能投票選自己相信的政黨。只要社群組成及價值觀不出現大變，各自的基本盤應該不會輕易流失，就算被新興政治力量挑戰，亦斷不會輕易陷入困局。
半吊子的多黨制
2月補選，本土派卻在極少時間準備下，單靠一己之力就奪走泛民四分之一選票。這結果與其諉過於環境大勢，毋寧說是泛民各黨已去到羸弱不堪的地步。這當然其來有自，追溯源頭，筆者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在於泛民因為「陣營思維」，而造成一種半吊子的多黨制局面。
泛民政團數目雖多，但他們無論在形象、行為，甚至自我認知方面，都經常以一個「陣營」自居；有意無意間，他們長期置身一種與建制派二元對立的格局之下。這種思維不會讓各黨的利益變得一致，但為了遷就「大局」，以保持協調，各黨不論在言論、立場，抑或行動上，都有自我設限的趨向。各級選舉上，協調名單，避免撞區；政治表述上，開會討論，口徑齊一；議會運作上，步調協同，即使不支持，亦不便批評。
泛民雖有多個政黨，但作為一個「陣營」，在協同步調方面可謂相當成功。最明確的例證，莫過於連激進派系如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都得參與其中，無法完全我行我素。而多次合作，如否決政改時多次聯署、版權條例合作拉布，以至共舉一人參與補選等，都確認各黨一般能守信用，並按共議決定行事。
這種「陣營思維」在香港的政治局面下，其實本無可厚非。因為對手除了建制派外，還有背後的中共政權。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泛民中人普遍有一種「合作尚且力量不足，分裂內鬥必然慘敗」的憂患意識。2010年，民主黨對2012年政改方案投下贊成票後，公民黨雖然非常不滿，但梁家傑在議會發言時，仍說「泛民政黨之間只有團結的需要，沒有分裂的條件」，於此可見一班。
但這種合作，在實際政治操上，到底意義何在呢？合不合作，立法會建制派仍佔半數，行政長官之位亦牢牢在建制勢力之手，即使合作，亦看似無多大作用。然而，泛民雖缺乏實權，但仍有一點可以與建制派對抗：挾其立法會選舉中長期取得近六成選民支持的民意授權，透過統一步調，就可以營造出「政府及建制派與民為敵」的局面。於是泛民挾其民意之重，就可以在可談判的課題上談判，無法談判的，就盡量向政府施壓。這種做法在梁振英上台前並非全無效果，而且在社會未至嚴重撕裂時，亦為合理舉措。
然而，這種「陣營思維」在多黨制的政治現實下，有其沉重代價。
「陣營思維」的沉重代價
首先，為了保持協調，各黨難以畫出明確的政治願景與政治立場。泛民雖為「陣營」，但始終不是一個政黨，各黨的利益、理念、關注都有分歧，所以不可能提出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願景；但另一方面，因為要顧及協同行動，各黨自己提出的願景，實在難以偏離陣營共識太遠，否則行動上將會與自己提出的理念越行越遠，顯得矛盾偽善。
如此互相拉扯，後果是陣營雖然能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但各黨卻被最低限度的共識縛手縛腳，難以立場鮮明地獨樹一幟。例如民主黨堅持獨行其志地對「2012政改方案」投下贊成票，至今仍不時被泛民翻舊帳。當「妥協路線」得不到「陣營」認同，道義上就很容易被打成叛逆。但是，有關香港的前景問題上，很難想像保守、中間、激進三條路線能認同對方的主張；而在要求行動一致的前提下，各黨即使有豐富政治想像，恐怕亦難以發揮。
第二，泛民的陣營思維相信已令他們流失不少支持及選票。每次選舉，泛民都協調好以建制泛民二元的格局出選。然而，這卻讓各黨的立場及風格有欠鮮明。一方面泛民不停要求選民以「大局為重」，而「大局」即是保住陣營的實力，繼而要求選民即使違心都要「含淚投票」，這種做法的後遺症在2月補選中已表露無遺。
而另一方面，亦會有選民因為無心儀侯選人而索性不投票，例如民主黨本是以溫和支持者為主，但在陣營格局下，民主黨就算不太同意拉布、衝擊等做法，卻又不敢大聲批評，結果立場含糊，溫和選票恐怕損失不少。
最後，這種陣營思維亦容易造成依賴協調、不思進取的心態。透過選舉協調，各黨都可以減輕自己被挑戰的壓力，而以大局為重的思維下，選民就算不完全同意某一泛民政黨，亦時有「含淚投票」以讓該黨繼續保有議席的情況。於是對泛民政黨而言，與其強化自身選民的支持，還不如強化在協調中的地位來得有利。這樣的政黨很容易缺乏動力，因而與選民脫節。
當然，衡量利害，是政治的基本。雖然代價不菲，但若泛民能維持近六成選票的板塊，則保持這種陣營可能仍是值得的。但是，本土派的興起基本上已完全打破這格局。當本土派有能力自泛民票倉奪取四分一選票時，在比例代表制下，泛民不會因此覆滅，但肯定會失去作為議會政治中「民意總代言人」的資格。以往維持陣營，挾民意自重以力爭的實利，至此蕩然無存。
放棄統一，提出願景
一方面，泛民無可能將本土派收納入陣營之內，因為本土派的最大政治能量之一，就是選民對泛民的不滿。進入泛民，對本土派組織來說形同自殺。而另一方面，泛民亦不可能以一個陣營的姿態向本土派支持者靠攏，以爭回這些選票，因為這必定會令泛民進一步流失保守票及溫和票，得不償失。換言之，自補選後，泛民若繼續依循陣營思維行動，將會不見其利，只見其弊。因此，泛民革新，實在不能再拖。
那該如何改革呢？筆者認為，香港政局既然已進入了群雄並起的戰國時代，泛民就應放下執迷，以戰國思維應對。如果綑綁在同一陣營中已無實利，那最合理的做法，就是鬆綁，讓各黨重新獨行其志，舉起立場鮮明的旗幟，以重新爭取認同自己的支持者。如是者，各黨的言論不必忌諱得罪他黨；行動不必依靠他黨協調；各黨只需按照自己的判斷，為香港訂出明確的路線圖。激進派將會繼續攻擊溫和派，而溫和派亦無必要事事遷就不還手；一黨可以主張勇武抗爭無底線，另一黨亦不妨毫無顧忌地抨擊暴力，因為大家各自背後的支持者，都應得到政黨為其發聲。
當然，這不等於各黨不能合作，也不是無端生事。重點是要放棄以統一步調為行動的前提，以讓各黨發揮自身長處，以提出願景為第一要務，並以互相競爭為自強之道。
如果順利，泛民各黨將能強化自身的支持，讓各種不同抗爭力量更深地扎根於社會，甚至有可能爭回之前因為覺得泛民政黨「太激進」或「太溫和」而灰心、含淚離場的民主派支持者，繼而讓抗爭力量總體地強化。這樣做當然有相當風險，但局勢已變，泛民再墨守成規，將無法應對本土派的挑戰。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重新採取主動去開拓新局面。
2月補選中，公民黨楊岳橋的表現，可謂讓人眼前一亮。本來沉悶的補選，因為「本土民主前線」的挑戰而變得生機勃勃，質素遠勝之前數屆選舉。挑戰引起競爭，競爭讓人成長。面對本土派的挑戰，我相信泛民中的有志之士，必定能以此作為成長契機，在今後越戰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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