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黎蝸藤：老布殊的功過盤點與中國情結

美國前總統老布殊（George H. W. Bush，老布希）12月1日逝世，美國舉國哀悼。蓋棺論定，老布殊是美國150多年來唯一能參選繼任的副總統（上一位副總統參選繼任還要追溯到1836年的馬丁·范布倫），但也是1980年以來唯一無法連任的總統。這或許可以說明兩點：第一，他是里根（雷根）總統政策的忠實執行者；第二，由於個人風格與魅力不足，難以連任。

最不幸的是，他是政策效果滯後的受害者。為了應對1987年大股災後的經濟危機、以及里根時代的財政赤字政策後遺症，他不得不與控制國會的民主黨妥協，採用加税和增加政府開支，這與共和黨主流要求減税和減開支背道而馳，而失去一部分基本盤的支持。本來他的政策或能見效，可惜見效太遲，最後被克林頓（柯林頓）一句「笨蛋，關鍵是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給擊敗。結果克林頓上台後，經濟立即就好了。這或許正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好例子。

老布殊的遺產盤點

在經濟上，老布殊最大的貢獻就是談判和力推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這是歐共體之後又一個高級別多邊自由貿易協議。北美自由貿易區的GDP總量世界第一，自由程度又相當高，對促進經濟全球化推力甚大。如今特朗普（川普）一直指責民主黨人支持NAFTA（因其在克林頓時期正式簽字、國會批准和生效），但其實NAFTA是當年共和黨大力支持的，民主黨當時反而在NAFTA欠缺勞工標準的問題上對協議諸多攻擊。尤為諷刺的是，在老布殊去世的同一天，特朗普在阿根廷簽訂了美墨加協議，取代了NAFTA。

老布殊在美國歷史上最為人銘記的功績，就是在他手上結束冷戰，開創「後冷戰」新時代。雖然不少人認為，結束冷戰主要靠里根總統打下的基礎，加上一些好運氣，但他在冷戰結束前後應對得當的功績也可圈可點，不能抹殺。

老布殊在美國歷史上最為人銘記的功績，就是在他手上結束冷戰，開創「後冷戰」新時代。

惟在其他外交方面，老布殊都總有令人遺憾之處。布殊是一個敢於用兵的總統。出兵巴拿馬，生擒諾列加（Manuel Noriega，諾瑞嘉）的「正義之師行動」（Operation Just Cause）在軍事上相當成功，但在外交與國際法上一直有很大爭議。生擒一國總統到美國，再用國內法（走私毒品和敲詐勒索）審判的做法非常粗暴，給美國形象的負面影響貽害至今。

老布殊的軍事上最重要的貢獻，是組建國際聯軍，在海灣戰爭中大敗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海珊），恢復科威特的主權。這是二戰結束後首次組成的有廣泛支持的國際聯軍，其正義性為以後的國際聯合行動設下標杆。但他當時沒有一舉推翻侯賽因政權。後者繼續與美國作對。2003年小布殊以薩達姆製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主要理由，再發動伊拉克戰爭，美國掉入中東泥潭。老布殊斬草未除根要付上很大的責任。

老布殊給克林頓留下經濟上「好攤子」的同時，也留下外交上的「爛攤子」。在克林頓當選但未上任的時候，老布殊開始了在索馬里的「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 tore Hope），以聯合國軍的名義，軍事介入索馬里內戰。這被證明是個無底深潭。一年後，美軍在索馬里摩加迪沙（Mogadishu，摩加迪休）之戰遭到嚴重挫敗，陸軍特種部隊19人陣亡，兩架黑鷹直升機被擊落。克林頓從此再也不願出動陸軍，以致沒有出兵干預盧旺達大屠殺，而被指責至今。

親中情結如何影響處理六四事件？

如果說，老布殊大體是里根政策的執行者，那麼其「親中」因素可能是一個獨特和重要的例外。里根對華相當強硬和現實主義，老布殊卻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是戰後唯一有親身中國體驗的總統，曾在1974-1975年之間擔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Liaison Office），相當於後來的大使。對上，他和毛澤東以及鄧小平這兩代領袖都有深入接觸。對下，他經常和夫人芭芭拉（Barbara Pierce Bush）一道在北京踩自行車走遍大街小巷，對中國普通人民有深厚感情。

他當上總統不足半年，中國就發生1989年的六四事件。美國國內群情洶湧，一致要求制裁中國，取消美國給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老布殊一方面固然從同情中國人民和支持民主的角度給中國施壓，宣布制裁中國，暫緩中美高層來往，停止對中售武，結束了中美建交以來雙方的黃金期。但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政府的施壓又相當節制。

老布殊與英國首相通電話，提及美國就六四聲明對中國使用暴力表達「悲痛」，亦會停止售武，但「無意再多」。

中國一直指責美國是策動六四運動的「幕後黑手」。事實上，老布殊無意干涉中國內政。英國解密檔案顯示，1989年6月5日英國首相戴卓爾（柴契爾）夫人與老布殊通電話，提及美國就六四聲明對中國使用暴力表達「悲痛」，亦會停止售武，但「無意再多」（not intend to go any further）。他同時又派出密使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及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秘訪北京，向中國表達願意繼續交往。1990年5月，老布殊延長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老布殊的立場和想法相當全面地反映在1989年6月5日的記者會上，當時他被美國傳媒群起質疑。從其回答看，老布殊對中國政府的態度可以這樣理解：第一，他與鄧小平有私交，明白鄧小平的強硬，認為鄧小平能控制中國局勢，也不相信美國能難推翻鄧小平的政權。第二，老布殊相信，如果過於懲罰中國，以致取消最惠國待遇的話，懲罰的將是中國人民而不是中國政府。第三，老布殊不希望中國放棄開放政策，原因是他認為中國只有開放，與外交接觸，才能繼續走向民主。這是後來形成的「容納中國」的思路一脈相承。第四，他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依然會「變好」。

如亞洲協會的中美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所言，老布殊在中國待過，知道「面子」對中國人的重要性，以致他認為，如果過於批評中國，讓中國（領導人）沒有面子，事情就不好辦了。這也是他不主張對中國極限施壓的重要原因。

老布殊在中國待過，知道「面子」對中國人的重要性。

此外，時代因素也不可忽視。從事後回溯角度來看，我們知道冷戰當時會很快結束，但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是相當突然和令人驚愕的事。在六四事件當時，冷戰還只處於「緩和」的狀態。中國是第一塊似乎要倒下的骨牌；它最終沒有倒下，卻影響了其他骨牌的倒下。美國既沒有預測到冷戰這麼快結束，當然也缺乏準備。美國的傳統戰略是「聯中制蘇」，戈爾巴喬夫（M. S. Gorbachov，戈巴契夫）在5月時才訪問中國，中蘇友好並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也擔心一下子把鄧小平惹怒，可能推到蘇聯一方。這些都是老布殊在處理六四事件問題時需要考慮的現實主義因素。

到了後來，香港和台灣資本大舉進入中國，日本開始恢復對華援助，英國與西德也邀請中國外長訪問，歐共體取消軍售之外的所有制裁措施。美國繼續制裁中國並沒有太大作用，反而失去影響中國的機會。1991年11月，美國國務卿貝克爾（James Baker III）訪華，解除對中國經濟制裁。美國直接投資開始大舉進入中國。到了1992年，中國總理李鵬訪美，中美關係全面回暖，最後只有禁止對華軍售的政策持續至今。

親民主派、親台派與親港派

老布殊既同情中國人民，也同情中國民主。很多中國民運人士在香港和美國的幫助下，逃出中國到美國定居。為了使中國學生在六四後免受迫害，老布殊宣布暫停遣返居留過期的中國人。1990年，老布殊簽署第12711號總統令（Executive Order 12711），其中規定的「暫時禁止將中國國民驅逐出境」後來成為永久性條款，即給從1989年6月4日到1990年4月11日，在美國停留過的所有中國公民發放美國綠卡。他在1992年支持由民主黨人佩洛西（Nancy Pelosi，裴洛西）提出的《中國學生保護法》（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這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和法案，為很多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提供了保障。

不僅對大陸是「親華派」，對台灣人來說，老布殊同樣也是一個「親台派」。在他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期間，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他曾力主「複雜雙重代表權」，希望把中華民國以普通成員國的資格留在聯合國。1992年，他一下子批准出售150架F-16戰機給台灣，價值60億美元，是1979年以來數額最大的軍售（此前後的軍售都在幾千萬到數億的規模），到2008年才被超過。

而對香港人來說，老布殊任內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保障了香港在回歸後依然能以與中國不同的身份，被美國區別對待，維持與美國原先的關係，極大保障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同時，該法也規定美國政府必須每年提交年度報告，確保香港的自治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否則總統有權中止法案。該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一國兩制」在香港過快走樣。從這一意義可以說，老布殊也是一個「親港派」。

「吸納中國」的昨日人物

中國在2008年之後的轉向，是老布殊當年無法預測的。

在卸任後，老布殊是前往中國最頻繁的總統，繼續為推動中美友誼不遺餘力。在他還活躍的「後總統」時代，他始終相信中國會走向和美國一樣。他最後幾次訪問中國，包括到中國參加2008年奧運會的開幕式，其時，他對《華盛頓郵報》說，中國是美國的重要的朋友和支持者（important “friend” and “supporter”）。而中國在2008年之後的轉向，也是他當時無法預測的。

老布殊對中國人民的感情是真心實意的，既非敷衍和虛偽，也不是現實主義的權謀。老布殊是里根政策的繼承者，但這種「親中」情結是他帶入的新元素。他不但自己對中國友好，這種情感也同樣傳遞給他的兒子小布殊。中國大陸民間流行的「共和黨總統對中國好」的理論，主要就源於老小布殊都對中國相當友善的印象。到了特朗普則完全變樣，「共和黨總統對中國更好」成為傳說。

正是老布殊一直把中國人民擺在心上，如夏偉所言，「他一直對中國人民有一種『保管者』（custodial sense）的心態」。這或多或少是他中國政策的內在驅動力。在「吸納中國」被廣泛質疑的當下，這種做法對中國人民更有利還是更不利，恐怕永遠是個難以解答的難題。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關注美國政治、領土領海爭議、東海與南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