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專訪社會學者江紹祺：立足香港橫跨中英，記錄華人男同志的生命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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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香港書展的主題是「愛情」，令不少書展常客感慨，這個主題是如此老套與敷衍，彷彿主辦者沒有興趣再構思一個更前沿、更新潮、更聳動的題目。然而，正如《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又譯《了不起的蓋茨比》）中主人翁父親的那句話：「每逢你想批評任何人的時候，要記住，並非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過你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當異性戀人士已經將愛情視為陳腔濫調時，同性戀人士還需要為自己的「愛」與「情」來正名、來抗爭，反擊歧視、並爭取平權。

在欲說還休的「愛情」主題下，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江紹祺（Travis S. K. Kong）教授的新書《華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顯得格外吸引眼球，書展期間「Gay分三路」的駐場演講也火爆異常。這本書收錄了作者從1997年至2008年期間訪問90位華人男同志的生命故事和個案研究，旨在呈現香港、倫敦和中國大陸三地的華人男同志，在過去數十年於當地及全球政治、文化和經濟的轉變下，如何理解和面對自己的性傾向、接觸同志社群、建立親密關係、參與同志運動等。

不必諱言，書中的豐富案例可以滿足普通讀者對一本同性戀主題著作的「窺視」和「獵奇」的閲讀期待——九七前「遠嫁」英國的「過埠新娘」、懾於家族壓力而假裝乖順的兒子、工廠流水線上迷茫的打工仔、操皮肉生意偶爾被客人的溫情打動的性工作者......他們嚮往穩定的情感和陪伴，同時也追逐單純的性的愉悅。就像書中所說，他們如此「真實」又「多元化」，很難一言以蔽之。

他們嚮往穩定的情感和陪伴，同時也追逐單純的性的愉悅。他們如此「真實」又「多元化」，很難一言以蔽之。

但超越於獵奇之上，作者通過對「公民權」的分析、對社會運動的概述，進而探討同志平權的實踐。即使抱定同性戀題材「不關我事」的人，也可能會被這本書的理論旨趣所打動。你看那無處不在的社會歧視——去健身房的看不起去公園的，講英文的看不起只會講粵語的，白人看不起亞裔……但大多數情況下，有錢的看不起沒錢的，消費劃分出階級。人人都處在階級、性別、年齡、種族和族群「歧視鏈」中，異性戀和同性戀，真的有那麼大區別嗎？

處在倫敦和中國大陸之間，香港的同性戀群體是否也體現了中西雜糅的特性？「粉紅經濟」和流行文化扮演了何種角色？移居英國的香港男同志如何應對異質文化？陸港兩地的同志平權抗爭又有何不同特徵？端傳媒邀請英國諾丁漢大學藝術學院的包宏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彥妮，和本書作者江紹祺教授進行了探討。

同志研究的跨地域視野

端：您的研究主要在香港、中國大陸和倫敦三地開展，為什麼是這三個地方？

江：香港是我出生與成長的地方，而英國是香港的前殖民宗主國。殖民時代的香港非常獨特，當時很多外國人在香港生活和工作，華人男同志跟西方（白）人約會的配對被稱為「湊魁」，某程度上這反映了當時男同志慾望結構中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

1997年之後，隨著主權移交，中國和香港的關係變得密切。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1990年代初期進入「後社會主義」時代，個人、家庭及社會結構發生很多獨特和有趣的轉變，同志關係正是其中最典型之處。例如，中國的gay scene與男性性工作關係尤其緊密。來自農村的男性性工作者（或稱money boy）在中國城市的「裸命」（bare life）現象亦是我的關注重點。

端：這樣看來，一方面，在政治文化等現實層面上，香港是將倫敦和中國大陸串接起來的「樞紐」，另一方面，如果不向中英兩方同時追溯的話，也不能夠真正理解香港的男同志群體。這就是跨地域研究的必要性吧？

江：對，跨地域的分析視角正好回應性研究對性身份或身份本質上的看法。不論是性身份或其他身份，都是社會或論述建構出來的產品。雖然我的被訪者都是自我認同為同性戀者或有同性性傾向的華人男性，但由於身處不同的社會結構和脈絡中，他們對自我的理解迥然不同。

同樣是自我認同為同性戀者或有同性性傾向的華人男性，由於身處不同的社會結構和脈絡中，他們對自我的理解迥然不同。

作為對比例證，除了中港英三地的跨地域研究之外，我最近也訪問中港台三地出生於1990年後的男同志，探討他們如何理解自我的性身份，並比較三地的差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華人男同志的經歷裏，亞洲內部（inter-Asia）的跨國消費和流動非常重要，例如某些香港男同志可能在一個週末北上深圳按摩消費，另一週末去台北找男朋友，然後一起前往南韓旅遊和接受醫美手術，接下來再去日本東京或泰國曼谷旅遊，甚至在泰國買PrEP（事前預防性投藥），再回香港使用。在中產男同志裏，這是很常見亦很有趣的現象。

事實上，在華人男同志群體中，東亞和東南亞有很持續的消費和情慾流動，亞洲男同志的品味、喜好、審美觀和文化觸覺相互影響，因此Inter-Asia的相互影響有時比西方對亞洲的直接影響更大，這是「西方vs東方」的框架不能有效解釋的現象。

端：外界眼中籠統的「同志」，在您的研究中衍生出memba、金童、money boy很多種說法，這些詞的意義各有側重，能否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江：好的。雖然「同志」一詞古已有之，但今人耳熟能詳的用法，通常追溯到現代中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他在20世紀初提出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成為民國時期著名的革命口號。

而「同志」一詞被廣泛挪用為華文世界中LGBTQ（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即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者、跨性別人士和酷兒）的代名詞，則源於1989年的第一屆香港同性戀影展，舞台劇作家林奕華用「同志」取代「同性戀」一詞。1992年台灣金馬獎以「新同志電影」作為New Queer Cinema的專題。自此「同志」一詞在香港和台灣被廣泛使用，之後在中國也開始流行。

香港的男同志自稱memba（英語member的衍生詞），這是香港男同志專門用來表達自我身份認同的本土用語。而西方社會中的華人和亞洲男同志，一般被稱為「potato queen」，但我認為這個詞語過於西方化，因此我創造「金童」一詞來形容西方社會生活中的華人男同志之主流形象和構想。它來自傳統中國「金童玉女」的形象，代表著無知、孩子氣、女性化或傳統中國文學中的陰柔的男性身體和形象。

自民國到毛澤東時期及改革開放初期，同性戀的形象一直都是以「流氓」和「精神病患者」歸類。

在中國大陸，1990年代末才開始出現相關身份的討論，如今男同性戀者普遍自稱男同志或gay。自民國到毛澤東時期及改革開放初期，同性戀的形象一直都是以「流氓」和「精神病患者」歸類。1979年出現的「流氓罪」並沒有指明是跟同性戀有關，但很多地方的公安以此罪名拘捕同性戀者，因此這兩個負面標籤逐漸在中國社會成為同性戀者的形象。而在改革開放後，同性戀者的形象和生活開始轉變，他們從社會邊緣的群體變成講求創新和具有多元面向的主體。對很多同志來說，經濟市場化同時是「賦權」（empower）的過程。

香港男同志：粉紅經濟和流行文化的烙印

端：香港是您最了解的地方，相比其他地域，香港同志群體有什麼特徵？

江：在西方，同志爭取平權有兩大渠道︰議會政治及學術空間。但在香港，政治和議會缺乏平權的發聲空間。大學的學術環境又傾向國際化，學者一般使用英語寫作及發表研究，對話的對象往往不是一般市民，本土議題亦未必可以被學術界關注，這與台灣學術圈子和同志運動關係緊密的情況截然不同。因此，要了解香港本地同志空間，應該從粉紅經濟和流行文化入手。

第一，香港同志傾向以消費表達自己的身份和慾望，他們熱衷於時裝和美容，並會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於外表上。香港的男同志娛樂場所（例如酒吧、桑拿和會所）在建構同志社群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正因為這種同志文化與香港社會整體的消費文化密切相關，同志社群趨向中產，造成階級分明的同志社群，將沒有經濟能力的其他同志邊緣化。

第二，1970和1980年代的香港媒體相對開放，表達自由，流行文化發展蓬勃、兼容並蓄，甚少言語上的審查或管制，因此能容納各種有趣的觀點，孕育不少同志次文化，雖然媒體報導裏仍有很多針對同志的負面報導，例如他們過度渲染同志流連公廁、濫交、愛滋病帶菌者等。但另一方面，香港流行文化在同志身份的建構和同志實踐文化公民權裏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電影、話劇、影評和文學等創作，以及同志創作人林奕華、邁克、李志超、魏紹恩、葉志偉、游靜和麥海珊，著名例子之一是黃智龍及梁祖堯的舞台劇《攣到爆》。

香港的同志文化與社會整體的消費文化密切相關，同志社群趨向中產，造成階級分明的同志社群，將沒有經濟能力的其他同志邊緣化。

除了通過粉紅經濟和流行文化等公眾面向表達自我，香港男同志如何在私人空間和領域理解自己的性身份，當中牽涉最重要的是出櫃／站出來（coming out）以及如何成家的問題。整體上，1980年代以前的香港同志在面對家人和出櫃與否時，有很多掙扎，這跟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他們通常用隱瞞和說謊的方法避開別人的質疑。我在2008-2009年間訪問了一些在1980和1990年代出生的男同志，相對來說，他們較多人能出櫃，但這很大程度上決取於個人家庭情況。

我特別感興趣討論他們如何出櫃、建構自己的性身份並建立家庭，當中也包括他們（特別是有一個穏定伴侶的男同志）怎樣建立親密關係。有些人視「一對一」的現代異性戀模式為理所當然，但亦有不少同志嘗試不同的親密關係模式，例如，有些人實踐我稱之為「2+n」的同志伴侶關係：在情感上一對一，但同時將性和愛分別，與多人發生關係，例如去桑拿或一夜情，對他們來說這反而是保護「一對一」關係的方式。亦有些人實踐「2+1」模式，即在一對一的親密關係以外，有另一段「有質素」但次一等的關係。如果以直人角度看，「2+n」類似已婚男性嫖妓，而「2+1」則類似已婚男人包二奶、找情婦。

端：那些移居倫敦的香港男同志呢？面對強大的東亞父權傳統，他們是如何應對異質文化的？

江：移民英國的香港男同志有三種︰一、跟隨英籍男友 「嫁」到英國的「過埠新娘」；二、舉家移民到英國的香港男同志；三、因為個人前途、通過進修而移居英國的男同志。

總體來說，他們在英國要面對三種不同的文化︰一、殖民地宗主國英國社會的文化，代表「先進」和「現代化」，特別是國際化的倫敦令被訪者大開眼界；二、原生的中國／華人家庭傳統，代表的是很實際的支援網絡，但同時也是一種負累，特別是對同性戀的看法；三、英國的同志圈子，以白人的陽剛氣質為主導，其他種族往往被商品化和邊緣化。

西方男同志超強陽剛特質的文化，往往陰柔化亞洲或華人男性的身體，華人男同志面對嚴重的歧視和刻板印象。

在歐美的學術討論裏，亞裔酷兒離散研究指出，西方男同志超強陽剛特質的文化，往往陰柔化亞洲或華人男性的身體，華人男同志面對嚴重的歧視和刻板印象。這就是為什麼我用「金童」一詞來討論在英國生活的亞洲和華人男同志主體。

中國大陸：男男賣淫是對抗不平等的一種回應方式

端：在中國大陸的同性戀問題視野中，您似乎特別關注男男性工作者，其中有相當一批人是來自農村，來到大城市打工，但無論是城市、還是父權主宰的故鄉，都不大可能接納他們的同性戀身份，他們整個是被快速消耗與消費的。

江：關於同性戀和性工作重疊的現象，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亦有類似情況。在中國，很多money boy（男男性工作者）是來自農村、在大城市打工的勞工。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大城市工作，一心打算打工賺錢，衣錦還鄉，但最後發現自己是從一個地獄跳到另一個地獄。

中國很多money boy（男男性工作者）是來自農村、在大城市打工的勞工，一心打算打工賺錢，衣錦還鄉，但最後發現自己是從一個地獄跳到另一個地獄。

社會學家潘毅的研究指出，面對城市生活的困難和工作的剝削，農民工除了忍氣呑聲，默默承受各種不平等對待外，主要有兩種極端回應方式︰一、自殺；二、組織勞工運動抗爭，向管理層甚至資方抗議。然而根據我的被訪者經歷，某種意義上說賣淫是叧外一種回應方式。賣淫在一定程度上這解決了他們的經濟困難，他們一天所賺的錢可以相當於他們在工廠打工一個月的薪水。

但從事性工作不代表沒問題，他們要面對三種困難、或者說負面標籤帶來的歧視︰一，他們的身份是農民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工作，作為外省人，他們常受到本地人的歧視；二、性工作被視為「不正當」的工作，他們因從事這行業而遭受歧視；三、他們不只是賣淫，而且還是和男性發生性關係，因此遭受來自社會和同志社群的雙重歧視。因此，我比較關注這些農民工如何在大城市生活，及如何在這三重負面標籤和身份下生存，既正視他們的生存策略，也關注這種選擇背後的巨大的城鄉差別和文化鴻溝。

同志平權：陸港兩地的艱難實踐

端：近年來，隨著性別研究的深入，蓬勃的社會運動推動了實際的變革。例如歐洲一些國家已經實現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台灣在這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的？

江：香港過去十多年來發生不少政治抗爭，從2012年的國民教育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社會越趨分化，這些大環境的轉變對同志運動的衝擊需要更多研究。由於近年有公眾人物及明星公開出櫃，例如黃耀明、何韻詩、陳志全，社會大眾相比過去更多接觸同志議題。

某程度上，香港的同志運動發展趨向成熟，但是運動的內部分裂亦進一步加劇，各個團體對運動發展有不同的憧憬和理想，有時會將同志力量分散。過去十年同志運動仍然沒有取得太大成果，雖然打了幾場硬仗，例如政府將同性伴侶納入《家庭暴力條例》（2009年）和跨性別人士W小姐婚權案勝訴（2013年），近年亦冒起更多同運組織和活動，例如Pink Dot、2022年香港將會舉辦 Gay Games等，但令人失望的是，香港政府仍沒有就性傾向歧視立法。

香港的同志運動發展趨向成熟，但是運動的內部分裂亦進一步加劇，各個團體對運動發展有不同的憧憬和理想，有時會將同志力量分散。

早在1996年，前殖民政府曾經就性傾向歧視進行公眾諮詢，討論香港人對同性戀的看法，當時的結論是社會未有一致共識，因此只從教育著手，並沒有立法。二十年後，在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孫耀東博士和他的團隊做了很多相關研究和訪問調查，證明香港社會對性小眾仍然存在歧視，很多香港市民也支持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但由於宗教勢力的反對，政府仍然以社會沒有共識為理由拒絕諮詢和立法，這是非常荒謬的事。

端：這麼看來，雖然香港對性小眾的權益保護仍然無法落實到法律層面，但是在社會環境方面已經有所鬆動和改善，仍然有努力的空間。那中國大陸的情況呢？

江：中國大陸的同志網絡在過去十年發展迅速。但近年國家對同志的監控漸趨嚴厲，普遍認為是自從「女權五姐妹」事件後，性別議題引起當局的關注。

2015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五位女權主義者在北京和廣州準備採取行動，想引起大眾對性騷擾的關注，當時他們只是在網上討論，未開始行動已被當局拘留，這件事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亦似乎令中國政府對往後的性別相關議題和聲音都收緊了，例如同年媒體開始禁談同性戀，當時很受歡迎的網劇《上癮》亦被下架，一些大學的性別課程被取消，不少同志酒吧開業幾個月就被迫關閉，需要另覓地點等。其他同志相關活動如北京的酷兒電影節也面對重重困難。我也認識他們的主辦者，從早期的崔子恩到近期的范坡坡、石頭等，他們很有熱誠，但公安經常多方阻撓，令他們不能順利舉辦。

中國同志運動很常見的策略就是見招拆招，因為永遠不知道官方的界線在哪裏、甚麼東西是敏感話題。

因此，中國同志運動很常見的策略就是見招拆招，因為永遠不知道官方的界線在哪裏、甚麼東西是敏感話題，例如今天是同性戀，明天可能是乙型肝炎，後天可能是AIDS、包二奶、或日本漫畫。當那條界線如此模糊時，同志運動組織者很難好好事前規劃，只能很隨機應變。

端：在公共領域進展艱難，那麼在私人領域中呢？某種意義上說這給同志帶來更大的日常性挑戰？

江：在私人領域方面，中國的男女同志仍然面對龐大的結婚壓力，因此「同妻」問題嚴重。「同妻」是指隱瞞自己性向的男同志的異性戀妻子。近十年左右，中國開始出現男、女同志進行「形婚」，某種程度上他們完成或滿足了父母的期望，但形婚也有其扭曲複雜的地方，他們也有選擇代母和領養小孩。在這方面學者魏偉和Sara Friedman等人有深入研究。

提到中國近十年的同志運動，不能不提同性戀親友會（PFLAG）。它是源自美國的同志組織，成立於1974年。中國的同性戀親友會在2008年由發起人吳幼堅女士成立，現在成員已有一二百人，每年也舉辦很多活動。中國的同性戀親友會有趣的地方是，它成為了中國同志運動的先鋒——中國的同志運動並不是由同志帶領，而是同志的父母。因為在中國公開出櫃仍有很多困難，反而同志的父母則不怕公開露臉、上鏡，他們不介意告訴別人自己的子女是同志。正因此當他們面對傳媒時，他們為子女發聲並非以人權角度切入，而是強調「愛」、社會包容和接納，這是很典型的中國家庭核心價值。所以當他們使用這些傳統家庭價值的話語來包裝和推進自己議程，是很有趣的現象。

中國的同性戀親友會有趣的地方是，它成為了中國同志運動的先鋒——中國的同志運動並不是由同志帶領，而是同志的父母。

當然親友會也有需要面對的問題，當同志的父母不斷告訴別人自己的子女是同志時，他們也投射了對自己子女的想像，他們期望自己的同志子女是陽光和循規蹈矩的，所以當他們倡議社會接受同性戀時，同時暗示社會應接受某些「好」的同性戀——中規中矩、奉行一對一長久關係，即生活上接近社會對理想異性戀的想像的同志。他們不太可能接受自己的同志子女進行開放式關係、性交易、用藥、HIV感染、喜好皮繩愉虐（BDSM）等。這跟西方現時討論的good gay / dangerous queer 或 gay pride / gay shame類近，這亦是親友會潛在的盲點。

從「性身份」到「性公民」

端：「性公民權」是書中反覆出現的關鍵概念，它脱胎於已有的關於公民權的研究，但它是如何與性別和身份的研究結合起來的呢？

江：過往的研究通常強調「性身份」（sexual identity）的概念，指涉社會與文化對個人身份的形塑。「性公民」（sexual citizen）的概念側強調公民與法律，是西方同志研究在九十年代以後流行的分析框架，反映西方同志運動同化政治（assimilation politics）的趨向。他們強調民事結合、民事伴侶和同性婚姻等權利。

對我來說，「性公民」的概念非常重要，它提醒我們在自身的國家和社會裏，甚麼人才是被視為合法成員，而成為合法成員的條件又是什麼。我討論了三種不同的性公民權空間︰一、公共政治的空間，同志如何爭取平權；二、經濟上的空間，討論涉及粉紅經濟、同志消費和同志的文化公民權；三、私人的空間，探討同志在家庭裏如何出櫃。

「性公民」的概念提醒我們，在自身的國家和社會裏，甚麼人才是被視為合法成員，而成為合法成員的條件又是什麼。

最近，性公民權理論的奠基學者之一Diane Richardson發文承認，性公民權的概念是很西方的東西，是源於西方對個人的看法。確實，我認為華人社會的個人與家庭的關係錯綜複雜得多，相比西方的個體自我，華人在家庭和社會關係中的關係式自我（relational self）導致華人男同志創造了多重的自我身份和掙扎。

端：幾乎所有的社會學作品都希望能夠在現實層面發揮影響力，但是您覺得在當前局勢下，您的研究和相關著作對華人社會的性少數人群有什麼啟示或幫助？

江：在西方，特別是英美社會，學術寫作和同志運動關係緊密，當然亦有很多西方學者喜歡在象牙塔裏寫作，但相對來說亦有較多學者走上街頭和投身運動，他們的寫作直接介入政治，與社會對話，從而改變社會。

正是因為社會政治氛圍的轉變，我們更需要把這些可能會被淹沒的聲音保留和發表。

總體而言，香港學界的環境還是寬鬆的，使得從事性別研究的學者能夠通過一系列現實努力來促進一些切實的改變。例如我一直在研究一群在香港生活的年長男同志，探討他們面對的問題，並在2014年出版了《男男正傳：香港年長男同志口述史》，同年舉辦了攝影展，推進公眾教育，接受了很多傳媒訪問，讓香港市民了解到這一群被社會遺忘的老年同志的生活。這群年長男同志在2014年自發組織一個互助團體——「晚同牽」，意思指「晚年同志手牽手」，這是第一個在香港以老人同志自己營運和提供服務的註冊同志組織。這種進展讓我很開心，也更有意願將這個參與式行動研究推進下去。

而在中國目前的大環境下，這樣的參與很困難，甚至我不太確定我的書能否在中國大陸看到。但我還是認為，把華人男同志的生命軌跡記錄下來是很重要的事，正是因為社會政治氛圍的轉變，我們更需要把這些可能會被淹沒的聲音保留和發表。在一個無能為力的時代，單單做到這一點，也是不容易的。

（江紹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包宏偉，英國諾丁漢大學藝術學院；彥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