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王宗偉:二二八、濟州島與馬共──戰後東亞反共格局下的悲歌

血腥不只是國民政府的專利,連最重視人權的英美,在介入戰後東亞的反共戰爭中也是。

二二八事件將滿七十周年,國民黨基本上已喪失對台灣史的話語權,本土陣營徹底壟斷相關論述。但北京不甘寂寞,提高規格紀念二二八事件。這是中方繼2013年替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建立無名英雄紀念碑以來,又一次強勢爭奪對台灣歷史的詮釋。

其實二二八事件的隔天,處於美國軍政時期的大韓民國,也在濟州島爆發警方對示威群眾開槍,造成六人死亡、八人重傷的事件。這場「三一節開火事件」,導致隔年四三事件的爆發,開啟濟州島長達六年半的武裝衝突。四三事件如同二二八,也在戰後遭到長時間的忽視,直到2000年1月12日「濟州四三特法」制訂公布之後,才由政府著手調查真相。

而前不久,馬來西亞籍華人導演廖克發從追尋家族記憶出發,拍攝關於馬來西亞禁忌話題「馬共」的紀錄片《不即不離》,則代表另一起,對二戰後國家歷史傷痕的探究。即使此片在海外得獎無數,仍在馬來西亞被禁播;這段歷史記憶的重返,仍令當代的馬來西亞政府感到不自在。

三起發生在戰後初期的暴力衝突事件,有什麼可類比之處?

戰後東亞,殖民崩塌與左翼擴張

二戰後的東亞區域情勢異常詭譎。

日本殖民帝國戰敗後,原有的占領區與殖民地,也淪為其他勢力競逐的對象。但當更早期的歐洲殖民者想重返,也都因太平洋戰爭中被日軍修理得醜態百出,而難以在當地原住民眼中重建昔日威信。

更複雜的是,共產大國蘇聯在歐洲已無對手;其從二戰末期出兵滿州,開始積極介入東亞。蘇聯首先在北韓扶植了朝鮮勞動黨的鐵腕統治(持續至今),同時積極援助中共與中南半島各國的共黨與左翼勢力,使得後者如虎添翼,開始具備與原統治者一爭雄長的能量。

簡言之,戰後東亞各國出現共產主義的擴散,填補原有殖民秩序崩解的權力空缺。

台灣史學者陳翠蓮近日出版新書《重構二二八》認為,美國因為把國民黨的中國當作遠東的主要盟友,而容忍國民黨在台灣的一系列作為;她稱為「中美協力體制」。而當時美國最主要的敵人是誰?不就是蘇聯共產主義與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結盟?

二戰後的歐洲與亞洲的局勢是什麼?是朱可夫(Georgy Zhukov )與科涅夫(Ivan Konev)在歐洲的前進,是林彪與華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Vasilevsky)在滿州的前進,是毛澤東、劉伯承與粟裕在中國關內的前進,是金日成與朴憲永在朝鮮半島的前進,是胡志明在越南的前進──這就是美國與其各反共盟友,當時眼中看到的世界。

當日軍放下武器,中國與越南立即就爆發了各自的國共內戰,並迅速波及同為法屬印度支那的柬埔寨與老撾(寮國),衍生了三次中南半島戰爭。朝鮮半島隨著美蘇的介入,產生了民族內部的「分斷體制」,後來演變成兩個劇烈對峙的國家,與戰後最大規模的武力衝突。馬來亞半島、砂拉越(沙勞越)、菲律賓以及印尼的共產黨,也都很快拿起了武器或組織起來,走上了要把民族與社會革命冶為一爐的劇烈鬥爭之路。甚至連已經現代化百年以上的日本,戰後也沒有完全躲過赤色風暴。除了1960年代一連串反安保鬥爭外,名為「赤軍」的紅色暴力組織,在日本也鬧騰過好一陣子。

濟州島大屠殺令數以萬計的人遇害。圖為濟州Daranshi洞穴。
濟州島大屠殺令數以萬計的人遇害。圖為濟州Daranshi洞穴。

二二八前夕的中國與台灣

戰後不管是在中國或是在台灣,國民黨的統治一直面對相同問題:經濟因為戰爭創傷瀕臨崩潰,而八年艱苦抗戰中,國民黨自身的統治機器也大傷元氣。

抗戰勝利的鞭炮聲才放完,內戰號角又響起。初期國民黨因為占領區過大,機動兵力不足,不得對中共從全面掃蕩改為重點進攻。1946年,國軍在華東戰場逐漸壓迫共軍北上,但後者每次退卻前,都能先給國軍一個巨大打擊。1946年12月宿北戰役、1947年1月魯南戰役,與1947年的2月的萊蕪戰役──連續幾場大仗中,國軍被消滅了近20萬人,對手華東共軍卻仍有30萬人以上的兵力,且繳獲了大批美式裝備。

台灣作為國府統治區內受二戰創傷較少的地區,物資相對豐沛;在內戰如火如荼之際,從台灣取得資源轉運到大陸支援前線國軍,是國府籌措戰爭的自然邏輯。可是從台灣人民角度看到,卻是渡海來台的「祖國」官員宛若土匪,劫走資源。中國大陸上,原先日佔區的人民唱著「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台灣人則說「狗去豬來」。

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對於急於肅清中共的國府當局來說,是後方重大的驚雷。特別是短短五天前,國軍才經歷山東萊蕪戰役中,第十兵團全數被殲滅或俘虜的震撼。因此該年3月,原先做為華東戰場預備隊的整21師,從上海被轉調來台鎮壓民變時,不免覺得自己只是從一個戰場,抽調到另一個戰場,把這裏的民變者都當成「敵人」。

台灣共黨與二二八的標籤

台灣有許多人認為,是1945年國民黨來台以後,才帶來本來與台灣人無關的國共鬥爭。但其實台灣在戰前本來就有共產黨存在。謝雪紅與楊克煌等人所領導的台灣共產黨,始建於1928年上海法租界,並由中共代為指導;只是基於共產國際的「一國一黨」原則,才定名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併入了殖民母國所在的日本共產黨麾下,直到1931年被殖民政府大舉拘捕而停止運作。

當台灣在1945年進入中國統治秩序以後,另外一批以張志忠與蔡孝乾為主的台籍人員,過去在日本時期渡海到中國參加革命,此時也陸續回到台灣,在台灣發展共黨組織「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也吸收一些之前台共成員,伺機而動反抗國民黨統治。

這些中共在台人員,雖然並未涉及二二八事件的發動,但是衝突爆發後,也隨即抓住沸騰民怨期待有所作為。在二二八延燒的衝突中,實力強大到與國軍一戰的兩支反抗民兵,實際上都受到中共在台人員影響,甚至直接指揮──但這點,許多台獨支持者常略而不提:

在台中的二七部隊領袖謝雪紅與其同志楊克煌等,本來就是老台共。由於組織活動長期的獨立性,使得謝雪紅彼時與中共高層關係,不如省工委領導人蔡孝乾密切,但中共也一直認為她是資深的共產黨員。

在嘉義活動的「臺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與中共關係更直接。其司令員張志忠,二戰時曾任中共八路軍129師的的政工幹部,副司令員李媽兜是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的得力助手,政治委員簡吉更是殖民地時期著名的左翼農民運動領袖,具備強大組織動員能力。這樣的組合,在外觀與編制上都已經是如假包換的共軍,事實上也已經是中共在台灣能找到的最佳拍檔。

即便整個二二八事件的風起雲湧,不能被這些中共在台份子化約;但無可避免的是,其之存在與活動,恰好提供給當時國民政府,在理解這場抗爭、決定行動的一個直覺標籤。而當時在華東戰場新敗之餘的國府,也不免草木皆兵地認定,所有在後方反政府的社會運動除了所謂「日本殖民餘孽」以外,都是由中共教唆,是中共的同路人。

反共戰爭邏輯下的血腥

國軍真的從大陸來台灣鎮壓了,清鄉了,乃至於血洗一批知識菁英。這些殺戮敘事,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再熟悉不過。但若回到前文所述,奉命來台鎮壓國軍部隊所處的戰爭情境中,直接果斷地殲滅「共黨敵人」──甚至只是可能有嫌疑者,卻可能在其眼中顯得「理所當然」。就如同當時警總參謀長柯遠芬所說的,「寧可錯殺,不可錯放」。

更重要的是,血腥不只是「前現代」國民政府的專利,連最重視人權最文明的英美政府,在介入戰後東亞各國的反共戰爭中,也是如此。這就要回到文章開頭談到的南韓四三事件,以及馬共的故事。

濟州島的四三事件,本質上是當地人民不堪美國軍管政府管制下的經濟凋敝,秘密組織武力奮起抵抗的民變。民變武裝集團與島上南韓駐軍達成互不侵犯的默契,迅速拿下島上的各警察局,並解決武裝右翼團體,控制全島。

由於事件發起者有高度的左派思想,而濟州島又有地點險要、控制對馬海峽的戰略價值,因而美軍政府「懷疑」民變武裝的背後,其實是南朝鮮勞動黨(即北韓朝鮮勞動黨在南韓的支部)的領導操縱,乃決定強力鎮壓。其迅速撤換了濟州島上與民變者關係良好的駐軍指揮官以後,美韓聯軍出發登島,以血腥武力鎮壓,並對民變者佔領區進行多次反覆清剿。美韓聯軍對濟州島的屠殺,持續到韓戰結束後,造成死亡估計在1.4到6萬人之間,而當時濟州島全島人口只有30萬人。

這樣的場景與二二八是否相似?

而在往後20年英國在馬來亞,美國在中南半島與印尼,都曾大規模鎮壓共黨活動。每次反共戰爭中,也有多起殘忍屠殺平民的軍事行動。例如越戰中的美萊村屠殺,印尼1965年的 930事件。在冷戰時期東亞地區,每個革命與反共的戰場,都沾滿著革命與反共雙方軍民的血。

廖克發導演拍攝的紀錄片《不即不離》内容關於祖父曾是馬來亞共產黨,為國家犧牲的故事。
廖克發導演拍攝的紀錄片《不即不離》内容關於祖父曾是馬來亞共產黨,為國家犧牲的故事。

血色記憶的政治動員

在冷戰結束多年以後,這個歷史階段的血色記憶,是否能被重新追復成為公眾關注的記憶,成為值得認識學習的知識,端看其在當代政治上,有沒有可以被消費的價值與收割的利益。如果沒有這種現實政治的利益,亞洲各國對於這段歷史的挖掘,多半興趣缺缺。

南韓的濟州四三事件,至今在歷史上仍然語焉不詳,誰也無法詳實追問,美國在濟州島大屠殺中扮演的首謀角色。馬共放下武器都快30年了,馬來西亞政府還在阻擋,一部僅僅在追尋家族歷史記憶的紀錄片。

或許在70周年的時刻,最不需要的紀念方式,就是強為某種國族主義的伸張,爭搶死者的神主牌來鑄就打擊政治對手的砲彈。要還原真相,汲取歷史複雜的意義與教訓,我們的路還很長。

(王宗偉,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讀者評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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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這些都很好,但在228事件中漏提了國民黨的腐敗、官員從中謀取私利,以及反民主的作為

  2. 總覺得應該也不能排除當時各國較快融入大日本帝國的部分勢力,不能接受一起變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戰敗國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