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從「偉大領袖」到「現代皇帝」：晚年費正清為何重寫中國歷史？

2017年中共十九大結束後，「哈佛中共學」突然成為一個熱門詞彙，在美國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紐約城市大學等地出現一系列研討會，「十九大精神和中國未來」儼然成為中美兩國學界共同津津樂道的話題。

什麼是「哈佛中共學」呢？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在這波熱潮中的簡要介紹：「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費正清帶領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布蘭特（ Conrad Brandt）、趙國鈞等年輕學者在哈佛大學開創了系統的中共學，提出了有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的重要觀點，積極主張承認新中國。費正清等人的中共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和政治影響。1955年，費正清等在哈佛大學正式成立東亞研究中心，標誌着美國學界以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研究為核心的中國學正式形成。哈佛大學成為『國際中共學』研究和比較共產主義研究的學術重鎮。」

作為東亞研究中心的創立者，費正清理所當然地成為「哈佛中共學」的開創者，他的觀點更是「哈佛中共學」的代表。不過弔詭的是，在這些熱鬧的研討會和文章裏，都只強調費正清早年對中共的評價，從不提及他晚年的最後一部、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事實上，正是在這部著作中，他對中共及其領導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評論。

本文暫且不論「哈佛中共學」這種提法的科學性，僅僅從費正清的著作出發，分析他一生的學術思想流變，以此更好地理解所謂「哈佛中共學」——如果這門學問的確存在的話。

China Hands：對中共的審慎期待

1946年10月27日，《紐約時報》刊登了費正清的文章《來自中國心臟的挑戰》（A Chanllenge From china’s Heart），這是他為白修德（Thodore White）和賈安娜（Annalee Jaceby）的新書《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所寫的書評。這篇書評幾乎是費正清最早公開發表的有關中國的文字。

白修德是費正清在哈佛大學的學生，本想研究歷史，但費正清認為，白修德身上有和斯諾一樣的記者素質，因此建議他做記者。1939年，拿着費正清的介紹信，白修德來到重慶，成為《時代》週刊的特派記者，在這裏工作將近八年，可以說是中國抗戰的重要見證者與記錄者。

與那個時代多數駐華美國記者一樣，白修德對當政的國民黨及其腐敗持有強烈的批判。1942到1943年，河南饑荒，災民多達數百萬，國民黨政府毫無救災計劃。白修德深入災區，對大饑荒進行報導，在美國引起轟動，也使得國民黨政府受到巨大壓力。這就是根據劉震雲小說改編的電影《一九四二》中的故事原型。

作為美國戰略情報局官員與新聞署駐華分署主任，費正清當時的觀點與白修德基本一致：對於國民黨治下的中國表示失望，同時對於共產黨抱有審慎的期待。

白修德的報導引發了他與《時代》編輯以及老闆亨利·魯斯（Henry R. Luce，路思義）之間的矛盾。當時美中是同盟國，美國政府全面支持國民黨政府，不願意看到有關後者的過多負面新聞。為此，1945年，白修德在發回封面報導的時候還附了一封電報：「如果《時代》有限公司執行的是絕對的、無條件支持蔣的政策，我們就極端地損害了美國千百萬讀者的利益，並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罪行……我們認為雜誌應當是超黨派的，應朝向民主與和平解決方案這一中間道路，如果事情並非如此，我們就考慮將此信作為我們脱離雜誌的聲明，並請解除我們現有的任務。」

這封電報頗能代表一年後出版的《中國的驚雷》的觀點：對國民黨腐敗政權的徹底失望。此外，在該書中，白修德對當時外人知之甚少的共產黨抱有審慎的期待，並預言，中國必定會發生內戰，而且國民黨會潰敗。

作為白修德的老師，以及當時美國戰略情報局官員與新聞署駐華分署主任，費正清當時的觀點與白修德基本一致，甚至當時一批駐華的美國記者都持有相同的觀點：他們富有同情心，對於國民黨治下的中國表示失望，並對當時美國政府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表示懷疑，同時，他們對於共產黨抱有審慎的期待。這批人在美國新聞史上被稱之為「China Hands」。

在書評中，費正清描述了國民黨治下的中國，並對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政策表示了懷疑，並通過副標題發出直接的警告——「如果不能從我們的民主中得到真正援助，她有可能擁抱共產主義」。同時，他也寫下對當時共產黨的看法：「同樣令人驚駭的，是那些共產黨人的情景，他們把歷史當作工具、把農民當作原材料一般來行事；他們深入到每個村莊的黑暗之處，並從中將其召喚出來。 」

從亞歷山大到列寧，「無人成就比肩毛澤東」

這篇書評發表時，費正清已經結束了他在中國的任職，回到哈佛大學教書，同時也正在寫他最負盛名的一本書《美國與中國》。該書於1948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如今回看這本書，多是對中國歷史通俗性的介紹，但對於當時的美國讀者來說，仍是不可多得的讀物。在民國部分，費正清對國民黨腐敗政權表示失望，並對共產黨表示了期待，與1946年發表的書評觀點一致。

隨着時間的延續，這本書也不斷修訂，1958年出版第二版，增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和建政後頭十年的歷史。1971年出版第三版，增加了接下來十幾年的歷史，其中寫道：「凡是在1949年前到中國各省遊歷過的人，只要深入到今天的農村，就會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一個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經過改造的國土……國家復興的證據在全國遍地可見、不可勝數。一百多萬輔助醫務人員『赤腳醫生』採用中國的新醫療法，如針刺麻醉和電吸人工流產等，把公共衞生和醫藥服務帶到農村。」

1983年，這本書出版第四版，內容也隨之增加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這便是目前最為普遍的版本。在序言中，費正清說這個版本主要受兩件事的影響，一是「在人民共和國實際觀察所得」。1972年5月至7月，受周恩來的邀請，費正清與妻子對中國訪問了六個星期；1979年又訪問了兩次。「我們發現這已是嶄新的國家和嶄新的人民了。」二是「得益於許多國家的學者和記者近年來所發表的幾百部重要的專著、論文及文章和報告。」

在這一版本中，費正清在解釋中國革命過程時，對毛澤東首先做了一番總結性的評價：「毛澤東生平的一些簡單事實似乎是難以置信的：在一個4億人口的廣大國土裏，一個28歲的人和其他十幾個人成立了一個政黨並在其後50年取得了政權，組織和改造了人民，改變了山河——歷史上沒有見過比這更偉大的成就。亞歷山大、愷撒、查理大帝、歐洲所有的國王、拿破崙、稗斯麥、列寧——沒有一個前人的成就能比肩毛澤東，因為無論哪個國家都沒有像中國這樣古老、這樣大。」

接下來，費正清對中國革命史和新生共和國頭幾十年的歷史做了簡略的敘述，雖然也觸及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嚴重政治災禍，但基本都是簡略帶過，在敘述到毛澤東去世時，他對毛澤東做了一個簡略的蓋棺之論：「毛澤東則像漢朝和明朝的創業皇帝那樣，是以崛起於民間的英雄人物身分統一國家的。他勝過前輩，並且能夠在長江裏游泳，以激勵他的人民去利用和征服自然……他的思想意識以承擔歷史使命為己任，雖然沒有公開說是受命於天。一旦掌了權，他的政府就把土地和人口一起加以考察、分類和重新進行分配。他靠暴力起來執掌政權，但他仍然保護中國文化，僱用學者整理前一政權的檔案，並指出其衰亡的教訓。他用古典體裁的詩詞來慶賀革命勝利，他的書法點綴了許多公共場所。他的榜樣對周圍國家有很大影響。」

費正清對中國革命的樂觀與理想性期待，更為明顯地表現在1986年出版的著作《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中，如書名所示，本書涵蓋的歷史從清末、民國再到中共「改革開放」，用費正清的話說這是一部「關於中國長期災難、鬥爭和再生的個人記述」。在費正清看來，「1949年沒有一個人能否認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公正地征服了中國。」此後，「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接管中國和新的全國性政權的建立，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成就。」因此，雖然他在敘述新中國歷史的時候，沒有避諱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但對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仍給予很大肯定。

類似的評價還散見費正清的其他學術著作、文章或是回憶錄中，而這些著作，如《美國與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中國的思想與制度》《中國：傳統與變遷》《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等，幾乎都被翻譯介紹到了中國大陸，除開一本書外，這就是費正清生前最後一部著作——《中國新史》。

晚年定論：專制王朝的現代翻版

1991年9月12日上午，84歲高齡的費正清，將自己寫了兩年的書稿《中國新史》（China：A New History）親自送到哈佛大學出版社。下午，費正清便心臟病復發，兩天後離開人世。

1992年，該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台灣正中書局推出中文版。歷史學家余英時為中文版作序，指出只有對照讀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才能了解他的『晚年定論』之所在」。而書名中的「new」，余英時認為，「『六四』屠殺對於美國的中國研究者原是一當頭棒喝。不少以前相當同情中共政權的人都在一夜之間轉變為暴政的譴責者和人權的維護者，費正清也不例外。他的書名叫做『新史』，這個『新』字恐怕在潛意識中含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別是有關中共政權的論斷。」

只要翻開這本書，不難發現，一向對中國未來表示樂觀的費正清變得非常悲觀，他曾經說，「共產主義雖然在美國是壞事，但它在中國看來卻是好事」，但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他認為「中國既有其獨一無二的歷史，就得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未來。這個結論儘管令許多人感到不安，卻與另一項世界性的共識相重疊，那即是：人類自己正瀕於滅絕。二十世紀已經眼見比以往時代總和還多的人為的苦難、死亡，以及對環境的侵害。也許中國人終於走向外面的世界，正趕上參與世界毀滅。但有少數比較不悲觀的觀察者認為，到頭來，只有中國人三千年來所表現的生存耐力能夠救大家。」

「毛有兩個生涯，一個是造反頭子，另一個是現代版的皇帝。他已經得到了後者的權勢，顯然卻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

在這本書第四卷、也即1949年之後的中國歷史敘述中，費正清不再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認為是「農民解放和五四以來民主和科學種種理想」的勢不可遏運動，而是專制王朝的現代翻版。他用了一小節專門評價毛澤東稱：「外人必須發揮一番想像才能夠理解毛澤東本人。首先要認清他至尊地位的本質。毛有兩個生涯，一個是造反頭子，另一個是現代版的皇帝。他已經得到了後者的權勢，顯然卻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由於權威在中國是由上而下的——即便走群眾路線也是如此，共產黨一旦當權，其領導人就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不但是一般人民膜拜的對象，而且在黨組織之內也是高高在其他人之上的。中國共產黨內部靠毛澤東促成的部分太多，簡直可以說黨就是他創造的。如果他要改革黨，那也是他的特權。我們非得把他看成一朝的皇帝，才有可能想像，素來被訓練得忠心不二的共產黨領導班子為什麼順着毛的意，讓毛把他們一個挨一個地全部消滅。」

費正清在這本書中，不僅對中共及其領導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評論，而且還在書中反思自己過去為什麼會迴避中共犯下的錯誤。這一點，余英時先生在序言中特別指出：「最有趣的是他公開表白過去為中國諱飾的心理。他說，西方漢學界有一種職業病，大概出於『第二愛國』或『愛中國』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們所研究對象的壞處。他特別在附註中加上一條『夫子自道』：我在1972年十月號《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的一篇文章中竟說：『毛澤東的革命』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是數百年來僅此一件的『最好的事』（頁176）。這樣的公開的自責，確表現了學人的良知。」

致敬良知，不為尊者諱

1986年5月9日，白修德去世。美國保守主義政治評論家、《國家評論》的創辦人小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為前者寫了一篇訃告，讚揚其「將傑出的頭腦、藝術家的才幹和巨大的好奇心結合在一起，是一種完美的健康、對人類真誠的關愛。」並「徹底革新了政治報導的藝術」。不過，他同時也批評白修德犯了一個錯誤：「他對革命者理想的估量過高，而低估了他們極權主義虐待狂的能力。」巴克利的這個批評，不僅適合於白修德，也適合於費正清，以及以他們為代表的China hands知識分子圈。

為什麼他們會對共產主義抱有好感呢？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在《城邦與人》的序言中曾提及：「曾幾何時，共產主義在許多有教養的西方人眼裏（姑且不論沒有教養的西方人），還只是一個與西方運動並行不悖的運動，就好像這個有一點點不安分、野蠻和任性的孿生子終究會變得成熟、耐心與温和。」

「只要共產主義還在現實中而非僅僅名義上存在一天，共產主義就始終是僭主的殘暴統治。」

然而施特勞斯隨即對這種心理機制的破產做出精彩分析：「儘管西方運動與共產主義目標一致，即自由與平等的男男女女所組成的普世繁榮社會，但它們在手段上無法達成一致：對共產主義而言，目標是全人類的普遍善好，也是最神聖的事物，它能證明任何手段的正當性；一樣事物只要有助於實現最神聖的目標，就能分得目標的神聖性，從而自身變得神聖；一樣事物只要阻礙該目標的實現，就是邪惡的……因此，我們就能看到，西方運動與共產主義之間的不同不僅在於程度，也在於類別。還可以看到，這種不同既關乎道德，也關乎手段的選擇……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再也無法否認下述事實：只要共產主義還在現實中而非僅僅名義上存在一天，共產主義就始終是僭主的殘暴統治；隨着僭主對宮廷革命的恐懼，這種殘暴的統治要麼緩和，要麼加強。唯一能讓西方重拾一點信心的約束，便是僭主對西方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恐懼。」

對於共產主義的認識，在那個時代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像施特勞斯這樣清醒（儘管這位哲人在對當代中國的影響問題上不無爭議），所以本文並非是對費正清先生的學術進行苛求，實際上恰恰相反，本文試圖對費正清先生的學術成就做出一個更為準確、更具陳寅恪先生所言「了解之同情」的評價。尤其是當今「哈佛中共學」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總是忽略費正清先生最後一部、同時也是最重要的著作。這種忽略或取捨，恐怕才是對費正清先生最大的不敬。

（羅四鴒，70年代後生人，現居波士頓，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