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鄧聿文：美中宿命——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如果把美中關係比作一列正在行駛的火車，在將要結束的2019年，人們看到，這列火車在偏離穩定軌道的奔跑中加速，載着全球78億人口，駛上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不錯，我說的是美中關係正在加速失控，不僅操控這列火車的兩個司機有意偏離原先運行的軌道，要命的是，在火車行駛40年後，很多零部件老朽了，驅使火車運行的各部件的內在機制特別是控制系統已經失靈。

2019年的最後兩個月，這種情形尤其明顯。

180度轉向

不僅原來在12月中旬有可能達成貿易談判第一階段的協議停止了，美方也接連在北京關注的香港和新疆事務上發難，出台兩個法案；而在剛結束的北約70年峰會上，中國的「全球野心」也被這一冷戰時期的機構首次提及。此外，美國對華為的打壓絲毫沒有停步，在繼續遊說盟友停用華為設備的同時，計劃將華為剔除美國的金融系統，禁止用美元結算。中國則對美國的香港人權法案祭出兩項制裁措施，並威脅對美國的涉疆法案進行更大報復，要後者付出代價。

美中兩大強的此種衝突和對抗在兩年前是無法想像的，即使在去年貿易戰開打時，雖然一些人做了兩國經貿脱鈎的悲觀預期，但也很難想像情況會糟糕成這樣。對目前的美中狀況，有觀察者認為兩國已處冷戰狀態，經貿事實上已脱鈎，這個結論可能未必多數人會同意，但甚至連國際關係大師、中國人民的「老朋友」、90多歲高齡的基辛格博士，前不久也在中國的一個論壇上也憂心忡忡地警告，貿易戰有可能發展成為真正的戰爭，美中現在正處於「冷戰的山腳」，若爆發「熱戰」，將比一戰後果更嚴重。

什麼原因導致美中關係在運行了40年後突然來了個180度轉向？即便1989年夏天的事件也未使美中關係掉到如此陷阱。普遍的看法認為，事情起因於美國在發現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後，並未按照美國設計的向自由民主過渡的版本演化，反而變成了美國不喜歡的非民主的極權體制，於是由愛生恨——既然無法改造中國，那就阻止中國強大。

筆者認為，意識形態的本質衝突是此輪美中對抗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不是中國做錯了什麼，而是美國對中國的幻想出錯了。北京從來沒有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自由民主」四字，是外界幻想北京會走這一步。這其實也不能怪美國看錯，因為包括中國民眾在內，曾經確實有幾個時段，誤以為北京會走向普適價值的道路，而歡欣鼓舞。可以說，在對中國的誤判上，反映了美國基督徒式的使命感，總想像着要去改造一個國家。

除此之外，地緣政治是導致美中劍拔弩張的又一重要誘因，如果不說更重要的話。美國既是一個自喻揹負着上帝神聖使命感的山巔上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講究實際的現實主義大師。中美若只有意識形態的衝突，而無現實利益的對抗，雖然也會有磕磕碰碰，在某些階段也會產生嚴重危機，但不會有總體性的矛盾。這就是八九中國受美制裁但兩國仍開展秘密外交、很快打開局面的根由。換言之，在那個時期，中國不但尚未長成大象，也沒有表現出日後才有的全球雄心，相反，外界對中國是看空的，北京對自身的生存危機持有深深的焦慮態度。

然而今非昔比，中國現在是頭大象了，美國已感受這個龐然大物對自身的潛在和現實威脅。近年來，學界常用「修昔底德陷阱」來比擬中美關係，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國和守成國為全球霸權而展開的爭奪。美國學者曾總結了歷史上16個這方面的案例，其中12個案例支持崛起國和守成國終有一戰，僅4例支持霸權的和平轉移，後者最典型的是英美霸權的易手。但在這一案例中，英美屬於同一種族和文明，且二戰後英國國力嚴重衰弱，根本不是美對手。

而美中文明各異，美國國力雖然相對有所下降，可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目前還未有像二戰時期的美國那樣的實力，儘管有預測中國大概在十幾年後GDP要超美。有鑑於此，許多人悲觀地認為，中美最後也會掉入該陷阱，用武力一決高下。

當然，一些學者不同意「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認為歷史上的相關案例和當前的美中關係相比，在背景上具有本質區別——美中都是核大國，而核大國的戰爭，不同於傳統戰爭，具有互相確保摧毀對方的特點。因此，人類歷史上，還沒有核大國之間直接發生戰爭，美蘇爭霸長達半個世紀，幾次在戰爭邊緣上徘徊，但終究沒有引爆戰爭，原因就在於它們擁有的核武器能夠確保把各自摧毀。

歷史值得總結和借鑑，現實也引人憂思，美中作為具有「修昔底德陷阱」特點的核大國，是否一定不會發生還是會發生戰爭，現在斷言可能尚早，只能且走且看。但兩國諸多引爆武力衝突的導火索，諸如台灣、南海、朝鮮乃至一次大規模的網絡攻擊，都可能導致實際戰爭的發生，確是不能不讓人擔憂的。而一旦爆發戰爭，是否會升級核武攻擊，也是難以預料和控制的。

脫鉤、亡我

不管地緣政治的衝突引致未來戰爭的可能性如何，現實是，美國深切感受北京崛起後於全球那種咄咄逼人的態勢，認為如果不加以反擊和遏制北京的冒進，二戰後由美國建立起的全球秩序會被中國顛覆；而美國的霸權和利益與這套體系和秩序息息相關，全球秩序若被中國以改革的名義另起爐灶或者推到重來，美國的霸權也就處於終結，真正衰落，這是它承受不起的。考慮到有朝一日世界將會由中國這樣一個西方看來「異類文明」和「非民主」的國家統治，甚至連想想這種景象，都不可以。

因此，兩國的地緣政治衝突夾雜着濃厚的意識形態的較量，美國尤其如此。兩者相互攪合，有時以地緣政治對抗面貌表現，有時以意識形態爭鬥出現，進一步放大了兩國的矛盾和對抗，使得本來可以調和的矛盾也變得不可調和。

10年前，美國都很難想像中國會以挑戰者和對手的身份出現在自己的名單上。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崛起的速度太快，以致北京還沒有適應做好國際社會領導者的角色，就發覺自己進入一個險象環生的境地。那麼，是美國人的神經過敏，刻意誇大中國的威脅，還是確實像中國內部一些人認同的那樣，北京在國際事務上的魯莽、冒進和霸道以及對國內異己力量的打壓，引起美國對中國的警覺和圍堵？

對此，人們的看法有分歧。以一種客觀的觀察，北京在三個時間段的行動，容易招致外界特別是美國對自身意圖的猜疑和警醒。這三個時間段是，2014-2015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亞投行的設立，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核心體制的確立，2018年3月中國兩會對憲法和國家主席任期制的修改。

前者普遍被看作中國全球雄心的展現，儘管北京一再否認它們有戰略意圖，只是利用中國在基礎設施領域的經驗，將中國過剩產能通過一帶一路項目傾銷出去，提升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但北京也確實抱怨過現行國際治理體系對自己的不公平。另外，北京在雙邊關係和多邊場合對一帶一路的強調和重視，反讓美國覺得，該倡議和亞投行的背後，是北京利用經濟力量和債務陷阱在發展中國家推銷新殖民主義，欲和美國分庭抗禮，爭奪影響力，將中國力量投射全球。

後兩者雖然改變的是中國的內政，但由於它帶有明顯的集權性質，將中國政治改革本來就所剩不多的成果悉數拋棄，被國內外看作北京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上的反轉，是中國走向極權體制的標誌。而對美國來說，極權體制和自由民主乃格格不入，兩者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問題，而是生死較量的關係。因為極權體制被認為具有內在的擴張性，當中國國力尚弱時，極權體制的危害只局限在中國，現在中國強大了，北京必然利用自身的經濟力量，並在必要時運用軍事實力，去改變國際格局，謀求全球霸權，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就和美國的全球利益直接發生衝突。

而且，北京近年來也一再強調要提高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權和話語，將中國主張、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推廣。在美國看來，這是北京欲以極權體制支配全球的表現。

美國一旦對中國形成了這種認知和判斷，加之中國的若干主張和行為似乎也印證了這個認知，其對過去40年實行的通過接納中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市場體系以改造中國，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道路的接觸政策，就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和挫敗感，此乃美國國內和中國「脱鈎論」的由來，並具體化為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和科技戰及對中國的全面遏制。

而美國的遏制和圍堵反過來也激化了北京早就存在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看法，並催促中國大眾的民族主義的再次發酵。雖然兩國尚未在經貿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上像美蘇冷戰時期一樣完全切斷，但就雙方的國內氛圍和採取的政策而言，說美中已處於冷戰狀態也不為過。表現之一是，過去被看作兩國關係「壓艙石」的經濟，已經受到動搖，並正在加速脱鈎；表現之二是，過去防止雙邊關係惡化的一系列糾正機制，如今也幾乎全部停擺，任由這列奔馳的火車脱軌行駛。

失控？

嚴重的問題還在於，無人清楚這個列車的剎車機制在哪裏，它會載着全球78億人駛向何方。對美中各自的強硬派來說，巴不得它失靈；而對雙方那些試圖剎車的人來說，則有一種無處下手的無力感，只能眼睜睜看着它失控。

根據「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對抗的大勢一旦形成，就進入一個歷史的自我循環和預期的自我實現，直到雙方鬥得都精疲力竭、一方徹底失敗。以美中當下的國力，這一過程需要數十年，但特別危險的時刻是在形成對抗大勢後的5、6年內，因為這個階段雙方還沒有完全形成一種新的反應模式，很有可能因某個突發事情或某個環節導致意料不到的後果。

美國雖有和蘇聯打冷戰的歷史經驗，中蘇的政體性質雖然也有相似一面，但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畢竟不同於蘇聯，今天中美兩國的現實狀況也和冷戰時期的美蘇不同，因此，某種程度上，美國面對的依然是歷史上未有的新對手。

對中國而言，美國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今日中國之所以能夠崛起，與美國的市場、提供的背景知識和全球秩序是分不開的，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是中國國運所繫。因此，在中國內部矛盾重重的情況下，失去美國，究竟意味什麼，是每個中國人都需要認真考慮的。

沒有最壞，只有更壞，很可能是美中的宿命。

（鄧聿文，獨立學者，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