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徐子轩：香港反修例运动如何被揉进泰国的“外国势力论”？

10月10日，中国驻泰大使馆发表关于香港局势的新闻稿，内文除了为禁止蒙面条例背书，亦持续批判暴徒与港独份子，同时抨击外部势力插手干预、颜色革命破坏主权。这些制式官方说法不足为奇，罕见的是，中国使馆特别指出个别泰国政客与港独份子接触、为其张目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都知道，中国使馆指的是泰国政坛新星、今年大选刚拿下亮眼成绩的未来前进党（FFP）领袖塔那通（Thanathorn Juangroongruangkit）。塔那通十月初应经济学人论坛邀请，前往香港发表演说，在论坛上与香港民运人士黄之锋同台合照，引起中国注意。

中国外交系统因此向泰国政界发出警告，甚至不惜祭出影响中泰友谊的重话，要求泰国人士与港独份子划清界线。针对中国的暗批，塔那通在其FB粉丝页上直接回应，强调论坛上谈话合影是稀松平常的礼貌行为，他先前不认识黄之锋，也绝对无意介入香港事务。

无辜卷入港中争议，塔那通不失立场地表示，尊重中国的一国两制，以及香港基本法第45条普选特首的精神；同时他又表明，FFP的成立，部分是受香港民主运动的启发，因此支持香港人民享有和平表意的权利，而不乐见官民暴力相向——此言间接反击中国官方的无端放矢。

本来双方各自表述立场后，争议应到此为止。然而，塔那通的政敌们难得捡到枪，当然要好好扫射一番。

香港社运“被勾连”上泰共

“表哥”副总理普拉威（Prawit Wongsuwan）表示，参与香港集会的政客，必须对后果负责；带枪投靠的红衫军指挥、现已贵为总理办公室副部长的苏珀恩（Suporn Atthawong）则直指，塔那通损害泰国形象，与香港抗议者在一起，将使泰国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批评固然不失严厉，但只是藉著附和中国，趁机对塔那通落井下石，并不具太大杀伤力。真正危险的是，现任陆军总司令、名列五虎上将之一的阿皮拉特（Apirat Kongsompong）在一场公开演说里流露出的信息。

在这场关于国家安全的演讲中，阿皮拉特搬出了泰版三合一敌人论（编注：“三合一敌人”是台湾用语，原指国民党威权政府将中共、台独和岛内“野心份子”批为敌人，制造白色恐怖）。他没有公开点名，但站在报导塔那通与黄之锋的报纸投影片前，厉声指责部份左倾政客学者、旧共产主义份子，以及境外势力互相勾结，打算利用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破坏泰国安定。

所谓“混合战争”是现代武装冲突理论常见的术语，主要指在多层次战争里，在常规军事外，利用非常规的手段－像是虚假新闻、骇客入侵、恐怖攻击等，来达到政治或经济等目的。八月东盟峰会期间，曼谷多处遭遇炸弹威胁，阿皮拉特就强调嫌犯背后有著庞大国内外势力支持，发动混合战争阴谋破坏民选新政府。

有趣的是，尽管司法单位的证据显示，这些爆炸案与南部分离主义有关，但阿皮拉特似乎仍想把事件与共产余孽和左倾政党连结。在爆炸案不久，他接受媒体访问便指出，有敌对势力利用假新闻洗脑泰国年轻人，使他们反对军方和君主制，包括一些甫诞生的政党，正在进行反政府宣传。

在阿皮拉特看来，政客勾结留洋左派学者，再加上财阀们出钱出力，以各种假新闻攻击君主制。虽然泰共在上世纪70年代几乎被屠杀殆尽，但基于某些原因，这位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将军秉持冷战思维，把共产党当作现在泰国的首敌，主张共党余孽尚存，隐身幕后策画，目标就是让泰国倒向共产主义。

那这跟香港局势又有甚么关系呢？阿皮拉特表示，黄之锋有数度入境泰国的纪录，他怀疑黄之锋与塔那通勾结，密图不轨。以香港为例，抗议者都是年轻人，因为这些人很容易被洗脑，煽动利用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导致香港社会不安，就像2010年红衫军抗议里出现的暴力行为。

阿皮拉特的言论得到不少保皇派与极端右翼的支持，国营媒体民调显示有九成以上的赞同。保皇派与极端右翼只问意识形态、不问事实证据，只要涉及王室一律不可讨论，乃是泰国长期处于不定期政变的痼疾所在，也突显空有形式民主、却缺乏转型正义的困境。

军方控制下，转型正义再蒙阴影

以1976年泰国法政大学屠杀事件为例，这件事受到政治力量干扰，迄今真相仍未大白。据估计，至少有上百多名学生被军队或右翼杀害，亦有3000多名学生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被捕。当时对共党猎巫者，还包括煽动群众攻击学生的新闻媒体， 如暹罗报（Dao Siam）大肆宣扬共党对君主制之害，让激进的右翼份子走向街头参与暴行。

在网路不存在、媒体审查严格的年代，官方纪录垄断言论，转化为历史教材。经历四十多年的爱国教育，许多泰国年轻人并不清楚这段历史，或认为太沉重而不愿讨论，有人甚至不相信有这种事发生。这么多年过去，即使透过民选更迭政权，但真正把持泰国权柄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像是宫廷、军方、财阀等势力仍屹立不摇，受害者也就没有平反的一天。

类似的场景在2010年重现，红衫军群集曼谷，组成反独裁民主联合阵线（UDD），展开长达三个月的示威活动。部分激进UDD人士破坏各种官民设施，后来甚至出现黑衫军，以民兵的姿态与军队激战，执政的阿匹实（Abhisit）政府，则用恐怖份子定位抗议者，军方为求恢复秩序，采取武力镇压。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HRW）的报告，在这场准内战的过程中，杀红眼的军队发动无差别攻击，可谓过分使用武力，导致不少无辜者伤亡。至少有近百人丧生、两千人受伤，伤亡名单包括没有武装的示威者、医疗志工、记者、摄影师和旁观者，当然，军方也有小规模伤亡，相较之下仍是极少数。

2012年独立真相调查委员会（TRCT）完成报告，指出双方都出现暴力行为，但军队必须为大多数伤亡负责，建议盈拉政府透过司法途径寻求正义。隔年曼谷地方法院调查确认有受害者死于军队枪下，但没有嫌犯受审；到了今年，军事检察官决定不起诉八名被指控射击六名平民的士兵，理由是没有证据与目击者。

从1976年到2019年，有罪不罚（impunity）的现象并未改善，林林总总都显示军方势力仍旧一手遮天。纵使有法官勇于任事，政府非但未能究责，甚至还起诉证人、威胁受害者家属，企图掩盖真相。这些加剧了泰国人民对军方暴力的担忧，因此当阿皮拉特再度提出三合一敌人论，不啻让未来政治蒙上阴影。

腹背受敌的新生代反对党

但若说到共党在21世纪还能遥控泰国政治，实在难以服众，将港独份子与左倾份子绑在一起的诠释，更可谓不堪一击。至于泰国军政府向来和全世界最大的共党国家关系良好，而陆军总司令却大谈剿共功绩与共党危害，丝毫不顾邻居心态，亦令人啧啧称奇。

阿皮拉特所代表的军方之所以针对塔那通和FFP，是因为这股年轻的力量正在追赶代表农工等基层却逐渐被军政府收编的塔克辛家族派系，成为保皇派头号眼中钉。这股张力具体呈现于FFP与巴育政府的攻防战上，做为新生的反对党（亲民主阵营），FFP不只是想监督行政体系，更在设想未来的政治变革。

从本年国会大选结束以来，FFP与巴育政府的战场转到了法庭与议会等地。新国会诞生后，塔那通已遭选委会取消议员资格，且身陷宪法法院官司中，因此目前FFP是由秘书长皮亚布特（Piyabutr Saengkanokkul）领军。FFP清楚地认知到，宪法是解决泰国政治不靖的起点，决定对巴育政府发动修宪攻势。

首先是倡议修改宪法条文。像是拔除军政府的护身符——宪法第279条，该条允许全国和平与秩序委员会（NCPO）的所有公告、命令和行动都具合法性；又像是第275条允许参议员与众议员共同投票选举总理——众所皆知，参议院提名权掌握在军方与保皇党手里，此条不废，国会永远没有真实反映民意的可能。

不过，军政府掌握绝对优势的席次，宪法修正案根本无法通过，FFP只能不断宣扬其理念。这给了保皇派借口，认为FFP等势力不光是要挑战军政府，更企图以修正宪法前两条的方式，破坏泰国的统一与摧毁君主制。FFP多次反驳，并强调绝对遵守宪法精神，而宪法255条已立下禁止动摇君主国本的规定，但不为阿皮拉特等保皇派接受，双方一触即发。

在最近一场行政法令审议案中，皮亚布特率领70位FFP议员，反对用紧急命令的形式，将两个步兵团的指挥与预算从国防部移转到皇家安全司令部。对皮亚布特与FFP来说，迄今看不出巴育政府有任何必要颁布跨越宪法的紧急命令，因此以坚持宪法原则为由反对。

然而，由于此法令的最终目的是让瓦吉拉隆功（Vajiralongkorn）国王扩权，绝大部分的议员都不敢站在王室对立面。同为反对阵营的为泰党（PTP）等，多投下赞成票，部份FFP议员也放弃投票，皮亚布特和剩下的FFP议员等於单枪匹马对上保皇派。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皮拉特的三合一敌人说可能会让中国尴尬，但围剿塔那通却是两者的共同目标。原因在于，塔那通曾主张泰国不需要中国高铁，而是要等超回路列车（Hyperloop）。这也成为FFP建造清迈到普吉超级高铁的政见。

若论建造成本与票价，超回路列车可能较高铁便宜，但此技术尚属空中楼阁，塔那通与FFP之所以大力支持，则是从泰国角度著眼未来。因为引进中国高铁，只是单纯购买产品，对泰国的工程技术无甚裨益，而超回路列车则可在泰打造供应链，强化泰国的科技与就业。

对于泰中两国政府来说，正在密切合作耗资两千亿泰铢的高铁案，绝不允许干扰。FFP的意见虽是狗吠火车，却会影响泰国人民的想法，徒增高铁建造变数，此类妨碍泰中带路大业、挡人财路者，自然必须除之而后快。

泰国与香港民主转型之困

藉著本次阿皮拉特与中国大使馆的砲火，泰国人意外发现，泰国与香港的命运竟是如此接近。同样面对不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政体的压制，争取自由者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赞同建制派的人们则主张社会稳定、国家团结，反对任何影响生计的抗争，甚至祭出分裂祖国的大旗，威胁民主运动。

或许香港政府与人民都可从泰国1976年与2010年的教训中学习。追求自由民主不能只靠街头喋血的抗争，还必须有长期抗战的规划和决心，就如邻居马来西亚也花了六十年才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民主转型。相比之下，香港与泰国有著更服从权威的传统，以及国内更强大的威权体制，民主政治的扎根自然越发困难，要见到曙光仍有漫长征途。

（徐子轩，LUCIO策略顾问总监，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