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發於劉紹華老師的臉書，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我的研究一直攸關1949年後中國的傳染病防疫。長年深嘆不論學者研究得如何盡心費力、如何提醒謹戒歷史教訓，中國卻每逢大型防疫，混亂與苦難的歷史總是如預言般地重演，就像以前從未發生過甚麼事似的。而如我這般高度關注那塊土地上廣大生靈苦難的學者所寫的歷史與提醒，也依然被壓抑消音無法面世。一個無法累積朝向幸福所需的歷史感的社會，如何能記取前車之鑑以造福後人？
從年前開始，看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我實在覺得太過熟悉了，從近年的SARS、愛滋，到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熟悉到我曾經筆下的歷史不斷在政府與眾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演：
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
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對地區「他者」的污名，如河南與愛滋、涼山與毒品、武漢與肺炎，但至於那裡的人為何身陷困境與如何擺脫困境，卻未受檢討。災區之外的人不關心這些，被污名的「他者」可能也只想著以否認與掩飾來擺脫污名，而不是挑戰污名的根本原因與治理的冷漠無能。
我是有些動怒了。除夕那天我在家門前貼上一張春聯，是聖嚴法師的法語「放下的幸福」，我想實行它，一直忍著沒有潑文說話。今天初五開工，我也過了一個「放下」的年了，現在想寫些話了。就當我自己的歷史紀錄，哪怕繼續被禁絕。
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甚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武漢疫情發展與控制的荒腔走板，各方都在罵，誰都知道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基層都是最大的問題。有人說關鍵問題是集權控制，有人說是地方官僚腐敗。這些都是因素，但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甚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這也就是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中，以「後帝國」的意識形態來分析中國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關鍵。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選擇性榮耀，都因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以致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因人（的所在地而）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
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
面子、主體性或意識型態的主導者自然是堅守中國主體性的中央政權，而擁護者就是廣大的一樣愛國愛面子的民眾。在國家意識的大旗下，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節不必然高亢激昂，反而可能天真卑微得令人心疼。本來，講究主體是各國各民族都會做的事，但關鍵是，如果只因主體為大的愛國情操或民族情結而讓付出慘痛代價的歷史教訓一再灰飛湮滅，這一代人與後代人的生命代價就是永遠都學不會教訓，永遠落入不斷重來的疫情挑戰。
人群可能學不會歷史教訓，病毒可是會因應環境而變異。哪個比較強？
僅以愛滋與麻風這兩個我書寫過的深入研究為例，即可點出因「主體性」為大的防疫通病：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高於合理的科學防疫原則；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讓國家丟臉的表現不得公開討論乃至寫成白紙黑字；失去歷史感，就無法有效因應未來。
我在《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的結論〈疾病治理的時空意義〉中提到，2000年之前中國也否認愛滋疫情已然嚴重，直到《紐約時報》大幅報導河南省境內，因不安全的輸血販賣導致疫情爆發的重大新聞，讓國際組織火力全開，要求中國政府承認並應對這個巨大危機，開放並接受更多國際援助以遏止疫情散布。自此，中國中央政府終於廣納國際合作，公開疫情。
然而，在地方上，基層政府的作為仍是面子為大，報喜不報憂。《我的涼山兄弟》即研究了中央與地方的不同調。這本書在中國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關注。
「結果有改變任何的政府治理嗎？」我經常這樣被中國讀者問到。
「結果有改變任何的政府治理嗎？」我經常這樣被中國讀者問到。我總是苦笑難以回答，我多麼希望研究能對這個世界的苦難之人有所助益啊！只是，顯然，疫病治理依然故我，而我的研究專書卻因政府面子問題，欲透過閱讀我的書以了解防疫處境與歷史的讀者，也看不見我的書了。一個殷鑑不遠的歷史教訓就這樣硬生生地被消音。
但我愈研究中國的傳染病防疫，就愈發覺要了解當前的亂象，就愈須了解歷史，了解究竟是甚麼關鍵因素，種下與助長了今日惡果。
年前朋友圈不斷傳遞感染武漢肺炎的病人被關進隔離箱中帶走的新聞與畫面。
令我想起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書中寫過的故事：
「在新疆吧還是什麼地方，發現了上海的人生了麻風，所以包了一個車廂把他運到上海來了⋯⋯
那麼在地方上，他的病人一路走，後面衛生防疫一路跟著消毒，病人在前面，後面在消毒⋯⋯就是這樣怕的啦。」
恐懼蔓延、汙名標籤、過度防疫、醫師無助，這些反應與做法，歷久不衰。人心如常，手段未變。可想而知，疫情過後的代價也將不可免地慘烈。
我的兩本書都寫過諸多防疫代價，我也沒力氣在此重述了。我只能難受地斷言，如果未能公開檢討防疫手段與歷史、未能放下面子障礙，起碼的代價就是下列關鍵字的惡性循環：否認、汙名、恐懼、持續無能、生靈塗炭。
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前言寫下：
「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
這些不僅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史的議題，從中國極具爭議的「後帝國」實驗觀之，更是政治社會史的提問。」
書寫《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時，我的心情比書寫《我的涼山兄弟》還沉重，原因正是我看到1949年後防疫歷史的關鍵問題及其一再重複的悲哀。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結論，以〈歷史的羅生門〉來反省官方版的歷史與被消音的歷史。
「全球化下的中國防疫，不乏目標與方法孰輕孰重的拿捏失誤。在麻風之後，如我曾研究過的愛滋與近期的SARS，也是類似案例。
人類從歷史中獲取的教訓似乎有限。所幸，自由開放的社會主張透明機制與尊重個人的治理基調，對於這種一再發生的防疫混亂與無謂傷害，具有自我批判反省與修補錯誤的能力，讓社會得以調整對個體造成無謂傷害的可能性與程度……
相較之下，當代中國的麻風防治曾對無數患者與醫師烙下的負面生命印記，至今仍鮮為人知。在此情況下，要期待社會主動修補既有傷痕，前路仍然漫長。」
今天我說的這些話，對於疫情當前、生存飽受威脅的人們而言，實可謂廢話。我覺得難受，我絲毫不想讓有生存威脅的人感到站在安全之地的人只能說教。
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
這廢話是要說給倖存者聽的。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如果平日就經常因愛國愛面子而容忍縱容有問題的治理措施、配合主體意識來攻擊國際批評、當有人揭露令人憤怒的真相時卻因家醜外揚以致指控的手指頭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揭露真相的人，那就只是緊抓著這塊愛國主義主體性的遮羞布，不願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那麼，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
「放下的幸福」是需要練習的。請在日常生活中時刻學習放下國家與民族的面子、主體性等二元對立的執著重擔，才能空出力氣與機會拾起真實福祉的希望。天佑眾人！
（劉紹華，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台灣知名人類學家）
不认为根本原因是所谓“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或“主体性”的问题。第一，民族主义是中共选择用以代替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否定共产主义而又未能接受自由主义之时面对意识形态危机的现实需要，实际上是为了重新树立执政合法性。第二，民族主义需要通过建构外敌来建构民族自身，所以“帝国”和“外侮”是建构民族主义的需要（是否真正存在并不重要），所谓“面子”实际上是对这种敌我斗争的“胜利”的要求。由于民族主义要求不断斗争又无法容许失败，所以话语愈发极端和对失败的尽力掩埋是可以料想的。so，这种隐瞒实际上是为了维持中共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威权统治，而非单单是源于民族主义本身。
作者一字一句都非常中肯和真诚
大陆的微博在疫情的前几天每天都有各种消息泄露出来，数名医生也在网上发声（這難道與大批量小粉紅對武漢肺炎引起的相關報導冷嘲熱諷向違背嗎？難道與政府瘋狂抓“謠言”相違背嗎？）
武汉市长声明未获得中央授权；维稳需要使得武汉市政府不敢有贸然举动（這兩者難道不都是大清國以穩字當頭立國，長期以來堅持”兩會期間社會不得出任何差錯”造成的惡果嗎？請不要合理化此事，遲早要算賬的）
这场灾难比Sars来说已经好上太多，一个北京市长和一个卫生部部长的罢免至少从目前看来是有作用的（任何有嘗試對比sars和武漢肺炎感染情況的都知道確診病患已經超越sars，這到底是新型冠狀病毒很強還是大清國很能瞞？如果是前者就是終南山造謠，如果是後者就是某習領導不力）
至少在信息披露速度上，这已经比当年的Sars好上太多。（信息披露與大量刪貼帶風向，禁止記者自由採訪並行，這就是大清的進步？）
值得人们注意的仍然是体制内的改良空间。（改良向何處？是官僚欺上瞞下能力現代化，民眾兩面人能力現代化還是刪貼封號能力現代化？）
大清去年四中全會剛說要建立“中國之治”。如今看來除了顛覆了我們對治理這個字的認識以外還沒取得什麼成績啊。
时至今日居然还有评论相信“体制内的改良空间”，简直滑稽
在我看来把爱国情绪和这场灾难联系在一起简直是无稽之谈。大陆的微博在疫情的前几天每天都有各种消息泄露出来，数名医生也在网上发声。至于武汉市为什么不提前警告，这里大概有两种解释1）武汉市长声明未获得中央授权；2）维稳需要使得武汉市政府不敢有贸然举动；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场灾难比Sars来说已经好上太多，一个北京市长和一个卫生部部长的罢免至少从目前看来是有作用的；至少在信息披露速度上，这已经比当年的Sars好上太多。不管是两者中的哪个原因，值得人们注意的仍然是体制内的改良空间。如果强行把文化与这场灾难联系在一起，等于是否认了这场灾难中改良之后的政府速度。不管如此，武汉加油。
一日存在“政治正確 可以奉旨作惡”的現象
中共国不會變好！？
因為專業行為 變成政治行為。
欸，最近一连串的事情看的我每天都心情低落，跟国内的朋友聊起爱国主义的问题，就会被套上“美分党”的帽子，总之已经濒临放弃了
看了这篇文章准备去看看文中提到的您著的书
唉 這樣的國民教育體系 中國人估計是永遠不會覺醒了 也不知道未來的出路在哪裡
老師幾十年來在中國做田野看遍真正的弱勢一再被CCP和中國一般民眾以大局之名犧牲，書也被禁，心一定很痛
寫得很好 謝謝分享
天真……之前大概去年？知乎上也有个问题说类似sars的事情重演会怎样，啊大家都说“会和以前不一样”科科，微博的风向都在往千错万错都是地方的错中央是无辜的的 方向带 。。。中国突然联邦了
中国人一定得思维独立，思想独立。
没想到在当今还有台湾人能以如此中肯、洞悉并且带有同情心的角度来写关于中国大陆的事。实际上不少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就是柏拉图笔下的洞穴寓言–被强迫看假的事实太久了，以至于无法接受新的事实。“面子”只是拒绝的借口。但是在现代的中国，即使有政府的强力控制，信息还是比以前发达了许多。人们对于疫情的讨论和对于政府反映的质疑通过交流好像也在慢慢的变得更系统化。也许在这次疫情过后，中国社会会有和以前不一样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