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林朝暉、鄭韵儀：為香港破局，中央應先鬆綁政治經濟？

回歸廿年有餘，香港深陷於一個惡性循環：特區政府依賴建制與工商界組成的管治聯盟，這管治聯盟輕易向中央伸手討要惠港政策，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缺少改革誘因，自然安於現狀；而特區政府多年來由公務員把持，缺少政治及戰略眼光、因循守舊得過且過，貽誤不少改革良機。香港政經發展多年來停滯不前，產業單一和社會不公的情況毫無改進，大眾日積月累的怨氣在政治改革和普選問題上集中爆發。奈何能夠左右輿論的資本只欲保留政治特權、延續經濟利益，蓄意引導錯誤方向、拖慢改革進程，由是今日香港陷入困局、危機頻現。

房價高企、生意難做，推波助瀾的利益集團昭然若揭；能在提名委員或功能組別中對特區決策有重要影響的，坐穩位置的工商界無可推卻； 雖然工商界及建制派坐擁政治特權；但香港的社會民怨爆發，都總會被北京當局歸咎外國勢力策動、混淆「本土」與「港獨」，甚至推塘教育問題來模糊社會不安實況，致使對港部門信息混亂、錯判局勢，試問取信於北京的本地工商界和建制派真能置身事外嗎？

當前局面總有終結之時，關鍵真不是當下如何盡快「制暴」，而是應當要準確理解當前局面不只是由用肢體抗爭的青年造成，而是有著上百萬的跨階層的香港市民默許和容忍的；一批已經不再寄望政府諮詢制度、議會及政黨、及遊行靜坐可以帶來改變希望的香港市民，他們不一定支持暴力，但明顯都盼望改革來臨。如果對港部門誤判以為「時間站在我們一方」，妄求拖字訣換來「治安」，則絕非根治香港管治問題的長治久安之計。此時此刻，我們正站在歷史的分岔口上，要破的不僅是當下危機，更應是沉疴已久的政經結構。

工商染指政治決策？

是次修例風波中，往日慣例「保皇」的工商界卻支吾以對、左閃右避；即使表態，也模棱兩可、雨露均霑。在筆者看來，不能指其變心，只是顯露了資本家的本質。逐利是資本的本性——政治取態的兩面討好正是「不忘初心」、趨利避害的表現。無獨有偶，回歸以來但凡觸及工商界根本利益的政策不是無疾而終，便是難以落實到位。董建華的「八萬五」、梁振英的「港人港地」乃至現屆的「明日大嶼」無不觸瞧；唯大興十大基建、取消遺產稅、停止賣地的曾蔭權在任內安然無恙。

四屆政府三屆遭殃，或許還是一個偶然，但香港的官商勾結結構，卻是歷史延續的結果。在港英政府時期，倫敦當局遠在八個時區以外，主要倚重殖民地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及本地港英政府主導政治秩序。雖然與英國商人及本地華人資本家維持良好關係，但英國本地政治與在港的商業利益關係相對疏離。相反，回歸之後，北京政府和華人資本家利益的契合，令兩方在回歸前開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攜手維持政治與經濟的穩定局面。本地商賈與內地政圈緊密聯繫，索要優惠政策是商人本色，無可厚非。但以前難以想像本地商人能夠直通倫敦，對管治、用人及經濟戰略步署直接施加影響，而今天格局下，本地工商界門下的大量公關、說客及研究機構，工作就是向北京傳遞信息，由上而下染指香港管治施政、影響本地政治用人，形成穩定的政經利益網絡，令特區處於極其被動的狀態。

因此，一部寫於八十年代的《基本法》，只寫了一句「維持香港安定與繁榮」為目標，就成了工商界長期向北京索要惠港政策堂而皇之的道德理由；而對港府財政的「量入為出」原則，也成為了政府長期卸責於改善落後的社會福利制度來修正市場的籍口。更甚是，港府在欠缺選舉壓力、受中央照顧而免於多次環球經濟衰退下，在推動新興產業的工作上更是遠不及其他「亞洲四小龍」。當歐美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早在九十年代對市場經濟制度進行自我修正，改善社會福利制度、發展創新產業時，香港仍然停在原地打轉。在「官商勾結」的實情下，每當香港本地有識之士提出全民退休保障、產業發展方向、稅制改革、或重新審視高地價政策時，總會莫名胎死腹中，然後本地財閥、建制友人出面和稀泥，以「大市場、小政府」為由，確保港府將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奉為金科玉律，土地、產業及稅制十年如一日，然後數碼港及科學園的創科遠見和構想，全都成了空中樓閣，零五年以後轉過頭又走回旅遊零售、十大基建的發展老調。枉香港回歸時一手好牌，廿年來全都打爛。

最可怕是香港連制度上的自我修正和制衡能力也不足。工商界力量在港府的諮詢委員會成員比例超過三成以上，再有提委會及立法會功能組別為其特權加持，附上直通北京的不同聯繫，極大地削弱了港府在決策、行動上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隨著其政治影響力的逐步擴大，甚至可越過港府直達中央，影響對港政策。 為了維護其家族在港的長治久安，政治經濟兩手抓，本來無可厚非；但當其副作用已觸及香港管治的根本，三十年來沿用壟斷的方式及擠壓政經空間來維持利益的模式，已經逐漸讓香港市民喪失對這片土地未來的希望和信心。我們此時此刻必須思考，如何在制度上減少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真正替香港鬆綁；重燃社會對未來的希望。

鬆綁三步曲可否解套？

不破不立，當前亂局是危難還是機遇，全在一念之差。香港解局之途，無論是泛民主派一直主張的「實現普選」，或建制派提出的「增加土地供應」，實質上都沒有觸及根本——現時腐朽的政經結構，是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邁步向前的最大阻力。

中央政府實在不應指望，依靠個別地產商捐獻或交出農地的小恩小惠就能改變當前局面。對現存制度小修小補，意圖大事化小，繼續讓工商界精英享有政經特權、兩面沾光，恐怕不足以讓香港年青一代看見未來曙光。即使今天騷亂暫時平息，積蓄的力量也會在日後再次爆發、失控，迫使政府動用更強硬手段。今天的社會怨氣顯然是自2003年至今一直的累積，行動及局面的嚴峻程度也「螺旋式上升」。如果繼續漠視背後的問題癥結，過諉教育出錯或外國煽動，只會令問題繼續惡化；屆時只會使親者痛、仇者快，而財閥全都可以輕易轉移資產，說走就走、全身而退，中央和香港才是最大輸家。

當前，我們看不到港府自行解局的可能性。筆者大膽拋磚引玉，認為應由中央政府在未來十年時間，逐步替香港政治經濟鬆綁。這是作為「一國兩制」負責任的一方的應有之義。

第一，利用內地資源、海外發展機會作為交換條件，逐步稀釋香港本地傳統財閥在本地佔收入比例，減少各大家族對香港政治與經濟的把持。顯然，我們無法割斷北京方面、中聯辦等對港部門與本地工商界的聯繫，也無法要求本地擁有龐大在港得益的財閥們禁止透過政治游說、制度滲透來左右政策，維護或擴大自身企業利益。只有當主要財閥對香港收入比例降低，才會放鬆對本地政治和經濟的全面鉗制，從而釋出政治和經濟創新發展、改變的空間。

再者，本地各大財閥對於香港回歸也作出多年貢獻，中央不宜兔死狗烹；相反，當前國家正面對中美貿易戰，倒不如鼓勵本地財閥增加海外經濟佈局，少讓官媒在內地發表危言聳聽的「徹資論」。讓資本有更長遠的戰略目光預先佈局並非壞事，君不見當下長和系在港收入其實只佔15%左右，而在海外，中國5G通訊在歐洲開展業務都恰恰要依賴其幫助 。筆者認為，這是長和系創辦人敢言說出「黃台之瓜」及勸說港府對青年人「網開一面」的底氣所在。

第二，由特區政府主導，逐步回購社會公用事業，例如隧道、港燈等，建立社會生活的基本保障體制。現行派錢等簡單的轉移支付方式，顯然無法回應核心的社會需要，讓公用事業不應再由私營壟斷才是主要問題。筆者大膽建議成立如同「淡馬錫控制」的國營企業、並受立法會所監督，公共利益回購，保證在這一城市生活的市民的基本尊嚴；在住屋及創科研究等方面，能夠與各財閥共同在市場競價，避免寡頭壟斷。從而，讓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持續自我修正，形成良性互動的循環。

與此同時，過去多年來各大中資機構在港投資金融、房地產，只知稀釋本地和國外的資本比例，但並未對香港市場制度的修正帶來任何幫助。中海外、海航及各類中資機構在房地產市場的積極程度更是與本地房地產商無異；部份國企背景的金融機構、資管公司其唯利是圖的狼性，在市場上的違規表現和腐敗行為，更是令行內側目。只圖染指及參與在本地高度壟斷及壓榨的市場邏輯獲利。 筆者認為，對港部門有必要重新思考國營企業或各類中資在香港的角色和作用。 如果這些國企及中資能夠表現出更多的承擔，能夠在本港協助及配合港府回購各類關乎民生的公用事業，重新奪回基本生活所需，並在私營市場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及創新的楷模，真正保障市民的福祉、推動經濟進步，比任何與香港市民「同心同德」的隔空傳話來得實際有用。

第三，當經濟結構逐步改變，本地財閥不再全盤依賴香港、社會煥發新氣象時，應重新思考「831」框架下的提名委員會組成，確保能夠反映當前香港利益格局的結構。 現時，香港市民對工商界的不滿，主要來自於工商界擁有過多政治特權，令普羅大眾的福祉長期被忽視。事實上，並非工商界討厭，而是工商界全由少數房地產財閥壟斷才惹人生厭。筆者打趣問過00後一輩，如果提委會內工商界的代表，有像Go-go-van的創新科技的後起之秀、759的新式零售的創辦人、100毛等的網絡媒體的KOL（關鍵意見領袖）、有像時昌迷你倉此類具有植根於香港擠擁環境特色的另類服務的老板的話，年輕人明顯接受程度急增，而且開會狀況還讓他們有所期待。當工商界不是在零和遊戲中剝削大眾，而是能夠「做大個餅」、成為城市產業發展的驅動引擎，讓市民切實獲益，這個建基於新經濟基礎的政治結構也必然會被市民廣泛接受。

有部份在京的年青學者曾向筆者表示，北京之所以對普選問題始終遲疑不決或過度謹慎，並非對「民主」感到恐懼或全盤否定；公允而論，就連鄧小平語錄內也多次提到「普選」問題。北京其中很大部份的憂慮來自，如果選舉作為民主的一種體現形式，極容易被資本所操控 (不論工商界或境外勢力) 。 因此，逐步減少香港財閥在香港本地的利益、增強對本地經濟民生的調控，將是改變整體政經結構的突破口。參考長期一黨執政的新加坡，雖然其威權政治長期受西方批評，但選舉結果一直都是市民對政府表現和管治的成績單。一個能夠充份讓市民向政府施壓的選舉制度，才能有效迫使其回應社會訴求、解決實際問題。反觀香港的是，議會選舉純粹一場政黨走馬燈：不少年青及中產選民都不願投票予建制派，也逐步發現泛民主派其實在重大民生問題上同樣坦護工商界，並不可靠；加上當行政長官選舉由少數人把持。這使得長期積怨及訴求根本無法反映，開始寄望更激端的手段，推動改革。

將香港撥回正軌，讓香港變得更宜居，讓青年人感到社會是公平和正義的，將是共和國歷史上對資本主義制度修正的重要一課。可以期望，一個更公平正義的香港和作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深圳會在未來五十年慢慢找到對接的平衡點。當制度、經濟發展得宜，社會、文化和人心的融合自會水到渠成；當前沒有社會基礎的鋪墊下，強求融合也是白費力氣。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城市，適宜沿用市場主導的手段調控、處理問題。延續港英時期落後脫節的政商聯盟進行管治，或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方式安排人才培養及扶植勢力，無助於解決問題，只會贍養更多缺少政治承擔、解局能力不足的「政客」。適時順應民心，重新思考香港在歷史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角色，在修正中補充、豐富「一國兩制」的戰略含義，對國家的意義遠遠不止於引導香港走向良治，更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寫下重重一筆，在世界舞台上翻開新篇章的一個機遇。

（林朝暉，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鄭韵儀，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