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徐子軒：香港反修例運動如何被揉進泰國的「外國勢力論」？

10月10日，中國駐泰大使館發表關於香港局勢的新聞稿，內文除了為禁止蒙面條例背書，亦持續批判暴徒與港獨份子，同時抨擊外部勢力插手干預、顏色革命破壞主權。這些制式官方說法不足為奇，罕見的是，中國使館特別指出個別泰國政客與港獨份子接觸、為其張目是非常錯誤的做法。

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都知道，中國使館指的是泰國政壇新星、今年大選剛拿下亮眼成績的未來前進黨（FFP）領袖塔那通（Thanathorn Juangroongruangkit）。塔那通十月初應經濟學人論壇邀請，前往香港發表演說，在論壇上與香港民運人士黃之鋒同台合照，引起中國注意。

中國外交系統因此向泰國政界發出警告，甚至不惜祭出影響中泰友誼的重話，要求泰國人士與港獨份子劃清界線。針對中國的暗批，塔那通在其FB粉絲頁上直接回應，強調論壇上談話合影是稀鬆平常的禮貌行為，他先前不認識黃之鋒，也絕對無意介入香港事務。

無辜捲入港中爭議，塔那通不失立場地表示，尊重中國的一國兩制，以及香港基本法第45條普選特首的精神；同時他又表明，FFP的成立，部分是受香港民主運動的啟發，因此支持香港人民享有和平表意的權利，而不樂見官民暴力相向——此言間接反擊中國官方的無端放矢。

本來雙方各自表述立場後，爭議應到此為止。然而，塔那通的政敵們難得撿到槍，當然要好好掃射一番。

香港社運「被勾連」上泰共

「錶哥」副總理普拉威（Prawit Wongsuwan）表示，參與香港集會的政客，必須對後果負責；帶槍投靠的紅衫軍指揮、現已貴為總理辦公室副部長的蘇珀恩（Suporn Atthawong）則直指，塔那通損害泰國形象，與香港抗議者在一起，將使泰國處於危險之中。

這些批評固然不失嚴厲，但只是藉著附和中國，趁機對塔那通落井下石，並不具太大殺傷力。真正危險的是，現任陸軍總司令、名列五虎上將之一的阿皮拉特（Apirat Kongsompong）在一場公開演說裏流露出的訊息。

在這場關於國家安全的演講中，阿皮拉特搬出了泰版三合一敵人論（編註：「三合一敵人」是台灣用語，原指國民黨威權政府將中共、台獨和島內「野心份子」批為敵人，製造白色恐怖）。他沒有公開點名，但站在報導塔那通與黃之鋒的報紙投影片前，厲聲指責部份左傾政客學者、舊共產主義份子，以及境外勢力互相勾結，打算利用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破壞泰國安定。

所謂「混合戰爭」是現代武裝衝突理論常見的術語，主要指在多層次戰爭裏，在常規軍事外，利用非常規的手段－像是虛假新聞、駭客入侵、恐怖攻擊等，來達到政治或經濟等目的。八月東盟峰會期間，曼谷多處遭遇炸彈威脅，阿皮拉特就強調嫌犯背後有著龐大國內外勢力支持，發動混合戰爭陰謀破壞民選新政府。

有趣的是，儘管司法單位的證據顯示，這些爆炸案與南部分離主義有關，但阿皮拉特似乎仍想把事件與共產餘孽和左傾政黨連結。在爆炸案不久，他接受媒體訪問便指出，有敵對勢力利用假新聞洗腦泰國年輕人，使他們反對軍方和君主制，包括一些甫誕生的政黨，正在進行反政府宣傳。

在阿皮拉特看來，政客勾結留洋左派學者，再加上財閥們出錢出力，以各種假新聞攻擊君主制。雖然泰共在上世紀70年代幾乎被屠殺殆盡，但基於某些原因，這位最接近權力核心的將軍秉持冷戰思維，把共產黨當作現在泰國的首敵，主張共黨餘孽尚存，隱身幕後策畫，目標就是讓泰國倒向共產主義。

那這跟香港局勢又有甚麼關係呢？阿皮拉特表示，黃之鋒有數度入境泰國的紀錄，他懷疑黃之鋒與塔那通勾結，密圖不軌。以香港為例，抗議者都是年輕人，因為這些人很容易被洗腦，煽動利用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導致香港社會不安，就像2010年紅衫軍抗議裏出現的暴力行為。

阿皮拉特的言論得到不少保皇派與極端右翼的支持，國營媒體民調顯示有九成以上的贊同。保皇派與極端右翼只問意識形態、不問事實證據，只要涉及王室一律不可討論，乃是泰國長期處於不定期政變的痼疾所在，也突顯空有形式民主、卻缺乏轉型正義的困境。

軍方控制下，轉型正義再蒙陰影

以1976年泰國法政大學屠殺事件為例，這件事受到政治力量干擾，迄今真相仍未大白。據估計，至少有上百多名學生被軍隊或右翼殺害，亦有3000多名學生被懷疑是共產黨員而被捕。當時對共黨獵巫者，還包括煽動群眾攻擊學生的新聞媒體， 如暹羅報（Dao Siam）大肆宣揚共黨對君主制之害，讓激進的右翼份子走向街頭參與暴行。

在網路不存在、媒體審查嚴格的年代，官方紀錄壟斷言論，轉化為歷史教材。經歷四十多年的愛國教育，許多泰國年輕人並不清楚這段歷史，或認為太沉重而不願討論，有人甚至不相信有這種事發生。這麼多年過去，即使透過民選更迭政權，但真正把持泰國權柄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像是宮廷、軍方、財閥等勢力仍屹立不搖，受害者也就沒有平反的一天。

類似的場景在2010年重現，紅衫軍群集曼谷，組成反獨裁民主聯合陣線（UDD），展開長達三個月的示威活動。部分激進UDD人士破壞各種官民設施，後來甚至出現黑衫軍，以民兵的姿態與軍隊激戰，執政的阿匹實（Abhisit）政府，則用恐怖份子定位抗議者，軍方為求恢復秩序，採取武力鎮壓。

根據人權觀察組織（HRW）的報告，在這場準內戰的過程中，殺紅眼的軍隊發動無差別攻擊，可謂過分使用武力，導致不少無辜者傷亡。至少有近百人喪生、兩千人受傷，傷亡名單包括沒有武裝的示威者、醫療志工、記者、攝影師和旁觀者，當然，軍方也有小規模傷亡，相較之下仍是極少數。

2012年獨立真相調查委員會（TRCT）完成報告，指出雙方都出現暴力行為，但軍隊必須為大多數傷亡負責，建議盈拉政府透過司法途徑尋求正義。隔年曼谷地方法院調查確認有受害者死於軍隊槍下，但沒有嫌犯受審；到了今年，軍事檢察官決定不起訴八名被指控射擊六名平民的士兵，理由是沒有證據與目擊者。

從1976年到2019年，有罪不罰（impunity）的現象並未改善，林林總總都顯示軍方勢力仍舊一手遮天。縱使有法官勇於任事，政府非但未能究責，甚至還起訴證人、威脅受害者家屬，企圖掩蓋真相。這些加劇了泰國人民對軍方暴力的擔憂，因此當阿皮拉特再度提出三合一敵人論，不啻讓未來政治蒙上陰影。

腹背受敵的新生代反對黨

但若說到共黨在21世紀還能遙控泰國政治，實在難以服眾，將港獨份子與左傾份子綁在一起的詮釋，更可謂不堪一擊。至於泰國軍政府向來和全世界最大的共黨國家關係良好，而陸軍總司令卻大談剿共功績與共黨危害，絲毫不顧鄰居心態，亦令人嘖嘖稱奇。

阿皮拉特所代表的軍方之所以針對塔那通和FFP，是因為這股年輕的力量正在追趕代表農工等基層卻逐漸被軍政府收編的塔克辛家族派系，成為保皇派頭號眼中釘。這股張力具體呈現於FFP與巴育政府的攻防戰上，做為新生的反對黨（親民主陣營），FFP不只是想監督行政體系，更在設想未來的政治變革。

從本年國會大選結束以來，FFP與巴育政府的戰場轉到了法庭與議會等地。新國會誕生後，塔那通已遭選委會取消議員資格，且身陷憲法法院官司中，因此目前FFP是由秘書長皮亞布特（Piyabutr Saengkanokkul）領軍。FFP清楚地認知到，憲法是解決泰國政治不靖的起點，決定對巴育政府發動修憲攻勢。

首先是倡議修改憲法條文。像是拔除軍政府的護身符——憲法第279條，該條允許全國和平與秩序委員會（NCPO）的所有公告、命令和行動都具合法性；又像是第275條允許參議員與眾議員共同投票選舉總理——眾所皆知，參議院提名權掌握在軍方與保皇黨手裏，此條不廢，國會永遠沒有真實反映民意的可能。

不過，軍政府掌握絕對優勢的席次，憲法修正案根本無法通過，FFP只能不斷宣揚其理念。這給了保皇派藉口，認為FFP等勢力不光是要挑戰軍政府，更企圖以修正憲法前兩條的方式，破壞泰國的統一與摧毀君主制。FFP多次反駁，並強調絕對遵守憲法精神，而憲法255條已立下禁止動搖君主國本的規定，但不為阿皮拉特等保皇派接受，雙方一觸即發。

在最近一場行政法令審議案中，皮亞布特率領70位FFP議員，反對用緊急命令的形式，將兩個步兵團的指揮與預算從國防部移轉到皇家安全司令部。對皮亞布特與FFP來說，迄今看不出巴育政府有任何必要頒布跨越憲法的緊急命令，因此以堅持憲法原則為由反對。

然而，由於此法令的最終目的是讓瓦吉拉隆功（Vajiralongkorn）國王擴權，絕大部分的議員都不敢站在王室對立面。同為反對陣營的為泰黨（PTP）等，多投下贊成票，部份FFP議員也放棄投票，皮亞布特和剩下的FFP議員等於單槍匹馬對上保皇派。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阿皮拉特的三合一敵人說可能會讓中國尷尬，但圍剿塔那通卻是兩者的共同目標。原因在於，塔那通曾主張泰國不需要中國高鐵，而是要等超迴路列車（Hyperloop）。這也成為FFP建造清邁到普吉超級高鐵的政見。

若論建造成本與票價，超迴路列車可能較高鐵便宜，但此技術尚屬空中樓閣，塔那通與FFP之所以大力支持，則是從泰國角度著眼未來。因為引進中國高鐵，只是單純購買產品，對泰國的工程技術無甚裨益，而超迴路列車則可在泰打造供應鏈，強化泰國的科技與就業。

對於泰中兩國政府來說，正在密切合作耗資兩千億泰銖的高鐵案，絕不允許干擾。FFP的意見雖是狗吠火車，卻會影響泰國人民的想法，徒增高鐵建造變數，此類妨礙泰中帶路大業、擋人財路者，自然必須除之而後快。

泰國與香港民主轉型之困

藉著本次阿皮拉特與中國大使館的砲火，泰國人意外發現，泰國與香港的命運竟是如此接近。同樣面對不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政體的壓制，爭取自由者只能在夾縫中生存，贊同建制派的人們則主張社會穩定、國家團結，反對任何影響生計的抗爭，甚至祭出分裂祖國的大旗，威脅民主運動。

或許香港政府與人民都可從泰國1976年與2010年的教訓中學習。追求自由民主不能只靠街頭喋血的抗爭，還必須有長期抗戰的規劃和決心，就如鄰居馬來西亞也花了六十年才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民主轉型。相比之下，香港與泰國有著更服從權威的傳統，以及國內更強大的威權體制，民主政治的紮根自然越發困難，要見到曙光仍有漫長征途。

（徐子軒，LUCIO策略顧問總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