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許寶強：疫症、排外與管治危機

曾被譽為購物天堂的香港，一些餐廳最近的「待客之道」，惹起了爭議。以「大陸人」或「普通話」來區分「客人」，甚至引伸「敵友」，邏輯上顯得有點莫名其妙，但其盛載的強烈情感，在當前中港的社會脈絡下，卻很可以理解，更值得深思。

倘若執著於「中」、「港」之間的矛盾是否算「種族」歧視，又或指責或辯解「港漂手足」/「中產和理」有沒有肩負「殖民者」/「左膠」的原罪，以至再次用「兄弟爬山」、「槍口對準政權」的權宜策略來處理分歧，恐怕都誤置了問題，亦同時錯失了一次徹底反思的機會。

歸根究底，今天我們社會面對的三大危機——疫症、「種族」排斥和管治合法性——三者均共同源自一種視他者（其他族裔或物種）為工具的權力關係：一方面毫無節制地進行剝削和宰制，另一方面則完全排拒相互依存與尊重。當這種獨尊工具性的生存邏輯，成為了政權管治的唯一原則，自然很快會失去不被尊重的民眾的認受；單一的政治利益計算，也難以真正「科學」地處理疫情，或「客觀」而「理性」地回應「中港矛盾」，問題必然積累，危機也早已寫在牆上。

接著需要思考的是：民間社會能否汲取教訓，以避免重蹈覆轍？

三重危機 一個根源

去年2月13日，香港政府正式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引發軒然巨波。連續不斷的民間抗爭，轉眼已過了一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制度暴力與警暴輪番出現，積累大量民怨，中港政權陷入了管治的合法性危機。特區政府處處表現出完全臣服中央，甚至不惜與民為敵，加上中共控制的大陸傳媒有選擇性地放大香港抗爭者「親美仇中」影像，激化中港民眾之間的矛盾，兩地相互排拒的情緒升溫。

然而，反修例運動所觸發的管治與「種族」（排外）危機，仍未見底。去年12月武漢爆發、波及全球的「2019冠狀病毒病」，既揭示了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面對病毒時的脆弱，亦進一步曝露香港政權低劣的管治能力，削弱其所餘無幾的合法性——從大量民眾於防暴警察感染病毒後「開香檳」慶祝，以及林鄭於最新民調只剩9%受訪者的支持，可以清楚印證。更重要的是，疫症危機令早前種下的兩地相互排斥的「種族」矛盾，全面爆發。

去年下半年，也正是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全面爆發期，「中港矛盾」的表現，主要集中於香港民眾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和反感。然而，「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已大失民心的林鄭政權拒絕「封關」，放棄隔斷病毒從中國大陸進入香港的可能性，進一步刺激香港百姓對來自中國大陸民眾的反彈，終引起了一場有關「種族」歧視、但焦點卻可能錯置了的論爭。

在當代世界，疫症擴散、「種族」排外與政權的管治危機，並非中港獨有，而是全球各地普遍面對的問題。「2019冠狀病毒」的擴散，令發達國家如日本、南韓和意大利，亦不能阻止肺炎於社區全面爆發；數量日增的難民湧入，迫使長期倡議多元文化的歐美國家，也愈來愈傾向採用封關或排外的政策；而一些「民主大國」，如美國、印度、巴西和法國，儘管政府經由選舉產生，但仍然免不了陷入各種管治合法性的危機——特朗普成為美國史上第三位遭議院彈劾的總統；《公民身份修正案》和新《工會法》引發各處的示威和上億工人罷工，削弱印度莫迪政權的威信；處理亞馬遜森林大火的方式，令巴西總統於國內和國際社會的聲譽一落千丈；法國政府推動的退休改革，導致各主要經濟領域的大規模罷工。現在疫情在全球各地大爆發，進一步挑戰各國政府的執政與治理。換句話說，疫症、排外、管治合法性這三種社會危機，是當代人類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

病毒、排外和管治危機，都有機會令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陷入險境，不分種族和物種，同樣受害。這些危機表面上互不相關，但其實源自一種相同的社會結構和關係，或一種透過不斷剝削、宰制他者，包括其他種族和動植物，視他們為只供我們所用的工具的現代人類存活方式。

廣泛馴化

人類學者 Ghassan Hage 於2017年出版的小書《種族主義是一種對自然環境的威脅嗎？》(Is Racism an Environmental Threat? Malden, MA: Polity Press) ，探討種族主義（racism）與人類宰制和歧視其他物種（speciesism）的關係。他的主要論點是：兩者其實十分類似（試想想現代社會對海上塑膠廢料與海上難民的態度），更是發展自相同的源頭，背後均是由一種他稱之為「廣泛馴化」(generalized domestication) 的人類生活方式所支撐。

「馴化」指人類視其他種族或動物為工具，將其宰制、剝削、改造或教化，為我所用，也就是把被認為是可資利用的或有害的他者，改造為對馴化者（domesticator） 有價值或無害的對象。馴化也可以是一個人類企圖以「文明」—— 例如積累「民主」或「法治」、「包容」、「理性」等政治正確的文化資本——降服野獸本能的過程，一個沒完沒了、持續不斷的過程。當這種嘗試改造他者為己所用的邏輯，成為了一種普遍的人與人、人與其他動植物的關係，以致於馴化者的存在價值，完全建立於為了工具化他者而活，就構成了「廣泛馴化」這種人類棲居於世界的生存方式。

馴化（domestification）的拉丁詞源是 domus，意指營造一個家的實踐，而 domus 與宰制（dominus） 亦共享同一詞源。因此，Hage 指出，馴化其實意指透過宰制其他種族或動物，製造一種家的感覺（hominess）。就像我們把帶點野性的貓狗，訓練成溫順的家庭寵物。在這馴化危險物種或異外的社會力量的過程中，除了工具性的考量和建基於暴力的宰制外，還包含了一種渴望擁有一個家的情感，或追求於我們棲居的世界上建立家的感覺。換句話說，馴化是一種透過主宰改造他者而產生有用價值、滿足情感的棲居於世的方式，當中往往被表現為相互有利或雙贏的關係，也就是一種理想中的和諧家庭關係。然而，Hage 強調，這並非是馴化者意圖掩蓋「雙贏」背後的宰制和暴力的真相，而是同時包含工具性考量和情感需要的「廣泛馴化」這生存方式本身的特性。

除了追求一種家的感覺以外，另一種支撐「種族主義」或物種歧視的情感基礎，是對「逆向殖民」(colonial reversal）的擔憂或驚恐。Hage 以「恐伊斯蘭」（Islamophobia）為例，說明種族主義往往由殖民歷史模塑而成，並一直把這種宰制關係延續至當代世界。對殖民者或馴化者來說，廣泛馴化的成功與否，是一種關涉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們擔心，那些不能被規限管控（contain）或同化（integrate）的他者，例如被比喻為「獨狼」的「恐怖主義者」，一旦失去對其宰制的主權和能力，受殖者（colonized）或被馴化者（domesticated）有朝一日將會來一次「帝國反擊」，取殖民者或馴化者而代之。

Hage 進一步分析，如果並非以純學術的視野描述和定義種族主義，也就是不追求純理論的精確度，以此探問中港民眾的矛盾是否屬於「種族」歧視，而是把實存的種族主義，理解為所有將一個特定身份的群體問題化、邊緣化、看成罪犯、令其不安，又或加以排拒、歧視、剝削的操作；並接受這操作所建基的，是一種內容含混任意、自相矛盾、甚至遠離事實的歧視特定他者的邏輯，包括依據國族主權劃分的疆界或依據種族階級區隔的排外，又或是由馴化者的角度出發，工具性地把其他種族分類為有用及有害的歧視措施，以至於因應移民、旅客或寵物數目日增而產生的數量種族主義（numerical racism）等等。循這角度，我們就可以理解，種族主義與物種歧視其實共享同一個根源，也就是產生自同一種社會結構和人類存活方式，是與管治宰制和資本主義剝削緊密連繫的廣泛馴化，一種工具性地棲居於世界的生存邏輯。

互惠與共生

廣泛馴化本身並不是問題，也不必然引起種族主義或對其他生命的貶抑、歧視或過度（甚至滅絕式的）剝削。Hage 引用尼采指出，剝削或工具性利用，其實是人類世界的一種不可或缺的關係，也是生命(權力)意志的體現。問題在於，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廣泛馴化成為了唯一被認可和倡議的生存方式，排拒其他人與人、人與獸的關係。

對 Hage 來說，除廣泛馴化以外，存在另外兩種人類棲居於世上的生活方式。第一種是互惠（reciprocal），第二種是共生（mutualist）。「互惠」建基於存在個體間能清楚劃分的邊界，是一種超越工具性計算的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的禮物互換關係。「共生」則並不假設存在先驗的個體間的清楚邊界，即反對將自我和他者、人和其他物種分割看待。「共生」接納自我中有他性、人性中混有獸性，所有人都同時是馴化者及被馴化者，只是以不同的混合形式、不同的混合程度存在。

廣泛馴化往往透過工具化他者，以滿足自己；共生的存活方式，則指他者其實在「自身」之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這棲居世上的方式，則指涉我的存在需要與他者同行——透過貢獻自身作為他者的禮物，或他者以自身作禮回饋，建立工具性計算以外的互惠關係，也就是不同種族的人、不同的物種，均可看作為相互贈予對方的禮物，而非純粹的被利用的工具。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的關係中，通常都同時包含互惠、共生和廣泛馴化三種存活方式。例如狩獵社會既有獵人對野生動物的工具性利用(廣泛馴化)，亦有獵人對野生動物作為自然界的禮物的感恩和尊重(建基於長期禮物饋贈的互惠關係)；而獵人與獵物亦相互共生——沒有獵物，也不會獵人，反之亦然。「獵人」可能會成為野獸或病毒的「獵物」，被狩獵的野獸或圍堵的病毒，也可能同時是「獵人」。

現代社會的主要問題，是廣泛馴化抑壓了其他的存活形式，壟斷了棲居於世的所有生活的選擇，以至於在廣泛馴化這框架以外的任何問題，都無法被提出，遑論被處理。因此，Hage認為，我們不能只循馴化者的角度，提出應如何管理資源、改造人獸，以遏止疫情或解決移民問題；也不能僅透過理性認知，嘗試拆解種族主義、物種歧視的二元思考和行動習慣，因為這是一個包含情感動力的實踐問題。況且，二元思考和實踐本是人類棲居於世的其中一種能力，無法避免、不該失去。

如果問題不在於廣泛馴化的存活方式，而在於現代資本主義將廣泛馴化轉化為壟斷一切的邏輯，排拒其他兩種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相處的關係，那麼，危機的出路，顯然並不是要完全拒絕廣泛馴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工具性利用和宰制，而是反對讓它成為唯一的生存或棲居於世的方式，使互惠、共生也能在現代的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的關係中鼎足而立，抗衡廣泛馴化的專橫獨斷。Hage 帶點希望地總結，今天已有越來越多人接受工具性考量以外的另類生存模式。如何把這種多元的社群倫理考量，轉化成與大多數人相關的政治行動，促進多元的生存模式和人與人的關係，是當前的危局下極之值得思考的問題。

回到香港 與狼/螂共舞

借用 Hage 的分析，當代中港以至全球的疫症、排外和管治合法性的危機，亦可理解為根源自「廣泛馴化」排拒「互惠」、「共生」而成為人類棲居於世的唯一生存方式。對病毒的懷疑載體——包括人或其他動物–的排拒，以至基於「抗疫」的工具性思考或保衛家園的情感關注而產生的「種族」主義，背後都可能隱藏著一種廣泛馴化的壟斷實踐。

中港政權在面對疫症和種族/排外危機中的表現，徹底呈現其廣泛馴化的工具性邏輯——僅僅把所有人和其他物種，看作為可否為我所用之物，完全根據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計算，訂定政策採取行動，例如將有否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員區分為有用或有害、對病毒的載體也因應經濟的需求調節抗疫隔離的強度。中港政權之所以陷入深重的管治合法性危機，也源自排拒了「互惠」和「共生」的社會關系和人類生存方式，絲毫不尊重他者的生命選擇，尤其是「馴化者」眼中的無用或有害的他者，也就是政權眼中的「暴徒」或警察口中的蟑螂（曱甴）。

以其他動物作為比喻，是所有種族分類的普遍呈現方式，「獨狼」(也就是政權眼中的「暴徒」或「恐怖主義者」) 、蟑螂(曱甴)、病毒/細菌及其載體，代表了對馴化者而言無用甚至有害的形象，是不能管治、不能同化的危險他者。當中港政權對民眾或其他物種的生命目標毫不尊重，對自然和抗爭者沒有絲毫感恩，只以「獨狼」/「暴徒」、蟑螂（曱甴）、病毒/細菌等比喻其無用或有害性，對可資利用的「種族」或「物種」則賜以政治庸酬，既不承認自身也有其所批評的對手的「狼性」或「螂性」，也不承認他們眼中的「暴徒」或「曱甴」亦擁有人性，將二元對立推向極端，視眾生如工具，貶抑不同「種族」或「物種」的生命選擇，自然無可避免會失去民心，以致管治的合法性。

有關種族歧視的爭論，如果能夠回到根本，或許可以長出新的視野。如果只從嚴格的學術意義爭論排外自保是否等同「種族」主義，或只採用廣泛馴化作為參照，開列全面接受或全面拒絕的兩極選項，也就是支持政府的廣泛馴化獨大的工具性邏輯，或完全不容任何工具性的考量及馴化的操作，恐怕難以為既存的危機提供可能的出路。當民間的反抗亦剩下工具性的思考，又或完全拒絕廣泛馴化的生存方式，漠視他者——不同種族、身份、物種——也是有其自身生命目標的主體，就等同排拒了互惠、共生與馴化的多元共處的可能性。這大概是民間在回應疫症、種族排外和政權管治失效等危機時，需要儘量避免的。

參考書目：
Hage, Ghassan (2017): Is Racism an Environmental Threat? Maden, MA: Pol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