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介民教授的新作，《尋租中國：台灣、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導讀」部分摘錄。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中國「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的方式崛起，但目前「世界工廠」遭遇轉型困境，中國經濟何去何從？他並以台商的在地經驗為視角，揭示台商多年來如何協同中國在全球價值階梯攀爬。本書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端傳媒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此文，以饕讀者。因篇幅所限，有所刪減。
《尋租中國：台灣、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作者：吳介民
出版社：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03
美國挑戰中國產業戰略
中國經濟崛起的故事，必須放在東亞發展的歷史軌跡中加以考察，但它超出了既有東亞模式經驗的框架。中國發展過程的東亞模式成分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而中國發展過程具有的中國特色是：中國踏出一條「尋租」與「發展」並存的「尋租發展主義」路徑；而且，中國在累積龐大資本之後，展現挑戰西方國家技術霸權的雄心，並以一種「非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進路，企圖打破核心國家的遊戲規則，自訂規範，圈畫自己的勢力範圍。
中國產業升級，涉及資本、市場與技術三個層面；前兩者已經初步解決，但技術發展面臨瓶頸。中國高度依賴從核心國家進口半導體製品，亟欲在此領域有所突破。因此，國務院在2014年設立「大基金」，大幅補貼半導體產業。2015年更制定「中國製造2025」政策，並公布一份《中國製造2025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第一項就是半導體產業。過去幾年，隨著「中國製造2025」政策的執行，中國積極向外併購高科技企業，獲取技術，而導致西方國家警戒，並發現其侵犯知識產權，涉及「偷竊」，爭端不斷。
中國產業升級，涉及資本、市場與技術三個層面；前兩者已經初步解決，但技術發展面臨瓶頸。
中國的行為引起西方國家擔憂，認為中國想打破既有秩序，甚至圖謀支配世界。目前的世界秩序由「市場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兩個核心元素構成，但中國發展方向自成一格。因此，世界霸主美國開始擔心霸權轉移（power shift），對這個崛起中的「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逐漸戒備、防範。其實，美國早在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建制派政治圈與學術社群已逐漸朝向放棄「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改採「圍堵」中國的新政策共識。
深究中國產業實力，中國雖號稱世界工廠，但其製造業根基仍顯得脆弱，還在努力攀爬產業升級階梯，對西方科技仍十分仰賴。儘管如此，中國確實在經營一個新帝國的（自我）形象，不論在地緣政治或外交領域。在這裡，我們發現，深刻烙印在中國統治精英與知識階層的「富國強兵」思維，將近兩個世紀以來一脈相承。而當中國人自認遭遇西方帝國抵制時，悲憤交加的集體情緒便舉國瀰漫。中國人的自我帝國形象，如同自我實現的預言，正在激發全世界對它的警戒。
本書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這種類型國家在與外資互動中，善於切入其價值鏈治理結構，從中抽取經濟剩餘，也就是國家作為價值攫取者的作用甚為突出。但是尋租發展型國家是否有足夠能力，進行趕超式產業升級？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曾經自力更生執行「大躍進」政策（1958-1960年），試圖在短期間內「超英趕美」，結果一敗塗地並造成大饑荒。如今，儘管國內外局勢已經丕變，但中共政權可能重蹈覆轍嗎？或者，它可以一舉突破歷史的魔咒？
台商之眼
沒有廣東模式，就沒有中國崛起，也沒有今天所謂的中國模式。在此歷史發展序列中，台商於初期是關鍵因子。藉著台商在廣東落腳、之後遍及中國各地的足跡，我們觀察到廣東模式的發展歷程，它的擴散與轉型，以及面臨的困境。台商因為僱用數以百萬計的民工，而參與到公民身分差序體制這部精巧、複雜且粗暴的剝削機器。台商因為與在地體制鑲嵌，與地方政府發生各種交易，而對中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潛規則）、虛擬產權關係與虛假契約關係，知之甚詳。台商與台幹因與中國官員幹部密集交往，從而理解他們的「心情」與「謀略」。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得以從一個內部觀察的角度，記錄廣東模式的發展變遷過程。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可以進一步發掘當代中國趕超發展的企圖心、焦慮與挫折。
「中國製造2025」旨在快速躍升全球價值鏈階梯，甚至繞過核心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試圖建立自行掌控的價值鏈，也就是媒體大肆宣傳的「紅色供應鏈」。中國政府規定半導體產品的自製率，以建構高端工業的自主產業鏈為最終目標，關鍵零組件不再依賴西方技術。但是，西方專家的判斷仍有分歧，許多人不看好中國這個宏大目標，認為過度急躁膨脹，因為中國的科技實力短期內仍無法與西方匹敵。在缺乏關鍵技術的情況下，中國目前可以做的是：一、運用雄厚外匯儲備在全球併購公司、收購技術；二、挖角人才，從西方企業、韓國、台灣等地重金禮聘；三、知識產權的工業間諜戰，直白地說，就是遊走於灰色地帶的「偷竊、侵權、模仿、山寨」行為。
對照台灣發展路徑，自1960年代以來，台灣產業跟隨西方國家全球價值鏈步步爬升，製造技術雖不斷精進，但一碰觸到西方高端品牌領導廠商（買主端）便裹足不前，遭遇難以跨越的終極障礙。台灣經濟起飛半世紀，目前只有極少數廠商，例如台積電，在全球價值鏈中具有領導廠商地位，並發展出完整的半導體製造生態體系，但這條路徑基本上也是跟隨著西方核心技術與市場霸權的發展模式。台灣在地緣戰略上依賴美國支持，經濟規模屬於中型，因此演化出「跟進策略」，按部就班攀爬全球價值鏈階梯，對核心國家的市場需求反應靈敏，整體產業與全球供應鏈高度整合。因此，台灣資本的外移方向，便與全球價值鏈國際品牌商（買主）緊密連動。
自1980年代末，台灣企業西進中國以來，世界經濟、台灣經濟、中國經濟的地景都發生劇烈的形變。過去三十年，台灣對外投資高度集中在中國，所謂的「全球化」便引來實際上是「中國化」之譏。然而，這種形態的全球化，其根本的結構動能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再分工的結構調整，也反映了全球價值鏈的移動向量。台商西進具有多重效果，包括驅動台灣產業升級，但也有「掏空台灣」的疑慮。200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全球價值鏈的再度移動，台商展開新的布局，對中投資的集中度在最近幾年顯著減低，除了在中國獲利率下降，部分原因也反映一些台商對中國風險意識的提升。
探討台商、廣東模式與中國發展的互動關係，一個主要目的就在論證由無數大小規模台商長期集體累積的作用，對當代中國與台中關係造成的鉅大影響。
過去十年，廣東台商遭遇來自全球價值鏈與中國政府產業升級的雙重壓力，走向了不同的出路：關廠、內遷、外移與就地轉型（有的廠商同時運用多個選項）。這也使得珠三角地區，尤其是深圳與東莞的台商情勢，發生極大變化。目前升溫中的美中貿易戰更促使台商加速離開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出口導向經濟也開始出現質變跡象：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中國發展道路主要是「打造世界工廠」；最近十年，中國政府利用中國作為「世界市場」的誘餌，嘗試打造自己主控的價值鏈體系，卻遭遇美國的強力挑戰。以美國為首，對中國圍堵的地緣政治態勢也在形成之中。處於這雙重風暴，在習近平口中「功勞簿上要記上一筆」的台商，是否還有可供北京操作的價值？作者認為，在中國追求世界霸業的想望上，台商仍有利用價值。第一個是政治身分上的價值，第二個是產業升級上的價值。
政治身分：台資一直是中國對台統戰的重要「媒介」，首先是對台宣傳的價值。在博鰲論壇上，習近平再忙也要「抽出十分鐘接見台商代表」。幾十年來，中國政府因為統戰需要而賦予台資「特殊優惠」，這種優惠是因政治身分而衍生的「租值」。因此，一些台商除了一般商業營運之外，也以台商身分致力尋租活動（尤其是土地利益）。對北京而言，通過台商網絡建立「跨海峽政商關係」，進而培育台灣的「在地協力者」，並不是一項高成本的交易。但是，台商作為一種集體「身分資本」，卻在國共合作高峰期被認為貶值了。
相反地，兩岸政治關係緊張，則會使身分資本升值。早在1995-1996年台海危機時，就有台商表示：「兩邊緊張，有戰爭危險時，中共會對我們更好，巴結還來不及！」目前，美中關係與台海關係皆緊張，台灣執政黨是民進黨，中國亟需加強統戰，因此提出「惠台31條」，等於加碼台灣人的身分資本。儘管台灣人身分資本在中國的可兌現性受到質疑，但是它作為一個象徵符碼，在台灣媒體上被大肆報導，造成有利北京的形象宣傳。從過去的經驗觀察，北京最需要的政商關係是那些可以遊走兩岸高層黨政網絡的「跨海峽資本」，這類型政商關係即使台灣經歷政黨輪替，仍具有持續影響力。
產業升級：當中國產業升級策略遭到西方抵制，台資的價值就相對提高。中興通訊剛遭受美國制裁不久，聯發科便向台灣經濟部申請對中興銷售晶片，經濟部曾審查但隨即放行。因此在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烏雲下，短期內，部分台商協助中國解決獲取技術的燃眉之急，有賺取「機會財」的窗口。但總體而言，台灣晶片設計廠商的技術等級仍低於美國高通，其長期作用便受到質疑。「惠台31條」也有挖角台灣人才的意涵。中國正大力發展半導體產業，而台灣在半導體製造與測試封裝產業鏈完整，累積經驗豐富。中國從2000年開始建造先進的晶圓廠，就一直採取從台灣挖角的手段。
半導體是台灣產業的關鍵區塊，但不是全部。台灣整體的產業發展是長期累積的能量，包括從傳統產業中鍛鍊起來的工藝能力與經營管理的韌性。直到今天，傳統產業通過升級，精進製造技術，有不少企業屬於「隱形冠軍」，甚至攀升到接近全球價值鏈頂端。但因為台灣的論述舞台，經常被「強國」、「帝國」、「爭霸」、「一帶一路」、「大基金」、「紅色供應鏈」這樣的霸權（宣傳）話語所占據，所謂傳產與中小企業的重要性被過度低估，而忽視它們已經進入高科技行列，並進行分散風險的多樣化發展。作者對台商進行長期追蹤研究，探討台商、廣東模式與中國發展的互動關係，一個主要目的就在論證由無數大小規模台商長期集體累積的作用，對當代中國與台中關係造成的鉅大影響。台商將現代製造業引入中國，中國則將台商捲入其發展模式，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個氣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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