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三观警察，小粉红，国家在场的斗争文化

最近，内地媒体《界面》的文化栏目刊出一篇文章，指出一个触及社会水温变化的现象：道德警察埋伏在我们四周，以“三观”为基准来评价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作者总结出“三观警察”的基本要求：不仅是婚姻内的男女不能越雷池半步，恋爱中的人也必须从一而终。在下文我将用“大奶（原配）正义”来概括这一原则。

有关“大奶正义”的事件并不少见，对公众人物的道德监察也从未停止，去年李小璐与嘻哈歌手PG One过夜的传闻，舆论层层发酵，最终导致嘻哈歌手几乎被集体封杀。只是没想到，道德话语泛化到连艺术创作都难逃审讯，《界面》文章指，《英国病人》因为婚外情而被差评，《包法利夫人》被概括为“一个爱慕虚荣的白穷美三番两次千里送逼结果被人拔吊无情的故事”（意为爱慕虚荣的灰姑娘倒贴上门却遭始乱终弃）。

差评经典当然不必太过指摘，令人忧虑的是这些事件所勾连出来的社会图景：一群价值观单一，思考框架刻板，攻击性极强的年轻人，正在互联网上横冲直撞，对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一切事件进行道德评价，“三观”框架所到之处，非“渣男”即“小三”，世界的复杂性被消解殆尽，只剩贫乏的道德脸谱。

日常生活和艺术接连被道德话语占据，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并不陌生，对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生活在今天的中国都难免感到不安。前《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在微博上评价此事：

“那些不懂包法利夫人是可怜人的人，就是不懂所有人都是可怜人的人……微信公众号出现以后，八亿用户，得有七亿是过去不阅读的人群，也都有一个点击，一个转发，一个评论……那这支憎恨和怀疑的大军这几年过够瘾了吗？不能够。”

“三观警察”和“小粉红”只是戴了不同面具

“憎恨和怀疑的大军”准确地描绘出这群卫兵的形象，但是更值得深究的是：谁制造了这支以道德话语来评断艺术作品的大军？道德话语支配社会生活，前头必有一套政治话语在运作。今年2月份，农历新年，维吾尔族艺人热依扎因为没有过新年，刘雯、吴彦祖因为没有用“正确”的语法讲新年快乐而被围攻，我在一篇文章中形容他们的攻击者：“这支玻璃心、容易被冒犯的、强盛的青少年纠察队，将会在舆论上制造出一轮又一轮的粉红恐怖。”

“三观警察”和“小粉红”的行为模式十分相似，都秉承着自己的道德直觉，四处攻击越轨之人，维持他们心中的秩序。前者义愤填膺，“难道婚外情是对的吗？”；后者慷慨激昂，“难道港独是对的吗？”。前者追求的是“大奶正义”，后者捍卫的是“大是大非”。两者都力图用一种简单的模型去认识世界，并据此进行是非判断。这一模型不接受任何的讨论与妥协，并拒绝就具体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对“三观警察”来说，在任何情况下婚外恋都是不可被理解或接受的，哪怕战争发生。这与“小粉红”面临领土争端时经常引用的“主权问题不可讨论”如出一辙。

这一模型有如万金油，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因为语境是被消除的。一个女人为什么出轨，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她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她经历了什么样的婚姻，她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她如何思考自己的处境，这些都不重要，“不是出轨的理由”。同样地，哪怕台湾、香港、西藏的历史脉络和政治问题都不同，一句“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也被视为足够了，至于古代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和现代民族国家与它的省份的关系之间有什么区别，以及现代中国究竟基于什么原则才可以继承不同朝代的疆域，这些则一点也不值得讨论，或不该被讨论。

辩论和说理（尽管经常也以谩骂结束）是报纸和论坛时代的产物，对微博时代的人来说，道德直觉是无需论证的，重要的是如何战胜反对者。反对者，归根结底，就是那些“和我不一样”的人。“三观正”频频被用来评价一个人，其意思几乎就是“三观和我一样”。我对他们的概括是：“这代小皇帝并非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主义、历史、民族、国籍问题都无甚兴趣。但不能因此而说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相反，这代人自私又易怒，是最合适的民族主义容器。”

无论是“三观警察”还是“小粉红”，都不是被完全组织起来的人群，而是弥散在舆论浪潮中的海水。水滴无法被具体分辨，但潮水漫灌是可以清晰观测到的。换句话说，两个人群未必完全重合，但归根结底是同一类人，时代的浪潮里，无非都是同样结构的水分子。区别只是每一次拍打的对象不同，有时围殴的是出轨的明星，有时征战的是分裂分子。

换句话说，“小粉红”并非一种固定的身份标签，“三观警察”更加不是一群特定的人，他们只是眼下中国的社会观念所凝结而成的面具。

国家只是转身，从未退场

界面的文章引用Deborah Davis和阎云翔的研究，指出三观审查的背后，是国家从公民私生活退场以及婚姻的去制度化之后，留下来的巨大道德真空和道德焦虑。但问题可能正好在于，国家只是转身，而从未退场。

Deborah Davis关于中国大陆的法律-行政系统越来越将婚姻视为自愿合约，更少地干预婚姻内的性忠诚，而更多地保护私有财产的结论，是基于对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纵向比较而得出的。

但是，Deborah Davis的论述也强调这个转变过程是由国家力量进行推动的（注一），国家作为主导的“社会工程师”一直没有退场，始终存在于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中，这一点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上可以明显看出。201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研讨会上，Deborah Davis也指出（注二），在许多离婚诉讼的官司里，法院会有意进行拖延和调解，以此来降低离婚率。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论述了“个人的崛起”，2005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这种个人主义的兴起发端于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直接联系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在私人空间，国家鼓励和默许个人的反叛（去宗族化、去组织化）；在公共空间，国家通过动员和树立标兵来要求公民的根本服从（见刘进《挣脱家庭后的个人走向》）。其结果是，国家的公共空间和自组织基本上被摧毁，个人成为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原子式个体。

《私人生活的变革》中的一段话，大概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图景变得如此荒诞：“由于无法进行政治参与和公共活动，村民们被迫回到自己家中，并在任何道德话语方面变得越发愤世嫉俗。”公共生活被摧毁，只有民族主义的政治参与被允许甚至鼓励——除此之外，勉强能列为公共活动的，只剩在明星的婚姻生活里“捉奸”了。

“大奶正义”等道德话语并非“传统”道德的卷土重来，事实上，今天看似传统的东西，许多都是革命之后的重新建构和发明。“三观”的框架，对“小三”的仇视，和国家对文化生活的干预目标是一致的。2016年实施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详细规定了电视剧不能出现的具体内容，其中就有“展示和宣扬不健康的婚恋观和婚恋状态，如婚外恋、一夜情、性自由等”一条。谈论中国的社会道德，要始终记得国家是在场且占主导地位的。

变革时代，任何道德评判背后，都不会是单一的道德规范，而是几层不同的思想体系。194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几套不同政治话语的变迁，从“阶级斗争”到“黑猫白猫”；最近几年，则一面是国家市场经济所造就的“弱肉强食”，另一面是“定于一尊”的死灰复燃。

几套政治话语互有矛盾，但并非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彼此纠缠；国家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订制的思想，试图为国民规范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新与旧互相交织。这就导致任何道德议题在今天的中国都会引发剧烈的争执，不仅激辩的各方互不相容，个体所拥有的道德概念也充满内在矛盾。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服膺于权力和金钱的斗争文化。举报文化的复兴正是这一斗争文化的副产品。

“等而下之”是知识分子的粗暴

知识分子对此当然焦虑。许知远对马东发出他永恒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之问时，人们还嘲笑他是前现代的遗老遗少。马东的发言博得掌声：“这世界上只有5%的人是在真正思考的，是关心过去和未来的，剩下那95%的人，他们只是在生活。”

但95%的人似乎不只是在生活而已，而正在试图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为纲，进行“三观”斗争。5%的精英对此则愤怒且惶恐，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沉默的报纸读者，而是10亿个可随时发言的网民。10亿网民上网冲浪，即便只是偶尔狭路相逢，也足以不断引发观念上的“交通事故”了。

李海鹏不像许知远一样有耐心开启对话，更做不到像马东一样做符合年轻人口味的节目，他只对这些人感到不满：“那些指责包法利夫人的中国网民，就是不懂所有人都是可怜人的人”，但我想补充一句，这些不懂所有人都是可怜人的人，本身也是可怜人。

理解包法利夫人的能力，理解人性的复杂的能力，体恤他人的能力，共情的能力，爱人的能力，所需要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阶层分化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所导致的受教育机会的差别暂且不讲（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眼下的学校教育，媒体环境，社会环境，基本上无益于培养人的同理心。与之相反，这是一个培养“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良好温床。陈纯在《中国教育，小粉红与不婚主义》一文中总结：

“体制内的教育，意识形态化会越来越严重，体制外的教育，允许存在的只有大量的读经班和少量只有富人才上得起的国际学校……如果我们将‘杨永信’等人创建的‘戒网瘾学校’纳入这一图景，作为不服从的青少年的归宿，那我们的下一代所要经历的‘教育’，将是相当恐怖的。”

意识形态教育所植入的斗争和举报文化不言而喻，有自省精神的独立个体从来不是学校教育所有意培养的，相反，一个忠于祖国而非其他任何组织（包括家庭）的“独立”个体，才是好国民。所以2017年江苏省南通市教育局制作的“中小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专题动画片”，才有小学生举报父亲是间谍的情节。读经班的老师和杨永信则几乎身体力行地向青少年展示了什么叫权力和服从，这些以体罚、监禁、乃至造成生命危险的肢体暴力为主要规训手段的的“学校”，一直屹立不倒；与之呼应的家庭暴力，也很少会得到警察的介入和法院的立案。

这些匪夷所思的画面，正是许多中国人的日常。这些为政治话语和道德话语所左右的教育，所制造出来的，只会是“服膺于权力的斗争文化”的践行者。要么成为暴力、金钱和强权的受害者，要么努力追寻他们，成为握有权力的一方，这条赤裸裸的生存规则早早就被学生们内化了。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凶猛动物，如何能对包法利夫人有理解？但这能怪他们吗？

知识分子和10亿网民之间，有一道剧烈的认知鸿沟。不仅后者用“三观”作为框架来评价文学艺术，前者对后者的生活也有一种粗暴的判断和下意识的拒绝理解。作家阿乙今年在新书分享会上讲：“我去看了一下抖音，西瓜视频，快手，我就看到了早年那种凤凰传奇，杨钰莹那种，比这个还等而下之的一种文化。”

阿乙老师为文化划分等级，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骄傲所在，看黑泽明当然比看抖音要高级，听巴赫也显然比听凤凰传奇要高级。但阿乙老师痛心疾首的方向出了问题，他指责抖音、快手生产的是等而下之的文化，似乎精神贵族如他是天生的，粗俗如网民们也是天生的。他并没有理解到，教育资源的分配只给了少数人脱颖而出的机会（考上大学、当过公务员和编辑的他显然是其一），更没有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如何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生产出它所青睐的服从又好斗的国民。抖音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时代的精神状况也许正在崩坏，但时代不是“等而下之”的人造就的，知识分子表达焦虑和愤怒，应该指向的不是大众，而是那些有能力影响和决定时代的人。

注一：Deborah S. Davis and Sara L. Friedman. 2014. “Deinstitutionalizing Marriage and Sexulity” In Wives, Husbands, and Lovers: Marriage and Sexuality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Urban China, Deborah S. Davis, Sara L. Friedman eds., pp11-1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二：2017年10月20日，Deborah Davis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组织的研讨会“中国社会问题与政策研究系列研讨会——中国婚姻与家庭的变迁”会上发言，笔者做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