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彭麗君：六、七十年代風行世界的毛主義，洗了香港年輕人的腦？

這陣子不少香港作品都在重構本土的1960年代，例如一條褲製作的劇場《1967》、黃碧雲的實驗紀實文學《盧麒之死》、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以及趙崇基導演的劇情片《中英街1號》等。幾部作品的風格和言説各異，但都似乎在尋找抗爭文化在香港歷史中曾經的演練，以至參與者的各種掙扎和困頓。

在今天香港社運低沉的當下，回到火紅的六十年代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值得鼓勵的，但近日不少評論似乎都特別在意把當中的中國影響和所謂的本土意識分隔開來，稱前者是意識形態的控制和利用，後者才是真正的本土覺醒和在地民主，例如把66年的九龍騷亂和67年的全港暴動根本地分開處理。這種太在意的區分，其實只是間接表現出問題的複雜性。六十年代的香港抗爭文化本來就跟中國的政治狀況和毛主義的傳播息息相關（註一），簡單地把中國跟香港二分，或是把共產黨看成是年輕人的思想荼毒和控制者，我覺得對當時的參與者和這段歷史都不一定公允。

毛主義對世界左翼的吸引力與影響

我不想在此糾纏什麼才是歷史的真相，如所有地方一樣，當時的香港有各種思想博弈，橫看成嶺側成峰，今天我們希望看什麼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我反而希望繞一個圈，重看毛主義在國際左翼的位置，以思考左翼的本土可能。毛主義（不一定等同毛自己）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確實都是外來思想，但也同時引發在地的各種新鮮思考和反省，既是有組織的外部影響，也是無組織的民間自發研讀。毛主義在世界左翼中最大的吸引之處，正是它的反教條化。人們在毛主義當中看不到一套可以照搬各地的革命藍圖，反而是因為意識到革命沒有藍圖，行動者必須尊重在地的特殊性。毛主義在各地很快被吸收為針對自身政治狀態的思想資源，難分複製還是自創。從某一個角度來講，毛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本土主義。

或者，理論和實踐之間無法踰越的距離，才是毛主義最失敗的地方。作為一種思想，毛主義在六、七十年代能夠成為世界左翼的重要理論資源，主要是因為當時西方左翼對蘇聯政府逐漸失望，無論是史太林（斯大林）的極權，或是赫魯曉夫（赫魯雪夫）的反動，似乎都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承諾，世界很多地方的抗爭者都需要新的思考予以帶領自己的政治實踐。

毛提倡個體自主，暴力抗爭，但不迷信組織，反而對黨的腐化非常警覺，主張人民才是歷史主體，這對當時蘇聯的狀況，以至世界很多共產黨組織都非常適用；在政治實踐上，毛不主張依賴僵化的理論，提出深入調查對政治決定的重要，在理論和實踐之間，他更看重後者；在思辨上，他探討矛盾對立的複雜面向，把人重新放進歷史的不穩定結構中，因此把辨證思想從史太林時代的教條化中解放出來。（註二）這些理念對當時世界各地的年輕左翼知識分子有着重要啓發。

其中，毛主義在法國的發酵對它在世界左翼的影響有很大的中介作用，尤其是在68年的「五月革命」中，毛主義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主導思想。不過必須澄清，當時法國共產黨的黨內權鬥非常嚴重，主導毛思想發展的主要是年輕一輩。這些年輕人對毛的激進和反叛極感興趣，進而發展成一股充滿活力的思想潮流。

作爲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一位明星老師，阿圖塞（Louis Althusser，阿爾都塞）坦誠指出自己也是被一大堆優秀的學生推着走的，他在自傳提及沒有巴里巴（Etienne Balibar）、馬舍雷（Pierre Macherey，馬哲理）、雷諾（Francois Regnault）、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等學生的主動邀請，他可能不會如此深入研究如何更新馬克思主義。（註三）雖然阿圖塞從沒有很清楚解析毛主義對他的影響，但我們知道他曾深入研讀毛理論，其「科學馬克思主義」和「反人文主義」都顯然帶有毛的影響；他非常出名的「多元決定理論」，也跟毛的歷史觀很接近，兩人都不相信歷史的發展是單由經濟因素決定。

更重要的是，阿圖塞的很多出色學生，後來都成爲帶領西方思想界的領袖，例如洪席耶、巴迪歐（Alain Badiou）和米勒（Jacques Alain Miller）等。他們都曾自稱是毛主義者，而在他們後來的思想中，還是或多或少看出毛的影子，尤其是巴迪歐，依然承認毛對他的影響。（註四） 還有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在1970年代初成立的半學術半政治組織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有很強的毛傾向，而他當時的監獄研究也明顯受毛的影響。（註五）

無疑，今天西方學界對毛主義的興趣大減，而當時很多毛主義者之後都深刻反省自己義無反顧的支持，有些甚至進入過精神病院，一生潦倒。然而，通過這68一代思想者的吸收和轉化，毛的某些思想，已經離開毛主義本來的歷史和地域條件，因應不同的語境引出不同的思考，還是很迂迴地影響着今天的全球左翼思想，也包括今天的香港。

毛主義的養份與危機

毛主義有很強的理論性，可以滋養各種政治哲學，但它本來更多是實踐的指導，為的是解決中國當時的實際政治需要，當中也是矛盾處處。當毛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反叛軍或執政黨中成為實踐的綱領時，它可以有很大的動員能力，甚至成為凶狠的武器，推翻政權。例如在拉丁美洲，毛主義是很多民間前進力量的理論資源，到了今天，印度、菲律賓、阿根廷和尼泊爾還有相當活躍的毛組織。毛對黨國腐化和大漢族主義的批判，也可以是鞭撻今天中共的有用資源。（註六） 毛說過自己不是老虎，只是一隻猴子，這種猴子精神，不單可以為各地反叛勢力吶喊，也可以被適應改造成弱者的武器。

可是，當毛主義成為制度的一部分，它很容易被轉化為權力自我保衛的一部分，變身成鏟除異己的美麗托詞。我們知道，越共和赤柬的高壓政權也曾受毛主義洗禮；而我們也很清楚，毛主義在中國把整個社會搞得天翻地覆。毛主義同時是一種高度解放也高度控制的思想，某程度是因爲毛主義既提倡暴力，也非常理想化，有一個很高的政治道德標準，而當抽象的人民成爲歷史舞台的政治主體，以及把矛盾和鬥爭視為世界的定律時，人民可以是專政和暴力的化身，所有人也可以對號入座，擁有權力，濫用權力。黨國本身也可以用它作為延續自己權力控制的手段。

我們今天回看六十年代世界各地的左翼思潮，或多或少看出毛主義的身影，香港也不例外。不過，與其說1967年香港暴動是中共中央指揮領導的一場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革命，不如說67年香港的狀態，更多是廣州政治鬥爭的延續，以及香港某些年輕人對革命的信念和想像。對後者來講，毛主義既代表中國，也代表本土。

可以肯定的是，毛的某些理念曾通過各種渠道，滋養過香港的抗爭文化，當中包括有組織的、從上而下的計劃，反映深圳河以北的權謀、考量，甚至進退失據；但也有年輕人從下而上的追求和擁抱，是當時全球反殖民反資本抗爭的其中一環。（註七）跟其他很多地方相似，六十年代香港的主流是一個反共的社會，除了因為共產黨可以為香港社會帶來很大的破壞外，也跟香港的移民社會有關，很多居民都是因為逃避中共才逃難來港，非常厭惡毛的鬥爭文化。

然而正因為香港既是殖民地，也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毛主義在當時一部分香港人中成為一種很有魅力的另類思想資源，把它結合當時香港的本土狀態，成為一種反殖民反資本的思潮。只是因為今天中共作為權力的操控者，不肯面對毛主義本身的極度反叛力量，當時的香港左派在今天也因此變得很尷尬。香港的左翼歷史，要支持什麼，要反抗什麼，在大國已經雄起的背景下，都好像無法講清楚。

重新探索歷史為的是開拓視野，而不應該被今天的二元價值局限，歷史的多元反而可以為我們今天面對的困局帶來新的思考。我們回顧左翼，是希望展現左翼本身的長短優缺，再思考和想像將來的可能，繼續蹣跚前行。

（彭麗君，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文化研究學部主任）

註一：在中國國內一般不用「毛主義」這個字，主因毛自己不喜歡，他更喜歡「毛澤東思想」。但本文要指出的主要是毛思想在外國的接收，所以還是用「毛主義」。

註二：參考Pang Laikwan, “Mao’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Rethinking Marxism 28, no. 1 （2016）: 108–123. 中文譯本：彭麗君，〈毛澤東的辯證唯物主義：未來的各種可能〉《現代哲學》羅嗣亮、周縫梅譯 （2017年第3期） : 44–54.

註三：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Forever, trans Douglas Johns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208-209。也可參考 Julian Bourg, “The Red Guards of Paris: French Student Maoism of the 1960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1 （2005）:472 – 490。

註四：見Bruno Bosteels, “Post-Maoism: Badiou and Politics,” positions 13, no. 3 （2005）: 575 – 634。

註五：Richard Wolin 在他的 The Wind from the Eas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花了很大的篇幅詳述福柯對毛主義的接收、思考和轉化。見第七章。

註六：當然，毛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1949年後，他始終處在一個中央位置，所以不能清楚看見邊緣，這是毫無疑問的。

註七：可參考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ed.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