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中）——「燈塔國」的黯淡與歐羅巴的抉擇

【編者按】本文為華東師範大學劉擎教授自2003年起所撰寫「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系列2019年作品中篇，首發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欄目，有部分刪減。完整印刷版將在《學海》雜誌發表。端傳媒經作者及平台授權，刊發全文未刪減版，以饗讀者。

美國：彈劾總統與政治分裂

預兆早已顯露，美國政局會經歷波瀾洶湧的2019年。從年初創下「政府停擺」最久的歷史記錄（長達35天），到年底特朗普成為史上第三位被眾議院彈劾的總統，伴隨着政治裂痕的日益深化，兩大政黨之間的分裂尤為突出。

彈劾總統是一項基於憲法原則的行動，實際上與黨派鬥爭的邏輯緊密交織。12月18日眾議員對彈劾案的投票幾乎完全由黨派身份所決定，民主黨主導的眾議院不出意料地通過對特朗普的彈劾。那麼，在提交至共和黨佔多數的參議院審理時，彈劾指控幾乎沒有可能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的67張贊成票。然後，特朗普會宣告他從一場政治迫害中倖免遇難，或者粉碎了一次陰謀政變。

一場毫無懸念的彈劾行動為什麼會開啟？兩黨精英都訴諸憲政原則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也都指控對手在玩弄「黨派政治」。對特朗普「濫用權力」與「阻礙國會」的兩項指控都依據憲政語言。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在彈劾後演講抗辯說，這是美國現代歷史上「一次最倉促、最不深入和最不公平的」彈劾。他訴諸「降低總統彈劾門檻的危險性」，這是一個正當的憲政理由；但指控民主黨的彈劾企圖「蓄謀已久」卻顯得荒誕，在邏輯上一項指控是否成立與指控者是否蓄謀完全無關。更為反諷的是，他在譴責眾議院彈劾證據不足、倉促草率的同時，卻拒絕在參議院審判中傳喚證人出庭和文件調查，試圖迅速完成一次更加倉促草率的判決。

那麼，在黨爭如此激烈的背景下，還有希望踐行法治要求的程序與證據原則嗎？眾議院的聽證與辯論過程呈現出顯著的「後真相效應」：在民主黨議員看來「確鑿的證據」，對共和黨議員來說只是「傳言」而已。然而，「後真相效應」也與證據的品質成反比。假如累積的證據接近尼克松「水門事件」的確鑿程度，那就可能終結後真相的遊戲。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暫緩將彈劾指控呈遞參議院，以此要求參議院確立一個更充分和公正的審判程序，同時也在期待新的證據浮出水面。

《紐約時報》12月29日發表長篇報導，披露了特朗普不顧「有違國家利益」的告誡，堅持凍結對烏克蘭軍援長達84天的過程與內幕細節，以及在五角大樓和白宮官員之間造成的衝突與困擾，讀來驚心動魄。這也許仍然算不上最確鑿的證據，但正如《華盛頓郵報》一篇評論所指出的那樣，這會對麥康奈爾「迅速而無痛的彈劾審判」計劃造成巨大的壓力。1月6日報導，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John Bolton）表示，如果被參議院傳喚，他願意出庭作證。

許多評論者相信，彈劾爭鬥是2020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兩黨都試圖以此爭取中間選民。「FiveThirtyEight」網站發表一份綜合多家民調數據的分析報告顯示，公眾對彈劾的態度有所變化。在眾議院啟動彈劾程序之前，反對率始終高於支持率，從9月底之後支持率超過反對率並保持微弱優勢（截至新年1月3日支持率為49.4%，反對率為46.8%）。與此同時，對總統的認可率幾乎不受彈劾的影響（波動幅度在2%以內），截至新年1月3日認可率為42.5%，不認可率為53%（與2019年7月31日的數據完全相同）。

黨派立場不僅體現在對彈劾總統的態度，也是影響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皮尤（Pew）研究中心最近發布的民調錶明，在美國公眾30種政治價值的取向與分布中，黨派分野是區分政治態度最主要的分界線，遠遠超過年齡、性別、種族與族裔、教育水平和宗教等因素的影響（12月數據）。而「黨派反感」（Partisan Antipathy）變得比以往更加強烈，也更加個人化（10月數據）。

許多人對政治分裂深感憂慮，《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布魯尼（Frank Bruni）9月25日發表文章，題為《為什麼彈劾特朗普令人恐懼》。他認為彈劾行動雖然正當，但其政治後果卻是可怕的。它將強化政治對抗和兩黨鬥爭，進一步激怒原本就易怒的特朗普，卻不可能將他罷免，這會使美國陷入完全不可預測的瘋狂狀態。而彈劾即便能揭露特朗普被忽視的罪惡，也不可能改變選民立場，因為「特朗普的本色一開始就顯而易見」。在當今政治部落主義的格局中，有人相信「看見了一道反常的彩虹」，有人確信是在「凝視黑暗」。布魯尼認為「正義之事與明智之事並不總是相同的」，暗示當下最迫切的目標是彌合而不是撕裂分歧。

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也認為「彈劾爭鬥要比你想像的更為可怕」，但做出了與布魯尼不同的判斷。他10月底在Politico發表文章，引入「政體分裂」（regime cleavage）概念，其標誌是「對於政治體制本身的基礎發生衝突」，這遠比其他政治分裂（政策分歧、左右之爭或族群身份矛盾等）更加危險。「在面臨政體分裂的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公民和官員相信，規範、制度和法律可以被忽視、顛覆或取代」。他指出，美國已經顯示出政體分裂的徵兆：兩黨對彈劾問題相持不下，分歧已從政策領域轉變為「政治合法性」問題，在政治話語中將對手貼上「非美國、不忠誠，甚至叛國」的標籤。而將依據憲法秩序彈劾總統的行動等同於「政變」，對行政權的制約遭受質疑，立法機構職能的行使被視為非法，則是政體分裂最清晰的跡象。

佩平斯基認為，在美國政治尚未被政體分裂耗盡的情況下，更有必要認真對待這場彈劾的憲政意義。他期望經由彈劾案的考驗與洗禮，讓分裂的公眾重新肯認共同的民主政體原則、捍衞法治和維護三權分立，最終恢復憲政秩序。否則，美國有可能陷入全面的政體分裂。在那種情況下，「不可能選舉出一位能夠『結束華盛頓的混亂局面』的總統，因為分裂的雙方都會將對方視為非法和非民主的。選民將會失去對民主本身尚存的信念。在最壞的情況下，總統及其支持者完全不對國會負責，而其反對者則徹底拒絕總統的合法性」。

這篇文章受到《華盛頓郵報》等多家報刊的關注援引，反映出對分裂危機的共同感受。幾篇評論文章都提到一種令人畏懼的前景：假如特朗普在下屆大選中失敗，特別是雙方得票率接近的情況下，他和支持者們會接受選舉結果的正當性嗎？不要忘記，甚至在2016年勝選的情況下，特朗普仍然拒不承認希拉里·克林頓獲得了更多的大眾選票（popular votes），指控那是「作弊」的結果。那麼，如果爭取連任的競選失敗，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可能走得多遠？

《新共和》11月6日發表文章，題為《民團總統》（The Vigilante President），描述了特朗普的「硬核支持者們」（hard-core supporters）已經準備以暴力對付敵手的可怕景象。特朗普自己多次含蓄地炫耀擁有這樣一群支持者：「他們是執法人員、軍人、建築工人，為特朗普而騎行的摩托車手們……這些人都是硬漢（tough people）。」他說自己很希望他們保持和平的方式，但後來又說，「他們通常不會玩硬的，直到他們走到某個特定的地步，到那時情況就會非常糟、非常糟。」這是特朗普在2018年競選活動和接受媒體採訪中談到的。他在暗示自己留着一張威脅性的底牌。

2020年的大選結果會怎樣？如果特朗普默許或鼓勵那些硬漢必須開始「玩硬的」了，那麼情況會有多糟？會發生暴動最終導致憲政危機嗎？這種前景讓人不寒而慄，卻並非不可想像。

在過去的一年間，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不斷刷新人們對總統職位的想像。比如，他會在意加拿大電視台在播放老電影《小鬼當家2》時刪去了他當年客串路人的七秒鐘片段，併為此公開指責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實際上這是電視台2014年開始常用的剪輯版本（為節省播出時間刪去了幾個無關情節的片段）。但這類「外交小事」又何足掛齒，只要想一想特朗普可以在知會五角大樓、國務院或白宮幕僚之前，直接在推特上發布重大的國家安全決定，更不用說他連綿不斷炫耀自誇或侮辱謾罵的推文……。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今年，甚至都不是他被彈劾的原因」，《紐約客》資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如是感歎。她因為每週撰寫「特朗普的華盛頓」專欄而無法擺脱「難以言表的折磨」。一位德國朋友為她提供了一個新造的德文詞來抒懷，竟然有33個字母之長，其簡化版是「Trumpschmerz」（特朗普痛）。格拉瑟將此選作自己的年度詞彙，寫下歲末的專欄《特朗普痛之年》。

可是，何必計較這些細枝末節？許多支持特朗普的民眾，會同時聲稱「雖然並不喜歡他這個人」。格拉瑟這樣的「白左」知識人困於自己道德潔癖的執念，因此無法理解政治評價的要義所在：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政績，而不是其個人道德操守或行事風格。

果真如此嗎？聖誕節前一週，福音派旗艦雜誌《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發表社論，呼籲罷免特朗普，引起軒然大波。社論將「道德」置於核心，指出特朗普的所作所為不僅違憲，而且「幾乎是一個在道德上迷失和困惑之人的最佳範例……對於許多不顧其污損的道德記錄而繼續支持特朗普先生的福音派人士，我們可以這樣說：記住你是誰，以及你侍奉的是誰」。

蘇利文（Andrew Sullivan）對此評論說，「終於，有福音派媒體以簡潔的語言說出了真相」。他所指的真相是：「品格很要緊」（character matters）——不僅在道德的而且在政治的意義上是重要的。「這一直是保守派的原則，卻在崇拜的騷動中被拋之不顧。」蘇利文自詡為「歐克肖特式的保守主義者」，年輕時曾擔任《新共和》主編。這位立場多變的知名評論家，12月在《紐約雜誌》網站發表犀利的文章，筆鋒直指政治家的品格議題。

在蘇利文看來，正是巨大的品格缺陷，使一位出色的競選者在勝選後錯失良機，併成為猖獗獨斷的總統，最終走向被彈劾的命運。2016年競選時期，當其他候選人還在繼續「殭屍般的政治和經濟」陳詞濫調，特朗普卻通達了「許多美國人的積怨和焦慮」，因此脱穎而出。想像一下，如果他能在這個基礎上制定總統議程，通過一項基礎設施建設的法案，結合對中產和工薪階層的税收減免，他會獲得很高的支持率並輕鬆獲得連任。如果他能有一毫秒的謙遜，承認自己作為新手會犯錯，或者能有一丁點的寬宏大量，奇蹟就會發生。即使到今天，如果特朗普承認，現在意識到他與烏克蘭總統的電話涉嫌「越界」，那麼我們會身在一個不同的世界。

然而，所有想像中的「如果」都沒有發生，蘇利文就此總結出兩個核心教訓：第一，「特朗普主義在這個國家擁有真正的支持基礎」，包含着一些必須回應的需求；第二，特朗普本人完全沒有能力回應這些需求，「他是一個如此不穩定、惡毒、具有破壞性的自戀者，以至於威脅到整個政府體制」。因此，這場彈劾在根本上事關特朗普的品格：「他是如此深刻和獨特地不適合他擔任的職位，如此蔑視他曾宣誓要捍衞的憲政民主，他的核心品格是如此敗壞，以至於他與法治之間的衝突會引發危機，只是簡單的時間問題。」對於這樣一個人置身於橢圓形辦公室的事實，「如果我們的民主制度還尚存一絲生命，那麼彈劾是不可避免的」。

最終，在今年2月5日，美國聯邦參議院就彈劾特朗普的兩項條款進行投票，否決了彈劾。而更重要的是，他還有可能在2020年大選中獲勝再執政四年。民調顯示，在登記的選民中，有46%的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投票給特朗普，同時有34%的人會無條件地投票支持他，還有17%的選民將對比權衡民主黨的候選人來決定自己的投票。這個比例結構在過去一年中幾乎保持不變，甚至在幾個「搖擺州」也是如此。多數專家預計，在2020年11月將會有一場旗鼓相當的激烈競爭。

共和黨當中始終存在一個反對特朗普的少數派，他們曾在2016年呼籲「絕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現在發起了反對特朗普連任的「林肯計劃」（the Lincoln Project）。12月18日，四名保守派精英聯名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題為《我們是共和黨人，我們想要擊敗特朗普》。他們聲稱自己仍然堅持「保守派（或古典自由派）」的立場，雖然與民主黨人存在許多政策分歧，但「我們共享的對憲法的忠誠，要求一種共同努力」。他們發起林肯計劃的目的，是要阻止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對法治、憲法和美國精神的傷害」。

很難估計林肯計劃會有多少影響。共和黨建制派對特朗普的疑慮與不滿由來已久，但在2016年大選前，他們就決定接受一項「與魔鬼的交易」，因為這個闖入共和黨的政治素人給出了難以拒絕的回報，不只是共和黨內無人匹敵的選民支持率，而且在更深遠的意義上，是對美國聯邦法院系統轉向保守派的決定性改造。

馬庫斯（Ruth Marcus）在其新著《最高的野心》中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中，很早就公布了一份保守派法官的名單，他預告在當選後將從中提名聯邦法院的法官。對於保守派來說，這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承諾。而且特朗普兑現了這個承諾，執政三年多以來，在共和黨掌控的參議院支持下，他提名並通過任命了158名保守派的法官進入聯邦各級法院，包括兩名最高法院大法官、44名聯邦巡迴法院法官，以及112名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相比之下，奧巴馬兩屆任期內只任命了55名巡迴法院法官。

因此，無論特朗普是否會被罷免或能否連任，他已經留下了史無前例的、將會影響美國政治幾十年的政治遺產。

歐洲：新的雄心與危險

巴黎聖母院在大火中傾覆，這個四月成為歐洲「殘忍的季節」，混合着「記憶與慾望」，交織為無數緬懷的詩文。

明星哲學家萊維（Bernard-Henri Lévy）適時地獻上一篇頌詞（Ode），他在旁徵博引與詞不達意之間費力尋思，寫下這一象徵性事件的啟示：「燃燒中的巴黎聖母院提醒我們，我們歷史和遺產的脆弱，我們建成的事物並不牢靠，以及千年歐洲作為藝術故鄉的有限性。」至於如何面對未來，萊維引用雨果的名言作答——「時間是建築師，但人民是工匠。」

這是告慰卻不是回答，因為「時間」這位建築師已經隱匿了那幅藍圖。曾經召喚人心的「歐洲精神」，曾在柏林牆倒塌之後鼓舞了千萬人「重返歐洲」的夢想，以及歐洲一體化的實踐，如今都變得面目不清、前景不明。

彷徨的歐洲，在歐盟整體目標與成員國各種訴求之間左右搖擺，也在中美紛爭的大變局中難以抉擇：美國正在疏離的盟友，或者中國的潛在新夥伴，或是更具自主性的歐洲。這種格局深藏着悖謬的陷阱，它呼喚心懷使命感的政治家登場，引領歐洲開拓未來，但同時將會以過於嚴苛的考驗摧毀他們。

默克爾深知這種考驗的份量，她即將在2021年秋季卸任。馬克龍顯示出責無旁貸的雄心，他對歐洲的危機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嗎？《經濟學人》11月9日刊登封面報導《馬克龍看世界》，並在網站上發表對他長篇訪談的全文。

馬克龍坦言，英國脱歐的曲折過程、美國在戰略上的背棄以及歐盟事業進展的舉步維艱，「這在五年之前都是難以想像的」。他深信，歐洲正處在「懸崖的邊緣」：「存在相當大的風險我們將會在地緣政治的意義上消失，或者至少我們將不再掌握自己的命運。」而走向懸崖的命運始於1990年代，從那時開始，歐盟專注於市場的擴張與規制，卻逐漸失去了自身的政治目標。這在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下，造成了一種永遠穩定的幻覺。但隨着美國從歐洲和中東的逐步撤退（始於特朗普就任之前），連同其新的保護主義，歐洲的脆弱性便暴露無遺。他警告說，「當世界從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轉向由實力強權政治所決定的秩序，歐洲正面對近乎生死存亡的時刻。」在美國背棄和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如果歐盟不能將自己理解為一種全球勢力，那麼將會消失」。

為應對這種危險，馬克龍認為需要確立「歐洲主權」：這是歐洲戰略性的集體能力，以捍衞歐洲的利益（包括安全、隱私、人工智能、數據、環境、工業和貿易等等）。困難是顯著的：歐洲內部的分歧、英國脱歐造成的困境、德國聯合政府的功能失調與經濟疲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僵局……所有這些障礙以及他對時局的黯淡分析，似乎都未能動搖這位總統的信心，「一種神奇的而且無疑是過度的對自己可以有所作為之能力的信心」。

這種信心並非毫無基礎。馬克龍是具有宏大視野且精力充沛的外交家，上任以來對50多個國家進行了101次訪問（包括兩次出訪中國），他能從容不迫地應對特朗普的威懾，並積極調整和促進與莫斯科以及北京的關係。畢竟，他領導的法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也是一個核武大國，其軍事影響力從歐洲延伸到太平洋地區，而且法國目前的經濟發展也相對平穩。就國內政治而言，馬克龍及其政黨擁有強大的行政權力，並在議會中佔據多數席位。他的國內聲望也開始恢復，支持率仍然不高（34％），但至少回到了「黃背心」抗議運動之前的水平。

馬克龍正積極推動「歐洲干預倡議」（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這是多國（包括英國）組成的聯盟計劃，以便在危機中共同行動。他還提到了德國倡導的「歐盟防務合作協議」（PESCO），以及用於資助軍備研發的歐洲防務基金（金額高達130億歐元）。所有這一切都是「為輔助北約而設計的」。他對北約「腦死亡」的批評引起了軒然大波，但這表明在集體安全問題上他與默克爾的觀點相近：歐洲人「可以依靠他人的時代已經結束」。

馬克龍的「歐洲主權」抱負可能實現嗎？《經濟學人》在導引文章中提出了諸多質疑。以防務為例，27個歐盟成員國很難一致同意去建立一個功能完備的武裝力量。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對於疏遠美國而尋求與俄羅斯緩和的想法心存警覺，而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正陷入自身的內部困境，無暇顧及一個宏偉的全球願景。

的確，歷史上很多次要讓歐洲成為全球性勢力的呼喚最終都落空了。馬克龍的歐洲理想很容易受到批評，被視為哲學家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位41歲的年輕總統堅信，這一次必定有所不同。他實際上在懇請歐洲的政治同僚們想像：「如果堅固的美國同盟不復存在，歐洲如何能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繁榮興盛？」馬克龍值得一個嚴肅的回應。

英國在痛苦的思考後做出了選擇：面對紛亂複雜的局面，決定抽身而出。「脱歐」並不是脱離歐洲，而是擺脱歐盟體制的束縛，以某種「光榮孤立」的姿態與歐洲大陸保持有彈性的距離。三年多以來反覆推倒重來的方案，曲折多變的辯論、談判和拖延，已經讓英國人精疲力竭。不堪忍受的人們終於被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競選口號擊中：「搞定脱歐（Get Brexit Done）！」

12月12日的議會選舉成為英國保守黨新的高光時刻，以365個席位獲得下議院的絕對多數，這是1987年以來保守黨取得的最大勝利。工黨作為第二大黨在選舉中失去了60個席位，遭受了1983年以來最慘重的失敗。脱歐淹沒了其他許多政策議題，是工黨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工黨領袖科爾賓（Jeremy Corbyn）本人「不可信任」的輿論形象也舉足輕重，這也不只是右翼媒體對他「污名化」的結果。科爾賓在脱歐問題上猶疑不決，在黨內未能有效整合激進左翼和中左立場的成員，在黨外也難以凝聚已經多樣化的親和工黨的選民。工黨的競選方案包含從環境到醫保的眾多議題，顯得龐雜混亂而焦點不清。在根本上，布萊爾和布朗的「新工黨」改革路線，在受到金融危機的重創之後一直未能真正復甦。近十年來，工黨試圖重新調整自身的意識形態定位，但在構想左翼的社會經濟政策方面缺乏真正具有創造性的突破，這是工黨面臨的更深層也更困難的挑戰。

約翰遜在勝選演講中宣告：脱歐是「英國人民做出的不可辯駁、不可抗拒、無可爭議的決定」。雖然這位首相併沒有兑現最初承諾（完成脱歐的期限從10月底被推遲到新年1月底），但無論如何他不再會陷入反覆辯論的泥沼。約翰遜做出了新的承諾，在2020年底之前達成與歐盟新的自由貿易協定，而大部分專家和外交家都對此表示懷疑。

過去的難題並沒有消失，約翰遜像特蕾莎·梅一樣承諾了脱歐的三項目標：（1）英國所有地區離開歐盟單一市場和關税同盟；（2）愛爾蘭島內，不設置愛爾蘭共和國與（屬於英國的）北愛爾蘭地區之間的邊境檢查；（3）英國內部，不在北愛爾蘭和其餘地區之間（愛爾蘭海兩岸）設置貿易邊界。但是，這三項目標在邏輯上無法同時達成，有學者稱之為「脱歐三重悖論」（The Brexit Trilemma），也是讓脱歐方案久拖不決的難點之一。

真正解決這個難題需要至少放棄其中的一個目標。如果堅持兑現脱離單一市場和關税同盟的承諾，就必須要麼阻隔南北愛爾蘭（在歐盟體系下）已經享受的自由通行，其代價是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反彈；要麼在愛爾蘭海設置邊界，這將損害英國主權的完整性。
約翰遜並沒有打破三重悖論的魔咒，他目前的方案是對北愛爾蘭地區做出特殊的複雜安排：將關税同盟與單一市場分開處理，讓北愛爾蘭與英國共享關税區，但仍然與愛爾蘭共和國留在單一市場，因此在愛爾蘭海設置了海關檢查。彭博社的新聞評論說，這是讓北愛爾蘭在兩個體系中「各站一隻腳」。

北愛爾蘭的內部分歧由來已久，在宗教信仰上有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有堅持歸屬英國的聯合派（Unionist），以及主張整個愛爾蘭統一的民族主義派（Nationalist）。彼此間長期的衝突在歐盟體系中得到了有效的緩解，但重新被脱歐議程激活。

議會選舉之後，利物浦大學湯戈（Jon Tonge）教授在《外交政策》發表文章指出，約翰遜的權宜之計沒有消除脱歐與愛爾蘭和平難以兼容的憂慮。近年來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要求愛爾蘭統一的呼聲逐漸強勁，在當地民眾中獲得的支持也越來越高。最近一次獨立民調顯示，愛爾蘭統一的支持與反對率幾乎相同（46%對45%）。相反，聯合派的民主統一黨（DUP）開始從權力中心走向邊緣。這次議會選舉後，在北愛爾蘭地區的當選議員中，聯合派的議員史無前例地成為了少數。雖然要想實現愛爾蘭統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總體趨勢有利於民族主義者。

與此同時，民族主義也在蘇格蘭地區再度興起。反對脱歐、要求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在這次選舉中贏得了蘇格蘭地區59個席位中的48席。《紐約客》報導透露，該黨領袖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表示，她將致信約翰遜首相，要求再次舉行脱離英格蘭的公投，「給蘇格蘭一個選擇，去尋求另一種未來」。她此前曾多次呼籲，蘇格蘭最好的未來就是成為「一個平等獨立的歐洲民族」。

早在選舉前一個多月，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中批評約翰遜的政策會激發分離主義浪潮，並想像了一種黯淡的前景：「破裂的大不列顛將不再偉大，最終留下的只有英格蘭。」這個圖景或許過於悲觀，而《經濟學人》的一篇評論更值得重視，文章將脱歐的衝擊概括為「三個D」：「分裂、損害與削弱（divide, damage and diminish）」。在2020年，隨着英國失去其作為歐美之間橋梁的角色以及中國在世界增強的影響力，約翰遜首相談論的「全球性英國」的願景將會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

遠離美國的歐洲可能比人們想像的更加危險，德國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隱患。這如何可能呢？二戰後的歐洲和平已經持續了七十多年，野心勃勃而令人畏懼的德國早已脱胎換骨，被馴化為温良無害的新德國。思想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甚至說過，如今在德國四處可見的是「平庸之善」。但卡根（Robert Kagan）表達了懷疑：「果真如此嗎？這是唯一可想像的德國嗎？」他在《外交事務》（5/6月號）發表文章《新德國問題》指出，自由國際秩序的瓦解以及歐盟內部矛盾的加劇，將會改變德國及其在歐洲的作用，致使「德國問題」有可能舊病復發。作為著名的政治歷史學家和戰略顧問，卡根的博學與雄辯讓人很難低估這種危險。

所謂「德國問題」是指它對歐洲和平帶來的威脅。德國領土遼闊、人口眾多，又位於歐洲的心臟地帶，在1871年統一之後就具有足以打破歐洲均勢格局的力量，並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歐洲和平建設規劃特別重視解決德國問題。外交家凱南曾提出，某種形式的歐洲一體化是「唯一可能的方案，來解決德國與其餘歐洲國家的關係問題」，而這隻有在美國的安全承諾保障下才可能實現。

歐洲一體化的方案成功了，德國告別了其曲折而恥辱的過往，轉變為世界上最自由和平的民族。但卡根提醒人們切勿忘記，和平的新德國也需要有利的外部條件支持才能夠持續，正如舊德國的轉變。他贊同小說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一個觀點，善惡主要不是所謂「國民性」問題，而取決於外部事件：「並不存在兩個德國，一善一惡。邪惡的德國只不過是善良的德國陷入了不幸與罪惡，因而是誤入歧途並走向覆滅的善良德國。」

因此，維護棄惡從善的新德國，依賴於有利的國際環境，這包括四個要素：美國的安全保障、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民主化浪潮，以及對民族主義的壓制。這些要素共同的作用，迫使和鼓勵德國，從軍國主義中解放出來，致力於經濟和技術發展，並深刻肯認了自由與民主的價值，抑制了民族主義的傾向，獲得了和平與繁榮，最終「埋葬了舊的德國問題」。

但是，形成這些良性要素的歷史環境既非尋常也未必永久持續。2009年歐元區危機爆發，在歐盟內部造成了裂痕，開始了新的惡性循環。德國主張的緊縮政策遭到希臘和意大利等國的反彈，還出現了反德「共同陣線」的話題，而德國人對要「資助他人的揮霍享樂」而心生怨恨，萌發了受害者意識。這種局面可以說是19世紀末歐洲內部衝突的「地緣經濟版本」。

如果爭端僅止於經濟層面，並不值得特別擔憂。然而近幾年的變化則不再能讓人保持信心：整個歐洲出現了民族主義的興起，部分地區民主政治開始衰退。特朗普在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峙中選擇支持後者，他抨擊歐洲的中右派與中左派的國家領導人（包括默克爾、馬克龍和特蕾莎·梅），而讚賞民粹主義、非自由派的右翼領袖（匈牙利的歐爾班、法國的勒龐、意大利的薩爾維尼和波蘭的卡欽斯基）。美國還在反對全球自由貿易體系，而這是鞏固歐洲和德國政治穩定的體制。此外，英國脱歐也會對歐洲均勢造成負面影響。特朗普公開質疑以往美國承諾提供的安全保障，這將迫使德國和歐洲為防衞自主而發展軍事力量。這些趨勢意味着，遏制德國問題的戰後秩序已經開始鬆動，所有四個有利要素如今都不再可靠。

也許危機感是多餘的，也許德國戰後的變化是如此深刻，再也無法逆轉。但也有可能，「自由平和的德國人也難以抗拒那些塑造歷史的巨大力量」。右翼民族主義的另類選擇黨（AfD）如今已經躍居聯邦議會的第三大黨，其領導者宣稱已經厭煩了德國人「對內疚的崇拜」，並將移民問題歸咎於被他們稱為「二戰獲勝方的傀儡」的德國政要。如果某個政黨能夠以更主流、更温和的方式支持這種情緒，很有可能會找到自己的執政之路。

在未來幾年，德國可能將身處一個再度民族主義化的歐洲，形形色色崇尚「鮮血與土地」的政黨可能掌權。在這種環境中，德國人能夠抵禦自身的民族主義回潮嗎？實力政治曾主導歐洲大陸長達千年，如果其他歐洲國家最終走上這條道路，那麼即便是最為自由的德國（哪怕僅僅出於自衞）也很難不加入其中。如果今天的德國是自由世界秩序的產物，那就必須思考在這個秩序瓦解的時候會發生什麼。

（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