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三觀警察，小粉紅，國家在場的鬥爭文化

最近，內地媒體《界面》的文化欄目刊出一篇文章，指出一個觸及社會水温變化的現象：道德警察埋伏在我們四周，以「三觀」為基準來評價小說、電影等文藝作品。作者總結出「三觀警察」的基本要求：不僅是婚姻內的男女不能越雷池半步，戀愛中的人也必須從一而終。在下文我將用「大奶（原配）正義」來概括這一原則。

有關「大奶正義」的事件並不少見，對公眾人物的道德監察也從未停止，去年李小璐與嘻哈歌手PG One過夜的傳聞，輿論層層發酵，最終導致嘻哈歌手幾乎被集體封殺。只是沒想到，道德話語泛化到連藝術創作都難逃審訊，《界面》文章指，《英國病人》因為婚外情而被差評，《包法利夫人》被概括為「一個愛慕虛榮的白窮美三番兩次千里送逼結果被人拔吊無情的故事」（意為愛慕虛榮的灰姑娘倒貼上門卻遭始亂終棄）。

差評經典當然不必太過指摘，令人憂慮的是這些事件所勾連出來的社會圖景：一群價值觀單一，思考框架刻板，攻擊性極強的年輕人，正在互聯網上橫衝直撞，對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一切事件進行道德評價，「三觀」框架所到之處，非「渣男」即「小三」，世界的複雜性被消解殆盡，只剩貧乏的道德臉譜。

日常生活和藝術接連被道德話語佔據，這樣的情況中國人並不陌生，對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生活在今天的中國都難免感到不安。前《南方週末》記者李海鵬在微博上評價此事：

「那些不懂包法利夫人是可憐人的人，就是不懂所有人都是可憐人的人……微信公眾號出現以後，八億用戶，得有七億是過去不閲讀的人群，也都有一個點擊，一個轉發，一個評論……那這支憎恨和懷疑的大軍這幾年過夠癮了嗎？不能夠。」

「三觀警察」和「小粉紅」只是戴了不同面具

「憎恨和懷疑的大軍」準確地描繪出這群衞兵的形象，但是更值得深究的是：誰製造了這支以道德話語來評斷藝術作品的大軍？道德話語支配社會生活，前頭必有一套政治話語在運作。今年2月份，農曆新年，維吾爾族藝人熱依扎因為沒有過新年，劉雯、吳彥祖因為沒有用「正確」的語法講新年快樂而被圍攻，我在一篇文章中形容他們的攻擊者：「這支玻璃心、容易被冒犯的、強盛的青少年糾察隊，將會在輿論上製造出一輪又一輪的粉紅恐怖。」

「三觀警察」和「小粉紅」的行為模式十分相似，都秉承着自己的道德直覺，四處攻擊越軌之人，維持他們心中的秩序。前者義憤填膺，「難道婚外情是對的嗎？」；後者慷慨激昂，「難道港獨是對的嗎？」。前者追求的是「大奶正義」，後者捍衞的是「大是大非」。兩者都力圖用一種簡單的模型去認識世界，並據此進行是非判斷。這一模型不接受任何的討論與妥協，並拒絕就具體語境進行具體分析。對「三觀警察」來說，在任何情況下婚外戀都是不可被理解或接受的，哪怕戰爭發生。這與「小粉紅」面臨領土爭端時經常引用的「主權問題不可討論」如出一轍。

這一模型有如萬金油，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因為語境是被消除的。一個女人為什麼出軌，她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她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她經歷了什麼樣的婚姻，她遇到了什麼樣的人，她如何思考自己的處境，這些都不重要，「不是出軌的理由」。同樣地，哪怕台灣、香港、西藏的歷史脈絡和政治問題都不同，一句「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也被視為足夠了，至於古代宗主國與藩屬的關係和現代民族國家與它的省份的關係之間有什麼區別，以及現代中國究竟基於什麼原則才可以繼承不同朝代的疆域，這些則一點也不值得討論，或不該被討論。

辯論和說理（儘管經常也以謾罵結束）是報紙和論壇時代的產物，對微博時代的人來說，道德直覺是無需論證的，重要的是如何戰勝反對者。反對者，歸根結底，就是那些「和我不一樣」的人。「三觀正」頻頻被用來評價一個人，其意思幾乎就是「三觀和我一樣」。我對他們的概括是：「這代小皇帝並非傳統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對主義、歷史、民族、國籍問題都無甚興趣。但不能因此而說他們不是民族主義者，相反，這代人自私又易怒，是最合適的民族主義容器。」

無論是「三觀警察」還是「小粉紅」，都不是被完全組織起來的人群，而是彌散在輿論浪潮中的海水。水滴無法被具體分辨，但潮水漫灌是可以清晰觀測到的。換句話說，兩個人群未必完全重合，但歸根結底是同一類人，時代的浪潮裏，無非都是同樣結構的水分子。區別只是每一次拍打的對象不同，有時圍毆的是出軌的明星，有時征戰的是分裂分子。

換句話說，「小粉紅」並非一種固定的身份標籤，「三觀警察」更加不是一群特定的人，他們只是眼下中國的社會觀念所凝結而成的面具。

國家只是轉身，從未退場

界面的文章引用Deborah Davis和閻雲翔的研究，指出三觀審查的背後，是國家從公民私生活退場以及婚姻的去制度化之後，留下來的巨大道德真空和道德焦慮。但問題可能正好在於，國家只是轉身，而從未退場。

Deborah Davis關於中國大陸的法律-行政系統越來越將婚姻視為自願合約，更少地干預婚姻內的性忠誠，而更多地保護私有財產的結論，是基於對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縱向比較而得出的。

但是，Deborah Davis的論述也強調這個轉變過程是由國家力量進行推動的（注一），國家作為主導的「社會工程師」一直沒有退場，始終存在於中國人的婚姻生活中，這一點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上可以明顯看出。2017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研討會上，Deborah Davis也指出（注二），在許多離婚訴訟的官司裏，法院會有意進行拖延和調解，以此來降低離婚率。

閻雲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中論述了「個人的崛起」，2005年他在華東師範大學的演講中進一步指出，這種個人主義的興起發端於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建立一種直接聯繫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實踐。

在私人空間，國家鼓勵和默許個人的反叛（去宗族化、去組織化）；在公共空間，國家通過動員和樹立標兵來要求公民的根本服從（見劉進《掙脱家庭後的個人走向》）。其結果是，國家的公共空間和自組織基本上被摧毀，個人成為完全依附於國家的原子式個體。

《私人生活的變革》中的一段話，大概能解釋為什麼社會圖景變得如此荒誕：「由於無法進行政治參與和公共活動，村民們被迫回到自己家中，並在任何道德話語方面變得越發憤世嫉俗。」公共生活被摧毀，只有民族主義的政治參與被允許甚至鼓勵——除此之外，勉強能列為公共活動的，只剩在明星的婚姻生活裏「捉姦」了。

「大奶正義」等道德話語並非「傳統」道德的捲土重來，事實上，今天看似傳統的東西，許多都是革命之後的重新建構和發明。「三觀」的框架，對「小三」的仇視，和國家對文化生活的干預目標是一致的。2016年實施的《電視劇內容製作通則》，詳細規定了電視劇不能出現的具體內容，其中就有「展示和宣揚不健康的婚戀觀和婚戀狀態，如婚外戀、一夜情、性自由等」一條。談論中國的社會道德，要始終記得國家是在場且占主導地位的。

變革時代，任何道德評判背後，都不會是單一的道德規範，而是幾層不同的思想體系。1949年到今天，中國經歷了幾套不同政治話語的變遷，從「階級鬥爭」到「黑貓白貓」；最近幾年，則一面是國家市場經濟所造就的「弱肉強食」，另一面是「定於一尊」的死灰復燃。

幾套政治話語互有矛盾，但並非後者取代前者，而是彼此糾纏；國家在文化和社會生活中訂製的思想，試圖為國民規範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新與舊互相交織。這就導致任何道德議題在今天的中國都會引發劇烈的爭執，不僅激辯的各方互不相容，個體所擁有的道德概念也充滿內在矛盾。最終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服膺於權力和金錢的鬥爭文化。舉報文化的復興正是這一斗爭文化的副產品。

「等而下之」是知識分子的粗暴

知識分子對此當然焦慮。許知遠對馬東發出他永恆的「時代的精神狀況」之問時，人們還嘲笑他是前現代的遺老遺少。馬東的發言博得掌聲：「這世界上只有5%的人是在真正思考的，是關心過去和未來的，剩下那95%的人，他們只是在生活。」

但95%的人似乎不只是在生活而已，而正在試圖以他們的生活方式為綱，進行「三觀」鬥爭。5%的精英對此則憤怒且惶恐，他們面對的不再是沉默的報紙讀者，而是10億個可隨時發言的網民。10億網民上網衝浪，即便只是偶爾狹路相逢，也足以不斷引發觀念上的「交通事故」了。

李海鵬不像許知遠一樣有耐心開啟對話，更做不到像馬東一樣做符合年輕人口味的節目，他只對這些人感到不滿：「那些指責包法利夫人的中國網民，就是不懂所有人都是可憐人的人」，但我想補充一句，這些不懂所有人都是可憐人的人，本身也是可憐人。

理解包法利夫人的能力，理解人性的複雜的能力，體恤他人的能力，共情的能力，愛人的能力，所需要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階層分化和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分配所導致的受教育機會的差別暫且不講（這一點也非常重要），眼下的學校教育，媒體環境，社會環境，基本上無益於培養人的同理心。與之相反，這是一個培養「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良好温床。陳純在《中國教育，小粉紅與不婚主義》一文中總結：

「體制內的教育，意識形態化會越來越嚴重，體制外的教育，允許存在的只有大量的讀經班和少量只有富人才上得起的國際學校……如果我們將『楊永信』等人創建的『戒網癮學校』納入這一圖景，作為不服從的青少年的歸宿，那我們的下一代所要經歷的『教育』，將是相當恐怖的。」

意識形態教育所植入的鬥爭和舉報文化不言而喻，有自省精神的獨立個體從來不是學校教育所有意培養的，相反，一個忠於祖國而非其他任何組織（包括家庭）的「獨立」個體，才是好國民。所以2017年江蘇省南通市教育局製作的「中小學生國家安全教育專題動畫片」，才有小學生舉報父親是間諜的情節。讀經班的老師和楊永信則幾乎身體力行地向青少年展示了什麼叫權力和服從，這些以體罰、監禁、乃至造成生命危險的肢體暴力為主要規訓手段的的「學校」，一直屹立不倒；與之呼應的家庭暴力，也很少會得到警察的介入和法院的立案。

這些匪夷所思的畫面，正是許多中國人的日常。這些為政治話語和道德話語所左右的教育，所製造出來的，只會是「服膺於權力的鬥爭文化」的踐行者。要麼成為暴力、金錢和強權的受害者，要麼努力追尋他們，成為握有權力的一方，這條赤裸裸的生存規則早早就被學生們內化了。這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兇猛動物，如何能對包法利夫人有理解？但這能怪他們嗎？

知識分子和10億網民之間，有一道劇烈的認知鴻溝。不僅後者用「三觀」作為框架來評價文學藝術，前者對後者的生活也有一種粗暴的判斷和下意識的拒絕理解。作家阿乙今年在新書分享會上講：「我去看了一下抖音，西瓜視頻，快手，我就看到了早年那種鳳凰傳奇，楊鈺瑩那種，比這個還等而下之的一種文化。」

阿乙老師為文化劃分等級，這是許多知識分子的驕傲所在，看黑澤明當然比看抖音要高級，聽巴赫也顯然比聽鳳凰傳奇要高級。但阿乙老師痛心疾首的方向出了問題，他指責抖音、快手生產的是等而下之的文化，似乎精神貴族如他是天生的，粗俗如網民們也是天生的。他並沒有理解到，教育資源的分配只給了少數人脱穎而出的機會（考上大學、當過公務員和編輯的他顯然是其一），更沒有看到，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如何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生產出它所青睞的服從又好鬥的國民。抖音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時代的精神狀況也許正在崩壞，但時代不是「等而下之」的人造就的，知識分子表達焦慮和憤怒，應該指向的不是大眾，而是那些有能力影響和決定時代的人。

注一：Deborah S. Davis and Sara L. Friedman. 2014. 「Deinstitutionalizing Marriage and Sexulity」 In Wives, Husbands, and Lovers: Marriage and Sexuality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Urban China, Deborah S. Davis, Sara L. Friedman eds., pp11-1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二：2017年10月20日，Deborah Davis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組織的研討會「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研究系列研討會——中國婚姻與家庭的變遷」會上發言，筆者做了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