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访社会学者江绍祺：立足香港横跨中英，记录华人男同志的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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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香港书展的主题是“爱情”，令不少书展常客感慨，这个主题是如此老套与敷衍，仿佛主办者没有兴趣再构思一个更前沿、更新潮、更耸动的题目。然而，正如《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又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人翁父亲的那句话：“每逢你想批评任何人的时候，要记住，并非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当异性恋人士已经将爱情视为陈腔滥调时，同性恋人士还需要为自己的“爱”与“情”来正名、来抗争，反击歧视、并争取平权。

在欲说还休的“爱情”主题下，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江绍祺（Travis S. K. Kong）教授的新书《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显得格外吸引眼球，书展期间“Gay分三路”的驻场演讲也火爆异常。这本书收录了作者从1997年至2008年期间访问90位华人男同志的生命故事和个案研究，旨在呈现香港、伦敦和中国大陆三地的华人男同志，在过去数十年于当地及全球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转变下，如何理解和面对自己的性倾向、接触同志社群、建立亲密关系、参与同志运动等。

不必讳言，书中的丰富案例可以满足普通读者对一本同性恋主题著作的“窥视”和“猎奇”的阅读期待——九七前“远嫁”英国的“过埠新娘”、慑于家族压力而假装乖顺的儿子、工厂流水线上迷茫的打工仔、操皮肉生意偶尔被客人的温情打动的性工作者……他们向往稳定的情感和陪伴，同时也追逐单纯的性的愉悦。就像书中所说，他们如此“真实”又“多元化”，很难一言以蔽之。

他们向往稳定的情感和陪伴，同时也追逐单纯的性的愉悦。他们如此“真实”又“多元化”，很难一言以蔽之。

但超越于猎奇之上，作者通过对“公民权”的分析、对社会运动的概述，进而探讨同志平权的实践。即使抱定同性恋题材“不关我事”的人，也可能会被这本书的理论旨趣所打动。你看那无处不在的社会歧视——去健身房的看不起去公园的，讲英文的看不起只会讲粤语的，白人看不起亚裔……但大多数情况下，有钱的看不起没钱的，消费划分出阶级。人人都处在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和族群“歧视链”中，异性恋和同性恋，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

处在伦敦和中国大陆之间，香港的同性恋群体是否也体现了中西杂糅的特性？“粉红经济”和流行文化扮演了何种角色？移居英国的香港男同志如何应对异质文化？陆港两地的同志平权抗争又有何不同特征？端传媒邀请英国诺丁汉大学艺术学院的包宏伟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彦妮，和本书作者江绍祺教授进行了探讨。

同志研究的跨地域视野

端：您的研究主要在香港、中国大陆和伦敦三地开展，为什么是这三个地方？

江：香港是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而英国是香港的前殖民宗主国。殖民时代的香港非常独特，当时很多外国人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华人男同志跟西方（白）人约会的配对被称为“凑魁”，某程度上这反映了当时男同志欲望结构中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1997年之后，随著主权移交，中国和香港的关系变得密切。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初期进入“后社会主义”时代，个人、家庭及社会结构发生很多独特和有趣的转变，同志关系正是其中最典型之处。例如，中国的gay scene与男性性工作关系尤其紧密。来自农村的男性性工作者（或称money boy）在中国城市的“裸命”（bare life）现象亦是我的关注重点。

端：这样看来，一方面，在政治文化等现实层面上，香港是将伦敦和中国大陆串接起来的“枢纽”，另一方面，如果不向中英两方同时追溯的话，也不能够真正理解香港的男同志群体。这就是跨地域研究的必要性吧？

江：对，跨地域的分析视角正好回应性研究对性身份或身份本质上的看法。不论是性身份或其他身份，都是社会或论述建构出来的产品。虽然我的被访者都是自我认同为同性恋者或有同性性倾向的华人男性，但由于身处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脉络中，他们对自我的理解迥然不同。

同样是自我认同为同性恋者或有同性性倾向的华人男性，由于身处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脉络中，他们对自我的理解迥然不同。

作为对比例证，除了中港英三地的跨地域研究之外，我最近也访问中港台三地出生于1990年后的男同志，探讨他们如何理解自我的性身份，并比较三地的差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华人男同志的经历里，亚洲内部（inter-Asia）的跨国消费和流动非常重要，例如某些香港男同志可能在一个周末北上深圳按摩消费，另一周末去台北找男朋友，然后一起前往韩国旅游和接受医美手术，接下来再去日本东京或泰国曼谷旅游，甚至在泰国买PrEP（事前预防性投药），再回香港使用。在中产男同志里，这是很常见亦很有趣的现象。

事实上，在华人男同志群体中，东亚和东南亚有很持续的消费和情欲流动，亚洲男同志的品味、喜好、审美观和文化触觉相互影响，因此Inter-Asia的相互影响有时比西方对亚洲的直接影响更大，这是“西方vs东方”的框架不能有效解释的现象。

端：外界眼中笼统的“同志”，在您的研究中衍生出memba、金童、money boy很多种说法，这些词的意义各有侧重，能否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江：好的。虽然“同志”一词古已有之，但今人耳熟能详的用法，通常追溯到现代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革命口号。

而“同志”一词被广泛挪用为华文世界中LGBTQ（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即女同志、男同志、双性恋者、跨性别人士和酷儿）的代名词，则源于1989年的第一届香港同性恋影展，舞台剧作家林奕华用“同志”取代“同性恋”一词。1992年台湾金马奖以“新同志电影”作为New Queer Cinema的专题。自此“同志”一词在香港和台湾被广泛使用，之后在中国也开始流行。

香港的男同志自称memba（英语member的衍生词），这是香港男同志专门用来表达自我身份认同的本土用语。而西方社会中的华人和亚洲男同志，一般被称为“potato queen”，但我认为这个词语过于西方化，因此我创造“金童”一词来形容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华人男同志之主流形象和构想。它来自传统中国“金童玉女”的形象，代表著无知、孩子气、女性化或传统中国文学中的阴柔的男性身体和形象。

自民国到毛泽东时期及改革开放初期，同性恋的形象一直都是以“流氓”和“精神病患者”归类。

在中国大陆，199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相关身份的讨论，如今男同性恋者普遍自称男同志或gay。自民国到毛泽东时期及改革开放初期，同性恋的形象一直都是以“流氓”和“精神病患者”归类。1979年出现的“流氓罪”并没有指明是跟同性恋有关，但很多地方的公安以此罪名拘捕同性恋者，因此这两个负面标签逐渐在中国社会成为同性恋者的形象。而在改革开放后，同性恋者的形象和生活开始转变，他们从社会边缘的群体变成讲求创新和具有多元面向的主体。对很多同志来说，经济市场化同时是“赋权”（empower）的过程。

香港男同志：粉红经济和流行文化的烙印

端：香港是您最了解的地方，相比其他地域，香港同志群体有什么特征？

江：在西方，同志争取平权有两大渠道︰议会政治及学术空间。但在香港，政治和议会缺乏平权的发声空间。大学的学术环境又倾向国际化，学者一般使用英语写作及发表研究，对话的对象往往不是一般市民，本土议题亦未必可以被学术界关注，这与台湾学术圈子和同志运动关系紧密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要了解香港本地同志空间，应该从粉红经济和流行文化入手。

第一，香港同志倾向以消费表达自己的身份和欲望，他们热衷于时装和美容，并会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于外表上。香港的男同志娱乐场所（例如酒吧、桑拿和会所）在建构同志社群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正因为这种同志文化与香港社会整体的消费文化密切相关，同志社群趋向中产，造成阶级分明的同志社群，将没有经济能力的其他同志边缘化。

第二，1970和1980年代的香港媒体相对开放，表达自由，流行文化发展蓬勃、兼容并蓄，甚少言语上的审查或管制，因此能容纳各种有趣的观点，孕育不少同志次文化，虽然媒体报导里仍有很多针对同志的负面报导，例如他们过度渲染同志流连公厕、滥交、爱滋病带菌者等。但另一方面，香港流行文化在同志身份的建构和同志实践文化公民权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电影、话剧、影评和文学等创作，以及同志创作人林奕华、迈克、李志超、魏绍恩、叶志伟、游静和麦海珊，著名例子之一是黄智龙及梁祖尧的舞台剧《挛到爆》。

香港的同志文化与社会整体的消费文化密切相关，同志社群趋向中产，造成阶级分明的同志社群，将没有经济能力的其他同志边缘化。

除了通过粉红经济和流行文化等公众面向表达自我，香港男同志如何在私人空间和领域理解自己的性身份，当中牵涉最重要的是出柜／站出来（coming out）以及如何成家的问题。整体上，1980年代以前的香港同志在面对家人和出柜与否时，有很多挣扎，这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他们通常用隐瞒和说谎的方法避开别人的质疑。我在2008-2009年间访问了一些在1980和1990年代出生的男同志，相对来说，他们较多人能出柜，但这很大程度上决取于个人家庭情况。

我特别感兴趣讨论他们如何出柜、建构自己的性身份并建立家庭，当中也包括他们（特别是有一个穏定伴侣的男同志）怎样建立亲密关系。有些人视“一对一”的现代异性恋模式为理所当然，但亦有不少同志尝试不同的亲密关系模式，例如，有些人实践我称之为“2+n”的同志伴侣关系：在情感上一对一，但同时将性和爱分别，与多人发生关系，例如去桑拿或一夜情，对他们来说这反而是保护“一对一”关系的方式。亦有些人实践“2+1”模式，即在一对一的亲密关系以外，有另一段“有质素”但次一等的关系。如果以直人角度看，“2+n”类似已婚男性嫖妓，而“2+1”则类似已婚男人包二奶、找情妇。

端：那些移居伦敦的香港男同志呢？面对强大的东亚父权传统，他们是如何应对异质文化的？

江：移民英国的香港男同志有三种︰一、跟随英籍男友 “嫁”到英国的“过埠新娘”；二、举家移民到英国的香港男同志；三、因为个人前途、通过进修而移居英国的男同志。

总体来说，他们在英国要面对三种不同的文化︰一、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社会的文化，代表“先进”和“现代化”，特别是国际化的伦敦令被访者大开眼界；二、原生的中国／华人家庭传统，代表的是很实际的支援网络，但同时也是一种负累，特别是对同性恋的看法；三、英国的同志圈子，以白人的阳刚气质为主导，其他种族往往被商品化和边缘化。

西方男同志超强阳刚特质的文化，往往阴柔化亚洲或华人男性的身体，华人男同志面对严重的歧视和刻板印象。

在欧美的学术讨论里，亚裔酷儿离散研究指出，西方男同志超强阳刚特质的文化，往往阴柔化亚洲或华人男性的身体，华人男同志面对严重的歧视和刻板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用“金童”一词来讨论在英国生活的亚洲和华人男同志主体。

中国大陆：男男卖淫是对抗不平等的一种回应方式

端：在中国大陆的同性恋问题视野中，您似乎特别关注男男性工作者，其中有相当一批人是来自农村，来到大城市打工，但无论是城市、还是父权主宰的故乡，都不大可能接纳他们的同性恋身份，他们整个是被快速消耗与消费的。

江：关于同性恋和性工作重叠的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亦有类似情况。在中国，很多money boy（男男性工作者）是来自农村、在大城市打工的劳工。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大城市工作，一心打算打工赚钱，衣锦还乡，但最后发现自己是从一个地狱跳到另一个地狱。

中国很多money boy（男男性工作者）是来自农村、在大城市打工的劳工，一心打算打工赚钱，衣锦还乡，但最后发现自己是从一个地狱跳到另一个地狱。

社会学家潘毅的研究指出，面对城市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剥削，农民工除了忍气呑声，默默承受各种不平等对待外，主要有两种极端回应方式︰一、自杀；二、组织劳工运动抗争，向管理层甚至资方抗议。然而根据我的被访者经历，某种意义上说卖淫是叧外一种回应方式。卖淫在一定程度上这解决了他们的经济困难，他们一天所赚的钱可以相当于他们在工厂打工一个月的薪水。

但从事性工作不代表没问题，他们要面对三种困难、或者说负面标签带来的歧视︰一，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工作，作为外省人，他们常受到本地人的歧视；二、性工作被视为“不正当”的工作，他们因从事这行业而遭受歧视；三、他们不只是卖淫，而且还是和男性发生性关系，因此遭受来自社会和同志社群的双重歧视。因此，我比较关注这些农民工如何在大城市生活，及如何在这三重负面标签和身份下生存，既正视他们的生存策略，也关注这种选择背后的巨大的城乡差别和文化鸿沟。

同志平权：陆港两地的艰难实践

端：近年来，随著性别研究的深入，蓬勃的社会运动推动了实际的变革。例如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台湾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在香港的情况是怎样的？

江：香港过去十多年来发生不少政治抗争，从2012年的国民教育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社会越趋分化，这些大环境的转变对同志运动的冲击需要更多研究。由于近年有公众人物及明星公开出柜，例如黄耀明、何韵诗、陈志全，社会大众相比过去更多接触同志议题。

某程度上，香港的同志运动发展趋向成熟，但是运动的内部分裂亦进一步加剧，各个团体对运动发展有不同的憧憬和理想，有时会将同志力量分散。过去十年同志运动仍然没有取得太大成果，虽然打了几场硬仗，例如政府将同性伴侣纳入《家庭暴力条例》（2009年）和跨性别人士W小姐婚权案胜诉（2013年），近年亦冒起更多同运组织和活动，例如Pink Dot、2022年香港将会举办 Gay Games等，但令人失望的是，香港政府仍没有就性倾向歧视立法。

香港的同志运动发展趋向成熟，但是运动的内部分裂亦进一步加剧，各个团体对运动发展有不同的憧憬和理想，有时会将同志力量分散。

早在1996年，前殖民政府曾经就性倾向歧视进行公众咨询，讨论香港人对同性恋的看法，当时的结论是社会未有一致共识，因此只从教育著手，并没有立法。二十年后，在2016年，香港中文大学孙耀东博士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相关研究和访问调查，证明香港社会对性小众仍然存在歧视，很多香港市民也支持就性倾向歧视立法，但由于宗教势力的反对，政府仍然以社会没有共识为理由拒绝咨询和立法，这是非常荒谬的事。

端：这么看来，虽然香港对性小众的权益保护仍然无法落实到法律层面，但是在社会环境方面已经有所松动和改善，仍然有努力的空间。那中国大陆的情况呢？

江：中国大陆的同志网络在过去十年发展迅速。但近年国家对同志的监控渐趋严厉，普遍认为是自从“女权五姐妹”事件后，性别议题引起当局的关注。

201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五位女权主义者在北京和广州准备采取行动，想引起大众对性骚扰的关注，当时他们只是在网上讨论，未开始行动已被当局拘留，这件事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亦似乎令中国政府对往后的性别相关议题和声音都收紧了，例如同年媒体开始禁谈同性恋，当时很受欢迎的网剧《上瘾》亦被下架，一些大学的性别课程被取消，不少同志酒吧开业几个月就被迫关闭，需要另觅地点等。其他同志相关活动如北京的酷儿电影节也面对重重困难。我也认识他们的主办者，从早期的崔子恩到近期的范坡坡、石头等，他们很有热诚，但公安经常多方阻挠，令他们不能顺利举办。

中国同志运动很常见的策略就是见招拆招，因为永远不知道官方的界线在哪里、甚么东西是敏感话题。

因此，中国同志运动很常见的策略就是见招拆招，因为永远不知道官方的界线在哪里、甚么东西是敏感话题，例如今天是同性恋，明天可能是乙型肝炎，后天可能是AIDS、包二奶、或日本漫画。当那条界线如此模糊时，同志运动组织者很难好好事前规划，只能很随机应变。

端：在公共领域进展艰难，那么在私人领域中呢？某种意义上说这给同志带来更大的日常性挑战？

江：在私人领域方面，中国的男女同志仍然面对庞大的结婚压力，因此“同妻”问题严重。“同妻”是指隐瞒自己性向的男同志的异性恋妻子。近十年左右，中国开始出现男、女同志进行“形婚”，某种程度上他们完成或满足了父母的期望，但形婚也有其扭曲复杂的地方，他们也有选择代母和领养小孩。在这方面学者魏伟和Sara Friedman等人有深入研究。

提到中国近十年的同志运动，不能不提同性恋亲友会（PFLAG）。它是源自美国的同志组织，成立于1974年。中国的同性恋亲友会在2008年由发起人吴幼坚女士成立，现在成员已有一二百人，每年也举办很多活动。中国的同性恋亲友会有趣的地方是，它成为了中国同志运动的先锋——中国的同志运动并不是由同志带领，而是同志的父母。因为在中国公开出柜仍有很多困难，反而同志的父母则不怕公开露脸、上镜，他们不介意告诉别人自己的子女是同志。正因此当他们面对传媒时，他们为子女发声并非以人权角度切入，而是强调“爱”、社会包容和接纳，这是很典型的中国家庭核心价值。所以当他们使用这些传统家庭价值的话语来包装和推进自己议程，是很有趣的现象。

中国的同性恋亲友会有趣的地方是，它成为了中国同志运动的先锋——中国的同志运动并不是由同志带领，而是同志的父母。

当然亲友会也有需要面对的问题，当同志的父母不断告诉别人自己的子女是同志时，他们也投射了对自己子女的想像，他们期望自己的同志子女是阳光和循规蹈矩的，所以当他们倡议社会接受同性恋时，同时暗示社会应接受某些“好”的同性恋——中规中矩、奉行一对一长久关系，即生活上接近社会对理想异性恋的想像的同志。他们不太可能接受自己的同志子女进行开放式关系、性交易、用药、HIV感染、喜好皮绳愉虐（BDSM）等。这跟西方现时讨论的good gay / dangerous queer 或 gay pride / gay shame类近，这亦是亲友会潜在的盲点。

从“性身份”到“性公民”

端：“性公民权”是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概念，它脱胎于已有的关于公民权的研究，但它是如何与性别和身份的研究结合起来的呢？

江：过往的研究通常强调“性身份”（sexual identity）的概念，指涉社会与文化对个人身份的形塑。“性公民”（sexual citizen）的概念侧强调公民与法律，是西方同志研究在九十年代以后流行的分析框架，反映西方同志运动同化政治（assimilation politics）的趋向。他们强调民事结合、民事伴侣和同性婚姻等权利。

对我来说，“性公民”的概念非常重要，它提醒我们在自身的国家和社会里，甚么人才是被视为合法成员，而成为合法成员的条件又是什么。我讨论了三种不同的性公民权空间︰一、公共政治的空间，同志如何争取平权；二、经济上的空间，讨论涉及粉红经济、同志消费和同志的文化公民权；三、私人的空间，探讨同志在家庭里如何出柜。

“性公民”的概念提醒我们，在自身的国家和社会里，甚么人才是被视为合法成员，而成为合法成员的条件又是什么。

最近，性公民权理论的奠基学者之一Diane Richardson发文承认，性公民权的概念是很西方的东西，是源于西方对个人的看法。确实，我认为华人社会的个人与家庭的关系错综复杂得多，相比西方的个体自我，华人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关系式自我（relational self）导致华人男同志创造了多重的自我身份和挣扎。

端：几乎所有的社会学作品都希望能够在现实层面发挥影响力，但是您觉得在当前局势下，您的研究和相关著作对华人社会的性少数人群有什么启示或帮助？

江：在西方，特别是英美社会，学术写作和同志运动关系紧密，当然亦有很多西方学者喜欢在象牙塔里写作，但相对来说亦有较多学者走上街头和投身运动，他们的写作直接介入政治，与社会对话，从而改变社会。

正是因为社会政治氛围的转变，我们更需要把这些可能会被淹没的声音保留和发表。

总体而言，香港学界的环境还是宽松的，使得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能够通过一系列现实努力来促进一些切实的改变。例如我一直在研究一群在香港生活的年长男同志，探讨他们面对的问题，并在2014年出版了《男男正传：香港年长男同志口述史》，同年举办了摄影展，推进公众教育，接受了很多传媒访问，让香港市民了解到这一群被社会遗忘的老年同志的生活。这群年长男同志在2014年自发组织一个互助团体——“晚同牵”，意思指“晚年同志手牵手”，这是第一个在香港以老人同志自己营运和提供服务的注册同志组织。这种进展让我很开心，也更有意愿将这个参与式行动研究推进下去。

而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参与很困难，甚至我不太确定我的书能否在中国大陆看到。但我还是认为，把华人男同志的生命轨迹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事，正是因为社会政治氛围的转变，我们更需要把这些可能会被淹没的声音保留和发表。在一个无能为力的时代，单单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江绍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包宏伟，英国诺丁汉大学艺术学院；彦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