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呂頻：「女權五姐妹」四週年，女權核心組織者的貧困，與貧困的女權運動

3月6日是「女權五姐妹」案發四週年。2015年「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5名青年女權行動者因一次計劃中的反公交性騷擾倡導活動而被捕並被刑事拘留37天。4年後回望，真正對當代中國女權運動影響深遠的或許並非是「女權五姐妹」這一個案本身，而是由它公開啟動的國家將女權行動敵對化的一個長期議程。

這一議程沒有因那曾被稱為「最黑最黑的日子」的37天過去、「女權五姐妹」被取保候審以及一年後被解除取保而結束——而是綿延起伏，在整個社會空間收緊的大勢中，應對着一個廣泛的女權社群的崛起，從未在多樣的布局和手段中暫停。今天，自我認同為女權主義者的年輕人比任何時候都多，在網上日夜滾動討論着那種種令人無法不憤怒的歧視與暴力的新聞事件和日常遭遇。然而，在審查、監控、騷擾之下，「女權五姐妹」以及她們的同伴——以運動為使命的人，已經在相當程度上不復當年的能見度和組織力。

言論審查導致這一過程無法被充分討論，一些女權行動者的遭遇也沒有被充分披露，2018年「米兔」運動興起，許多人第一次為女權的呼喊而震驚，或者說女權主義主張的各項議題逆勢而上、達到前所未有的影響力，但同時卻似乎遮蔽了運動已被悄然安排的內在困局。

在2019年初「米兔」面臨眾所目睹的耗竭之時，我認為這已是十分有必要提出來的話題，因為核心組織者和運動的貧困已經明顯導致運動的不可持續，而在女權社群難得廣泛、女權意識難得高漲的現狀下，這實在是令人痛心遺憾和必須突破的。

女權行動者個人的貧困

女人和女人的事情從來就缺乏資源，對這一點，長期為女權NGO工作者不可能沒有體會，雖然這也和她們在多大程度上採用民間路線有關。

以我個人為例，在執意投身女權運動並且絕不離開的這二十年裏，我可能為NGO付出了相當於十年全職的無償勞動，並且從未擺脱過不在乎午餐盒飯多少錢的經濟窘境。當然，在資深的女權活動家裏過得這麼慘的確實可能只有我一個，但是，我從來不知道（在中國）有什麼人只通過為婦女權利的公益服務能過上體面生活，無論她們多麼有成就、受人尊敬和辛勞。

這可能就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後活躍的、上一代的絕大多數中國女權活動家，都是體制內外雙棲身份的原因之一。往往，她們是文化、教育和學術工作者，職位穩定而職責靈活，因此有一定業餘時間和精力奉獻給女權活動，即使無酬也能承擔。當時的女權者活動在相對安全的中間灰色地帶，但缺乏合法身份與影響力；而來源有限的資助更願意支付有學術資格的性別專家和官方背景的基層團體，實際上還是以一定價格替性別議題和資助方自身購買學術與政治的合法性。而不做專家，不走政府路線，獨立在地組織民間運動的行動者，則從未得到過與其付出相應的回報，也未因此實現過自食其力的可持續理想。

在2010年後事情好像有變化，那時在各個領域出現了諸多與體制無甚關係的NGO（即使大多數並沒有註冊身份），而它們的中生代骨幹們似乎也決心依靠體制外的公益創業為生。這些新興NGO帶來的已經具有一定公民行動意識的社群，和一些已經小小地聚集在互聯網上和校園裏、渴望着女權主義卻從未和NGO接觸過的年輕人，正是2012年以後興起的青年女權行動主義所為之動員和聯絡的人群。

這些人從一開始就什麼都沒有——除了生活在大城市和受過高等教育，志願通過從事公益——那時還不認同為社會運動——來實現有價值的、心靈更自由的生活。

「女權五姐妹」中的每個人，都恰恰是這樣的人：

武嶸嶸，在中華女子學院讀書期間即開始參加志願活動，2011年放棄在阿里巴巴的工作而開始統籌反歧視機構益仁平中心的一個青年女權行動項目，直到2014年在杭州註冊獨立機構「蔚之鳴」；王曼，南開大學碩士畢業後放棄鐵飯碗到雲南藏區為草根婦女工作四年，回到北京主持以反貧困為宗旨的NGO「GCAP中國」，並努力將性別視角納入反貧困倡議中；韋婷婷，在武漢大學讀書期間就發起了一個本地的青年女權小組，碩士畢業後選擇到北京為一個同志組織工作；李麥子，還是一名長安大學在校生的時候就發起了「佔領男廁所」行動，並因此被監控騷擾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但她後來繼續為爭取女性和同志權利做全職；鄭楚然，中山大學畢業，2012年年初在廣州與武嶸嶸和麥子相識，繼而成為廣州「佔領男廁所」、反對就業性別歧視、反對家庭暴力等一系列倡導行動的骨幹和協作者。

她們選擇NGO是因為社會理想和正義感，也是因為相信這能夠成為人生價值所在，雖然工資不高，但儘可能快地改變社會的成就感、與三觀一致的夥伴同工，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甚至讓她們的工作變得享受和驕傲。

2015年「女權五姐妹」案發前，分別在北京、廣州、杭州工作的5人，都是NGO的全職員工。2015年3月初先後有10餘人在全國各地被扣留訊問，但是最終被羈押的只有這5名NGO人。事實上從那時候開始，執法者就已經識別出了，有NGO背景的人才是真正的核心組織者。這不是說志願者不重要，而是說，只有NGO才能為行動者提供必要的技能訓練和資源支持，讓她們有能力、有精力投入到組織性的工作當中。

受該女權案的影響，北京益仁平，蔚之鳴、GCAP中國被迫停止活動，「女權五姐妹」相繼離開了她們原本工作的機構。有人以為曾經聚焦在她們身上的全球關注會給她們個人帶來豐厚資源，實情卻是，4年之後，住在北京、廣州、香港的她們，當中已經不再有任一人能因公益活動得到一份全職報酬。

鄭楚然和韋婷婷以多棲自由職業者的身份——淘寶店主，培訓師，諮詢師，專欄作家——支持着她們在米兔當中的活躍參與；曾經在案件後的國際發聲中非常活躍的李婷婷剛剛開始她在教育領域中的創業，而把女權活動變成她的「兼職」。而她們那些仍然堅持在為NGO工作的同伴，早已被經濟的困窘深深折磨，工資少到不是「需要節儉」的問題，而是難以為繼：房租飛漲而收入幾乎沒有提升，她們不但得與人合租，甚至有時只能和人合睡一張床。

對NGO的嚴格限制，導致其中那些權利倡導取向的NGO幾乎無法向公眾直接籌款，因此不得不依賴基金會的資助，而同樣是政策限制之下，基金會並不能自由地在中國大陸組建或者從國外進入中國活動，這導致資助市場從來都是權力極不對等的寡頭模式，能與女權倡導項目合作的資助方只有那麼極少幾個。

「女權五姐妹」案後，受案件牽連的諸組織被一些資助方切割。進而，2017年《境外NGO管理法》實施後，獲得合法身份的基金會進一步縮減與民間社會的合作，而接受未在中國註冊的基金會的資助則成為明確的違法行為。在這部法律中，「社會組織」一詞也最終代替了「NGO」這個在1995年由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引入中國的縮寫，意味著具有批判和改造色彩的公民社會話語被解散的一步，暗示這些組織只是在任務鏈的下游，是在社會層面完成政府任務的執行者。同時其在NGO內部製造分化：合法的，往往是基層服務提供者；不合法的，往往是權利倡議者；並因此後者越發被逼入資源和社會網絡雙匱乏的窘境。

言論審查、政治打壓，反女權愈發兇險

曾經，「女權五姐妹」和她們的同伴們，驕傲於她們的曝光量——在2012至2015年，她們和夥伴們被全國各地有影響力的大眾媒體報導過至少數百次，她們的一些主張成為社交媒體關鍵詞，例如「佔領男廁所」。撇開行動的倡導目的不說，媒體的關注給了這些年輕人自信和希望，她們經常實行身體性的公開行動，廣發各種造型鮮明的照片求刊登，有些人以為她們想用大膽出位博眼球，但其實她們製造的新聞被採用是因為其潛在的抗爭性符合泛自由派媒體的潛在政治取向。

從什麼時候起，媒體幾乎是突然地開始不報導她們了？2014年「蔚之鳴」的一名員工說，她們的行動有一半登上大眾媒體；到2016年這個比例降到只有1/10。這兩年也是大眾媒體被清洗和退縮的時候，昔日女權先鋒的傳播優勢，已經成為被忌憚的對象，媒體對街頭行動、集體聯署、公民上書，種種民間主體的倡議關閉了大門，而對這些年輕人來說，這些做法如同扼住了她們的社會生命。

2015年「女權五姐妹」案最終沒有能夠偵辦成功，關鍵之一是辦案不符合普遍的道義認知，許多人震驚地詰問：為什麼這些（天真無辜的）年輕女生倡導女權就要被抓？於是辦案者在輿論上着實吃了大虧。那時，「女權」一詞是小眾的，但也是正當的。

當然反女權輿論一直都有，只是此前並沒有多麼險惡，主要表現為社交媒體上一些小賬號的騷擾式攻擊。然而，逐漸地，似乎是吸取了「女權五姐妹」案的教訓，對女權行動主義的輿論圍剿在後續作業中步步為營。2016年11月，伴隨著特朗普上台及其貶損女性的言論，中國社交媒體上反女權的輿論陡然上升了一個層級；鄭楚然就此向特郎普發出公開信，告誡他應該停止性別歧視，但她卻收到「有關部門」的警告，讓她意識到這位美國總統在中國受到特別「保護」。從此反女權因為和政治迫害——而不僅是言論審查——相結合而變得越發兇險。

2017年2月的一天，微博女權第一公共平台——女權之聲的微博評論區突然被堵塞，原由是一些大V在該賬號發過的近9000條微博中找出五年前早已由編輯刪除的一條，斷章取義攻擊「女權之聲」支持穆斯林恐怖主義；僅在幾天之後，女權之聲就因「發布女權鬥爭相關內容」被暫停一個月。反女權的輿論戰就此開始其勝之不武的架設：一方面挾國家主義——實則是國家恐怖主義之威，一方面調動厭女民粹者的憂懼，同時又是如此默契地協調於社交媒體平台的審查操作。

隨後的整個2017年，從微博到知乎，「女權之聲」飽受騷擾誹謗恐嚇之苦，直到2018年3月，在女權之聲被全面刪號後，它和「女權五姐妹」之一的鄭楚然又遭遇了「西方敵對勢力」、「犯罪」、「賣淫集團」等等一系列億級傳播量的大規模抹黑：

「女權組織接受沙特資助」、「女權黑產拉皮條向外國人賣淫」，這些誹謗是荒謬的，而其能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這其實是傳播失靈時代發生在女權一翼的一個特異現象，我指的是，當真相無法被披露，公共討論不被允許，最荒謬的發明也可以佔領人們的頭腦。因為它不會在開放的言論市場上被制衡。具體而言，當「女權之聲」的澄清聲明無數次被迅疾刪除怎麼也發不出去，最終只得到4000個點擊的時候，它就如同被關在看不見的籠子裏或被卡住了喉嚨，無法反抗還被誤認為是屈服了。

實際上女權之聲遭遇的圍剿力度，實在超出了它僅有25萬粉絲的影響力。我可以斷言，該賬號的遭遇並非是因為發布了什麼特定的文章或某一個具體話題，而是因為它是女權行動主義的戰略組織者，並且最緊迫地，當時正在被指控為2018年1月起「米兔」運動的幕後黑手。

2018年1月起反性騷擾運動的星火燎原，顯示雖然經過這幾年的緊縮，但女權行動主義卻擁有了一個比以往更大的潛在市場，而誰主導推動了青年一代對這個市場的剛性需求、令她們未被安撫的憤怒最終爆發？答案是，「國家」，這個父權制的第一代理人及庇護者。在「女權五姐妹」案發時還是一名學生志願者的張累累，這時已經在反性騷擾行動方面很有經驗，她迅速組織起了9000多人蔘與一個「制定高校反性騷擾機制」的倡議。當然她自己無法聯繫到那麼多人，是幾百名全國各地的志願者們組織了針對各自學校的倡議。

然而，「女權之聲」的被封和被攻擊，導致全網輿論對「女權」關鍵詞高度敏感，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米兔」論述集體有意無意地諱言女權。例如在2018年1月就積極參與「米兔」的北大學生岳昕，當在這一階段因為抗議校方打壓而廣受矚目的時候，被安置的身份標籤就是「平權主義者」。這種禁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女權行動主義者，可能是在她們短暫而戲劇性的運動生涯中的第一次——不再擁有運動的前沿領導權，雖然她們仍然竭力任抓住何機會為「米兔」做貢獻。

「女權五姐妹」之一的韋婷婷獨立發起的「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在「米兔」中新聲活躍，展現出敏捷而靈巧的適應性：在線下積極介入個案，在線上隨時將進展、反饋與倡議呈現在小型社交媒體平台——一個有幾千粉絲的微信公眾號上，通過滾動方式跟進和推動，同時也用公眾號的打賞功能籌款。然而，該中心在2018年11月被迫關閉，在我看來，這意味着「米兔」組織化努力的最後結束。

米兔運動，資源和社會網絡雙匱乏

「米兔」的最大成就是讓那些勇敢的受害者站了出來，但不僅如此；若沒有成千上萬人的熱情參與，無法想像在這場運動中會有這麼多個案呈現，有這麼廣泛持續的辯論。然而，這實際上意味着驚人規模的無酬勞動。是的，當言論審查變得非常深入和敏鋭，信息總是在快速消失，而再發布出去則需要嘗試各種辦法，此時為對抗審查，蒐集、整理、傳播信息已絕對是一項密集的身心勞動；如果還要傾聽、陪伴受害者，想協調發聲，那勞動量更是驚人。

如果從無酬勞動的角度看，就會發現運動的火熱掩蓋了「米兔」的驚人貧困——這個運動幾乎沒有資源供給，幾乎沒有組織、人力的可靠支撐，更嚴重缺乏在地受害者可及的法律、心理等專業人士的支持。有一位發聲者說了一句特別讓人難過的話：她從來沒有感到女權組織對她有任何支持。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註定了米兔的難以為繼：受害者們意識到發聲之後她們並不能得到多少公共救濟，自發的志願者們日以繼夜地工作一段時間之後終於不得不回到日常工作生活。

一個如此規模的社會運動，其內裏卻是如此匱乏，這根本就不正常。例如，我相信，一定有許多律師，社會工作者，心理諮詢師願意為受害者提供公益性的幫助，也一定有許多志願者，願意學習性騷擾議題的支持技能，但是，沒有人去組織，聯絡，協調，培訓。不對，其實一直都有人在努力去做，包括本文的主人公們，但她們的工作不斷被打斷和禁止，她們也幾乎沒有相應的資金。

以上還沒有談到過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當線下的許多活動被禁止，而線上的通訊被隨時監控和阻止，人們就始終處在被切斷、被孤立的狀態之中，就會導致志同道合者的公共社群無法形成——人們只能退回到私人關係中，靠個人網絡尋求私力救濟，而這種私人資本恰恰是年輕一代所缺乏的。一個小例子是，當一名女權主義者試圖建立一個基於北京的反性騷擾支持網絡時，她不得不將賬號寫為「讓性SAO擾見光」，因為微博是不允許用戶名中含有「性騷擾」一詞的，而這個網絡還幾乎來不及有什麼活動，她就接到了有關部門的「問詢」。

把社會運動視為一種富於情感和戲劇性的自發機制，有人振臂一呼，萬千響應，大事即成，這是外行的浪漫誤解。社會運動必須有核心組織者，當然必須是多元的，但也必須是戰略性的和有承諾的，如此才能維護運動的集體行動議程、維繫社群的內在連接，並且為運動藴藉長遠必須的知識及技能。社會運動一定要有資源，最直接的，人人都得吃飯；大家都沒飯吃，廣場上的集結堅持不到第二天。

所以因社會運動和女權主義的高尚而諱談錢，這其實是中了圈套。鄭楚然參與經營了一個女權主題的淘寶店，就有人質問怎麼能靠女權主義賺錢，實際上從BEYONCE到SKII，許多資本主義者都在利用女權主義賺錢，但是活動家卻不行——那麼誰這麼命苦要做這樣的活動家呢？當然，不僅是錢，看不見的社會資本、支持性的網絡，同樣重要。

回到「女權五姐妹」，在和她們朝夕相處這麼多年之後，我最感動的是她們的堅韌。她們沒有怨天尤人於自己的付出從未得到公正的回報，而是去學習創造新的女權主義式的職業人生。然而，任何奉獻者的暫時離去，就運動來說，都是一次次莫大的損失。核心組織停運的影響，則比個人淡出更持續嚴重得多——原來運動就是這樣被削弱的——對「女權五姐妹」的猝然打擊並沒有立刻致命，然而接下來卻是被持續削弱的四年。當承擔使命的組織被約束影響力甚至被噤聲，被污名和被禁忌，當職業活動家失去資助不得不另尋生路或者做些活來補貼志願勞動，當她們有心無力，不能再全心為運動的內在聚合做功⋯⋯運動可以因熱情而起，然後迅速褪色，這走向是非常可怕的，因為運動的能量因此流失了。

更廣泛地說，這個國家正在面臨全面再體制化——資源重新被收繳於父權性的掌控，首先是國家，其次是寡頭商業，以及家庭制度；年輕人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樂趣都越來越被當作貢品收繳，體制外越發沒有活路，另類的生活選擇越發不可能。而這最終限制了異議的興起，人們無法再像自由的原子一般遊動集結。一切皆有可能，然而如此可能？此時此地，需要思考如何創造和供給另類的資源，這不是什麼為了反抗而反抗的所需，而是關係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讓社會有活力，而不是慢慢死去。

（呂頻，媒體背景的女權活動家，女權之聲創始主編，中國青年女權行動主義的支持者與戰略論述者。2015年3月起因受「女權五姐妹」案的影響暫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