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吕频：“女权五姐妹”四周年，女权核心组织者的贫困，与贫困的女权运动

3月6日是“女权五姐妹”案发四周年。201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5名青年女权行动者因一次计划中的反公交性骚扰倡导活动而被捕并被刑事拘留37天。4年后回望，真正对当代中国女权运动影响深远的或许并非是“女权五姐妹”这一个案本身，而是由它公开启动的国家将女权行动敌对化的一个长期议程。

这一议程没有因那曾被称为“最黑最黑的日子”的37天过去、“女权五姐妹”被取保候审以及一年后被解除取保而结束——而是绵延起伏，在整个社会空间收紧的大势中，应对着一个广泛的女权社群的崛起，从未在多样的布局和手段中暂停。今天，自我认同为女权主义者的年轻人比任何时候都多，在网上日夜滚动讨论着那种种令人无法不愤怒的歧视与暴力的新闻事件和日常遭遇。然而，在审查、监控、骚扰之下，“女权五姐妹”以及她们的同伴——以运动为使命的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不复当年的能见度和组织力。

言论审查导致这一过程无法被充分讨论，一些女权行动者的遭遇也没有被充分披露，2018年“米兔”运动兴起，许多人第一次为女权的呼喊而震惊，或者说女权主义主张的各项议题逆势而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但同时却似乎遮蔽了运动已被悄然安排的内在困局。

在2019年初“米兔”面临众所目睹的耗竭之时，我认为这已是十分有必要提出来的话题，因为核心组织者和运动的贫困已经明显导致运动的不可持续，而在女权社群难得广泛、女权意识难得高涨的现状下，这实在是令人痛心遗憾和必须突破的。

女权行动者个人的贫困

女人和女人的事情从来就缺乏资源，对这一点，长期为女权NGO工作者不可能没有体会，虽然这也和她们在多大程度上采用民间路线有关。

以我个人为例，在执意投身女权运动并且绝不离开的这二十年里，我可能为NGO付出了相当于十年全职的无偿劳动，并且从未摆脱过不在乎午餐盒饭多少钱的经济窘境。当然，在资深的女权活动家里过得这么惨的确实可能只有我一个，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在中国）有什么人只通过为妇女权利的公益服务能过上体面生活，无论她们多么有成就、受人尊敬和辛劳。

这可能就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活跃的、上一代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权活动家，都是体制内外双栖身份的原因之一。往往，她们是文化、教育和学术工作者，职位稳定而职责灵活，因此有一定业余时间和精力奉献给女权活动，即使无酬也能承担。当时的女权者活动在相对安全的中间灰色地带，但缺乏合法身份与影响力；而来源有限的资助更愿意支付有学术资格的性别专家和官方背景的基层团体，实际上还是以一定价格替性别议题和资助方自身购买学术与政治的合法性。而不做专家，不走政府路线，独立在地组织民间运动的行动者，则从未得到过与其付出相应的回报，也未因此实现过自食其力的可持续理想。

在2010年后事情好像有变化，那时在各个领域出现了诸多与体制无甚关系的NGO（即使大多数并没有注册身份），而它们的中生代骨干们似乎也决心依靠体制外的公益创业为生。这些新兴NGO带来的已经具有一定公民行动意识的社群，和一些已经小小地聚集在互联网上和校园里、渴望着女权主义却从未和NGO接触过的年轻人，正是2012年以后兴起的青年女权行动主义所为之动员和联络的人群。

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有——除了生活在大城市和受过高等教育，志愿通过从事公益——那时还不认同为社会运动——来实现有价值的、心灵更自由的生活。

“女权五姐妹”中的每个人，都恰恰是这样的人：

武嵘嵘，在中华女子学院读书期间即开始参加志愿活动，2011年放弃在阿里巴巴的工作而开始统筹反歧视机构益仁平中心的一个青年女权行动项目，直到2014年在杭州注册独立机构“蔚之鸣”；王曼，南开大学硕士毕业后放弃铁饭碗到云南藏区为草根妇女工作四年，回到北京主持以反贫困为宗旨的NGO“GCAP中国”，并努力将性别视角纳入反贫困倡议中；韦婷婷，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起了一个本地的青年女权小组，硕士毕业后选择到北京为一个同志组织工作；李麦子，还是一名长安大学在校生的时候就发起了“占领男厕所”行动，并因此被监控骚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她后来继续为争取女性和同志权利做全职；郑楚然，中山大学毕业，2012年年初在广州与武嵘嵘和麦子相识，继而成为广州“占领男厕所”、反对就业性别歧视、反对家庭暴力等一系列倡导行动的骨干和协作者。

她们选择NGO是因为社会理想和正义感，也是因为相信这能够成为人生价值所在，虽然工资不高，但尽可能快地改变社会的成就感、与三观一致的伙伴同工，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甚至让她们的工作变得享受和骄傲。

2015年“女权五姐妹”案发前，分别在北京、广州、杭州工作的5人，都是NGO的全职员工。2015年3月初先后有10余人在全国各地被扣留讯问，但是最终被羁押的只有这5名NGO人。事实上从那时候开始，执法者就已经识别出了，有NGO背景的人才是真正的核心组织者。这不是说志愿者不重要，而是说，只有NGO才能为行动者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和资源支持，让她们有能力、有精力投入到组织性的工作当中。

受该女权案的影响，北京益仁平，蔚之鸣、GCAP中国被迫停止活动，“女权五姐妹”相继离开了她们原本工作的机构。有人以为曾经聚焦在她们身上的全球关注会给她们个人带来丰厚资源，实情却是，4年之后，住在北京、广州、香港的她们，当中已经不再有任一人能因公益活动得到一份全职报酬。

郑楚然和韦婷婷以多栖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淘宝店主，培训师，咨询师，专栏作家——支持着她们在米兔当中的活跃参与；曾经在案件后的国际发声中非常活跃的李婷婷刚刚开始她在教育领域中的创业，而把女权活动变成她的“兼职”。而她们那些仍然坚持在为NGO工作的同伴，早已被经济的困窘深深折磨，工资少到不是“需要节俭”的问题，而是难以为继：房租飞涨而收入几乎没有提升，她们不但得与人合租，甚至有时只能和人合睡一张床。

对NGO的严格限制，导致其中那些权利倡导取向的NGO几乎无法向公众直接筹款，因此不得不依赖基金会的资助，而同样是政策限制之下，基金会并不能自由地在中国大陆组建或者从国外进入中国活动，这导致资助市场从来都是权力极不对等的寡头模式，能与女权倡导项目合作的资助方只有那么极少几个。

“女权五姐妹”案后，受案件牵连的诸组织被一些资助方切割。进而，2017年《境外NGO管理法》实施后，获得合法身份的基金会进一步缩减与民间社会的合作，而接受未在中国注册的基金会的资助则成为明确的违法行为。在这部法律中，“社会组织”一词也最终代替了“NGO”这个在1995年由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引入中国的缩写，意味著具有批判和改造色彩的公民社会话语被解散的一步，暗示这些组织只是在任务链的下游，是在社会层面完成政府任务的执行者。同时其在NGO内部制造分化：合法的，往往是基层服务提供者；不合法的，往往是权利倡议者；并因此后者越发被逼入资源和社会网络双匮乏的窘境。

言论审查、政治打压，反女权愈发凶险

曾经，“女权五姐妹”和她们的同伴们，骄傲于她们的曝光量——在2012至2015年，她们和伙伴们被全国各地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报导过至少数百次，她们的一些主张成为社交媒体关键词，例如“占领男厕所”。撇开行动的倡导目的不说，媒体的关注给了这些年轻人自信和希望，她们经常实行身体性的公开行动，广发各种造型鲜明的照片求刊登，有些人以为她们想用大胆出位博眼球，但其实她们制造的新闻被采用是因为其潜在的抗争性符合泛自由派媒体的潜在政治取向。

从什么时候起，媒体几乎是突然地开始不报导她们了？2014年“蔚之鸣”的一名员工说，她们的行动有一半登上大众媒体；到2016年这个比例降到只有1/10。这两年也是大众媒体被清洗和退缩的时候，昔日女权先锋的传播优势，已经成为被忌惮的对象，媒体对街头行动、集体联署、公民上书，种种民间主体的倡议关闭了大门，而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些做法如同扼住了她们的社会生命。

2015年“女权五姐妹”案最终没有能够侦办成功，关键之一是办案不符合普遍的道义认知，许多人震惊地诘问：为什么这些（天真无辜的）年轻女生倡导女权就要被抓？于是办案者在舆论上着实吃了大亏。那时，“女权”一词是小众的，但也是正当的。

当然反女权舆论一直都有，只是此前并没有多么险恶，主要表现为社交媒体上一些小账号的骚扰式攻击。然而，逐渐地，似乎是吸取了“女权五姐妹”案的教训，对女权行动主义的舆论围剿在后续作业中步步为营。2016年11月，伴随著特朗普上台及其贬损女性的言论，中国社交媒体上反女权的舆论陡然上升了一个层级；郑楚然就此向特郎普发出公开信，告诫他应该停止性别歧视，但她却收到“有关部门”的警告，让她意识到这位美国总统在中国受到特别“保护”。从此反女权因为和政治迫害——而不仅是言论审查——相结合而变得越发凶险。

2017年2月的一天，微博女权第一公共平台——女权之声的微博评论区突然被堵塞，原由是一些大V在该账号发过的近9000条微博中找出五年前早已由编辑删除的一条，断章取义攻击“女权之声”支持穆斯林恐怖主义；仅在几天之后，女权之声就因“发布女权斗争相关内容”被暂停一个月。反女权的舆论战就此开始其胜之不武的架设：一方面挟国家主义——实则是国家恐怖主义之威，一方面调动厌女民粹者的忧惧，同时又是如此默契地协调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审查操作。

随后的整个2017年，从微博到知乎，“女权之声”饱受骚扰诽谤恐吓之苦，直到2018年3月，在女权之声被全面删号后，它和“女权五姐妹”之一的郑楚然又遭遇了“西方敌对势力”、“犯罪”、“卖淫集团”等等一系列亿级传播量的大规模抹黑：

“女权组织接受沙特资助”、“女权黑产拉皮条向外国人卖淫”，这些诽谤是荒谬的，而其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其实是传播失灵时代发生在女权一翼的一个特异现象，我指的是，当真相无法被披露，公共讨论不被允许，最荒谬的发明也可以占领人们的头脑。因为它不会在开放的言论市场上被制衡。具体而言，当“女权之声”的澄清声明无数次被迅疾删除怎么也发不出去，最终只得到4000个点击的时候，它就如同被关在看不见的笼子里或被卡住了喉咙，无法反抗还被误认为是屈服了。

实际上女权之声遭遇的围剿力度，实在超出了它仅有25万粉丝的影响力。我可以断言，该账号的遭遇并非是因为发布了什么特定的文章或某一个具体话题，而是因为它是女权行动主义的战略组织者，并且最紧迫地，当时正在被指控为2018年1月起“米兔”运动的幕后黑手。

2018年1月起反性骚扰运动的星火燎原，显示虽然经过这几年的紧缩，但女权行动主义却拥有了一个比以往更大的潜在市场，而谁主导推动了青年一代对这个市场的刚性需求、令她们未被安抚的愤怒最终爆发？答案是，“国家”，这个父权制的第一代理人及庇护者。在“女权五姐妹”案发时还是一名学生志愿者的张累累，这时已经在反性骚扰行动方面很有经验，她迅速组织起了9000多人参与一个“制定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倡议。当然她自己无法联系到那么多人，是几百名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组织了针对各自学校的倡议。

然而，“女权之声”的被封和被攻击，导致全网舆论对“女权”关键词高度敏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米兔”论述集体有意无意地讳言女权。例如在2018年1月就积极参与“米兔”的北大学生岳昕，当在这一阶段因为抗议校方打压而广受瞩目的时候，被安置的身份标签就是“平权主义者”。这种禁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女权行动主义者，可能是在她们短暂而戏剧性的运动生涯中的第一次——不再拥有运动的前沿领导权，虽然她们仍然竭力任抓住何机会为“米兔”做贡献。

“女权五姐妹”之一的韦婷婷独立发起的“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米兔”中新声活跃，展现出敏捷而灵巧的适应性：在线下积极介入个案，在线上随时将进展、反馈与倡议呈现在小型社交媒体平台——一个有几千粉丝的微信公众号上，通过滚动方式跟进和推动，同时也用公众号的打赏功能筹款。然而，该中心在2018年11月被迫关闭，在我看来，这意味着“米兔”组织化努力的最后结束。

米兔运动，资源和社会网络双匮乏

“米兔”的最大成就是让那些勇敢的受害者站了出来，但不仅如此；若没有成千上万人的热情参与，无法想像在这场运动中会有这么多个案呈现，有这么广泛持续的辩论。然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惊人规模的无酬劳动。是的，当言论审查变得非常深入和敏锐，信息总是在快速消失，而再发布出去则需要尝试各种办法，此时为对抗审查，搜集、整理、传播信息已绝对是一项密集的身心劳动；如果还要倾听、陪伴受害者，想协调发声，那劳动量更是惊人。

如果从无酬劳动的角度看，就会发现运动的火热掩盖了“米兔”的惊人贫困——这个运动几乎没有资源供给，几乎没有组织、人力的可靠支撑，更严重缺乏在地受害者可及的法律、心理等专业人士的支持。有一位发声者说了一句特别让人难过的话：她从来没有感到女权组织对她有任何支持。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米兔的难以为继：受害者们意识到发声之后她们并不能得到多少公共救济，自发的志愿者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终于不得不回到日常工作生活。

一个如此规模的社会运动，其内里却是如此匮乏，这根本就不正常。例如，我相信，一定有许多律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愿意为受害者提供公益性的帮助，也一定有许多志愿者，愿意学习性骚扰议题的支持技能，但是，没有人去组织，联络，协调，培训。不对，其实一直都有人在努力去做，包括本文的主人公们，但她们的工作不断被打断和禁止，她们也几乎没有相应的资金。

以上还没有谈到过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当线下的许多活动被禁止，而线上的通讯被随时监控和阻止，人们就始终处在被切断、被孤立的状态之中，就会导致志同道合者的公共社群无法形成——人们只能退回到私人关系中，靠个人网络寻求私力救济，而这种私人资本恰恰是年轻一代所缺乏的。一个小例子是，当一名女权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北京的反性骚扰支持网络时，她不得不将账号写为“让性SAO扰见光”，因为微博是不允许用户名中含有“性骚扰”一词的，而这个网络还几乎来不及有什么活动，她就接到了有关部门的“问询”。

把社会运动视为一种富于情感和戏剧性的自发机制，有人振臂一呼，万千响应，大事即成，这是外行的浪漫误解。社会运动必须有核心组织者，当然必须是多元的，但也必须是战略性的和有承诺的，如此才能维护运动的集体行动议程、维系社群的内在连接，并且为运动蕴藉长远必须的知识及技能。社会运动一定要有资源，最直接的，人人都得吃饭；大家都没饭吃，广场上的集结坚持不到第二天。

所以因社会运动和女权主义的高尚而讳谈钱，这其实是中了圈套。郑楚然参与经营了一个女权主题的淘宝店，就有人质问怎么能靠女权主义赚钱，实际上从BEYONCE到SKII，许多资本主义者都在利用女权主义赚钱，但是活动家却不行——那么谁这么命苦要做这样的活动家呢？当然，不仅是钱，看不见的社会资本、支持性的网络，同样重要。

回到“女权五姐妹”，在和她们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之后，我最感动的是她们的坚韧。她们没有怨天尤人于自己的付出从未得到公正的回报，而是去学习创造新的女权主义式的职业人生。然而，任何奉献者的暂时离去，就运动来说，都是一次次莫大的损失。核心组织停运的影响，则比个人淡出更持续严重得多——原来运动就是这样被削弱的——对“女权五姐妹”的猝然打击并没有立刻致命，然而接下来却是被持续削弱的四年。当承担使命的组织被约束影响力甚至被噤声，被污名和被禁忌，当职业活动家失去资助不得不另寻生路或者做些活来补贴志愿劳动，当她们有心无力，不能再全心为运动的内在聚合做功⋯⋯运动可以因热情而起，然后迅速褪色，这走向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运动的能量因此流失了。

更广泛地说，这个国家正在面临全面再体制化——资源重新被收缴于父权性的掌控，首先是国家，其次是寡头商业，以及家庭制度；年轻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乐趣都越来越被当作贡品收缴，体制外越发没有活路，另类的生活选择越发不可能。而这最终限制了异议的兴起，人们无法再像自由的原子一般游动集结。一切皆有可能，然而如此可能？此时此地，需要思考如何创造和供给另类的资源，这不是什么为了反抗而反抗的所需，而是关系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让社会有活力，而不是慢慢死去。

（吕频，媒体背景的女权活动家，女权之声创始主编，中国青年女权行动主义的支持者与战略论述者。2015年3月起因受“女权五姐妹”案的影响暂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