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路：「996」和中國特色的技術焦慮

「上班996，生病ICU」的中國程序員們非常值得關注，但同時我們需要正視的是，除了程序員們，中國的許多其他行業，同樣在忍受著糟糕的工作環境、工時甚至更差的待遇。許多人已經指出，在中國不長不短的「上班」歷史中，一週工作六天（「996」裏的那個「6」）才是常態。這些程序員的父輩們應該會記得，1949年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不僅僅需要一週工作六天，週日更有許多非自願的「義務勞動」，因此有「戰鬥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一說。

互聯網行業作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個產業，實際上提供了相對優越的薪資環境。中國互聯網從業人員的平均年薪約為15萬元人民幣，為中國人平均工資收入的兩倍（2017年城鎮私營企業職工平均收入約為7.5萬元人民幣）。即使考慮到程序員們的工作時間較長，這一群體的平均時薪也是大大高於社會平均水準。

雖然這一理由並不能削弱程序員抗爭的合理性，但在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普遍缺失，勞資關係制度性地偏袒資方的環境下，農民，體力勞動者，甚至是一般的公司白領，處境都並不更好。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偏偏是程序員們，能在中國引起共振？

「996」之歎背後，是中國特色的技術焦慮。

失業的焦慮

如果說科技風口的多變所產生的失業焦慮還算是全世界普遍的問題的話，當下這個「996」故事裏卻有許多中國元素。

根據「程序員客棧」的一份調查報告，雖然程序員行業收入不錯，但仍然有94%的程序員表示有兼職的意願，有近80%的程序員至少跳槽過一次，有20%的人甚至跳槽超過三次（考慮到這個行業的平均年齡不到30歲，這個轉換工作的頻率相當之高）。與之相對應的是科技行業瞬息萬變的前沿：紅極一時的 ofo單車從資本市場的寵兒，到公司灰飛煙滅，前前後後不過2年多時間——無數的「風口」猛烈地吹過，卻不是什麼東西都飛得起來。

如果說科技風口的多變所產生的失業焦慮還算是全世界普遍的問題的話，當下這個「996」故事裏卻有許多中國元素。沒有人知道中國的失業率究竟是多少。官方的「城鎮調查失業率」統計方法極其武斷，且無論晴雨，都極為「穩定」，也就沒有任何參考價值，但是經濟的一個基本原理是，當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壓力一定會增加。

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但有理由相信2018年下半年就業出現了比較大的壓力：內部「去槓桿」遭遇了外部貿易戰，企業信心一時大措，以製造業為首紛紛減員以求「過冬」。中央政治局隨後提出了著名的「六穩」方針（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首當其衝就是就業，今年三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反覆強調2019年「保就業」的重要性。

失業往往衝擊政治與社會穩定，這是全世界的普遍經驗。但在中國，因為此前經濟常年處於高增長的態勢，因此失業從來不是太大的問題。然而在當下，可靠數據的缺失使得經濟學家難以研究中國的自然失業率到底是多少，歷史軌跡的單向性也決定了，政治決策者難以判斷以中國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結構能承受多嚴峻的失業底線。「失業」因此成為了一把高懸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沒有人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掉下來。

在筆者與中國經濟官員交流的印象中，大多數人承認當前經濟壓力很大，但不在少數的一類僥倖心理是，認為失業只集中在傳統經濟行業或者是一些「落後」的行業，尚屬可控，甚至可能以「市場出清」的形式促進經濟轉型，讓資源流向效率更高的行業。

這些人沒有想清楚的事情是，中國龐大但是低效的金融系統，並不足以完成這樣的市場糾正動作。常年政府「窗口指導」下，中國的金融系統變成了只有「開」和「關」兩個按鈕的機器，一抓就死，一放就亂。原本在市場化條件下可行的資源重新配置，在中國特色的去槓桿政策下，所過之處，寸草不生。在這樣的系統中，本該因落後產能退出而獲得更多資源的互聯網和科技產業，不可能獨善其身。

另一方面，近80%的中國程序員就職於民營企業，而民營企業的弱勢地位讓他們處於脆弱的就業環境之中：中國2017年底實行以控制風險為目的的「去槓桿」政策，官方雖然也說要重點解決國企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但目前尚無國有企業破產的例子，更不要說地方政府，反而是民營企業成排倒下。中國的民營企業雖然是經濟增長的主力，外界常以「五六七八九」的說法概括它們的貢獻：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創新、80%的就業，以及90%的企業數量；但是民營企業獲得的信貸卻長期徘徊在30%上下。「去槓桿」的屠刀砍的幾乎全是民營資本，體現在互聯網企業身上，是普遍在早期無法盈利，經營幾乎完全依賴新的融資，因此當出現金融收縮時，就必然出現公司倒閉及失業。

此外，「個人債務」近年在中國快速增長，中國家庭部門負債在2008-2017年這個擴張週期裏迅速上升，宏觀家庭部門負債佔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36%迅速提高到2017年的49%。中國最近幾年大量擴張的「影子銀行」，如P2P平台、消費信貸，都在鼓勵人們借錢。程序員有較高的薪資預期，比較容易「加槓桿」上車買房。而一旦揹負房貸，即便強迫「996」也不能輕易丟掉工作。

增長焦慮

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正在成為讓所有人焦慮的事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談及科技時反覆使用「卡脖子」，反映出領導層在科技問題上的極大不安全感。

經常閲讀經濟數字的人會有這樣一個印象：中國的GDP每年以個位數增長，金融業在去槓桿前普遍兩位數增長，而和互聯網或者是科技沾邊的公司，經常是三位數地「暴長」。中國人對隱私及個人信息安全問及幾乎毫無保留，以一種樂觀的國民態度擁抱科技——所有人都相信「明天會更好」，而沒有什麼比科技更能代表「明天」的了。

然而以前的長期增長並不保證未來永遠增長。發展經濟學中有「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現象，指出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發展水平之後，並不一定會自然晉級為高收入國家，反而可能出現增長停滯甚至衰退。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收入」是一個非常寬的範圍，人均GDP從3800美元到12000美元都算是中等收入。中國當前人均GDP約為8800美元，離「畢業」還有相當長的距離，能否突破中等收入的天花板還是未定之數。

要如何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一般將經濟增長視為勞動力、資本以及科技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此前的增長模式大體上是在資本這一項上增加投入，通過不斷地投資來驅動經濟——但如果廚房裏有10個廚師，配備10個鍋子或許會提高產出，投資200個鍋子就是浪費了——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自有其天然瓶頸。而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無法避免地走向老齡化，改革開放之初的「人口紅利」即將由正轉負（廚師很有可能要變少），成為經濟發展的負擔。因此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唯有依靠提升科技創新能力。

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正在成為讓所有人焦慮的事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談及科技時反覆使用「卡脖子」這一比喻，反映出領導層在科技問題上的極大不安全感。美國製裁中興通訊這一事件更是直接暴露了中國創新能力的短板。當國內經濟週期改變，國際環境轉差，中國的企業就遭遇是否具備足夠的創新能力來應對的問題。雖然中國一直有「工程師紅利」之說——每年有近500萬理工科大學畢業生，是美國的將近10倍——但「996」事件讓許多人意識到，中國的不少互聯網企業無非只是「寫代碼的富士康工廠」，企業的成長完全依賴於勞動保護制度的缺失。隨着社會權利意識的覺醒，這種壓迫員工、不計代價的「血汗工廠模式」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分配焦慮

中國一方面缺了許多基本勞動保障的課，另一方面又和全世界一樣遇到了科技帶來的新問題。

因為勞動者保護制度的缺失，中國的勞動者在與資方的博弈當中處於天然劣勢。今年3月30日，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葛平安，在一場資方座談會上聲稱，如果員工「頻繁辭職」，其個人社會徵信將受到影響——政府的基本立場可見一斑。

在經濟增速平均每年兩位數的高增長時期，中國面對各類社會矛盾的基本邏輯是通過增長化解矛盾；但當蛋糕變大的速度越來越慢，人們也就更加關注自己分到的那一份是不是比別人要小。未來的中國經濟將無可避免地直面分配這一難題。而中國特別的情況在於，一方面缺了許多基本勞動保障的課，另一方面又和全世界一樣遇到了科技帶來的新問題。

即使是完全相同的工作內容，大企業通常比小企業支付更高的工資，即所謂「工資溢價」。而科技顛覆越來越頻繁的後果，就是「贏者通吃」。科技企業的平台形態，對數據的壟斷，以及在新融資模式下的「殺手式收購」（買下一切可能成為競爭對手的初創企業），將讓行業頭部的企業和「大部隊」的距離越來越大。這也就意味着，如果沒有干預手段，收入分配將越來越不平等。

在科技領軍的美國，這種分配矛盾已經大量顯現：美國工資漲幅常年落後於生產力提高的速度；剔除通脹因素，今天的美國的平均工資和60年前幾乎沒有區別。而同時，美國最大的企業已經幾乎全部都是科技企業，市值超萬億美元的亞馬遜，營收超過其所有國內電商競爭對手之和。中國的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格局與美國有頗多相似之處，在收入分配方面也出現了類似的跡象：中國城鎮工資收入在2014年之後就一直低於經濟增速，也就是說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的差距一直在擴大。

如果說在科技行業內，還只是賺多賺少的區別的話，在科技行業之外，技術所創造的贏家和輸家就將是天壤之別。當富士康這樣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開始用工業機器人替代人力，中國的製造業工人，真的可以無縫銜接進入新的工作領域嗎？

真實世界的勞動力遠遠不是自由流動的，而受到時間（年齡）和空間（地域）的限制：轉換工作往往需要經歷重新培訓，而對於年齡較大的勞動者來說，難度成倍地增加；空間層面，因新技術而消亡和新生的工作機會往往相隔遙遠。今日的深圳成為科技行業的樂土，而東北則只能「輕工業喊麥，重工業燒烤」，就是科技時代地區興衰的寫照。

技術引發的分配矛盾常常帶有政治後果。19世紀初英國的盧德運動（Luddite Movement）可能是最著名的由技術進步引發的政治事件。紡織機器的大規模應用使得資本回報上升而勞動力回報下降，不滿待遇的工人以砸毀工廠機器表達憤怒，並最終引發與軍隊的武力衝突。今日的許多論者常以此例嘲諷當時勞工的「短視」，按照流行的說法，這些人試圖阻礙技術進步以維護自己的利益。但歷史學家指出，這只是當時工廠主污衊工人的說辭，大多數工人並不反對機器，而是抗議惡劣的勞動環境。

今日歐美政治極端右翼顯著抬頭，其背後也有技術的影子。在2018年的一篇論文中，意大利的三位學者研究了工業自動化與政治傾向的關聯，發現西歐製造業自動化程度高的地區，選民也更容易導向極右翼政治立場。而在美國，面臨就業壓力的低學歷製造業工人更有可能成為特朗普（川普）的支持者。面對不公，人們總是需要一個理由，矛頭可能指向機器，可能指向外國人，也可能指向政府。

中國式技術焦慮的根源

技術顛覆帶來的是社會階層重新分配、世界格局重新分配的機會。中國此前的歷史讓人們無比盼望這樣的「彎道超車」機會，因此往往以無比熱忱擁抱科技、擁抱未來。

然而前方註定顛簸：技術帶來新的增長機會，現行的經濟制度是否能夠有效地利用？技術衝擊社會平衡，當前的社會制度是否能夠自我修復？中國式焦慮的根源，就在於沒有足夠的信心回答這兩個問題。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