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宝强：疫症、排外与管治危机

曾被誉为购物天堂的香港，一些餐厅最近的“待客之道”，惹起了争议。以“大陆人”或“普通话”来区分“客人”，甚至引伸“敌友”，逻辑上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但其盛载的强烈情感，在当前中港的社会脉络下，却很可以理解，更值得深思。

倘若执著于“中”、“港”之间的矛盾是否算“种族”歧视，又或指责或辩解“港漂手足”/“中产和理”有没有肩负“殖民者”/“左胶”的原罪，以至再次用“兄弟爬山”、“枪口对准政权”的权宜策略来处理分歧，恐怕都误置了问题，亦同时错失了一次彻底反思的机会。

归根究底，今天我们社会面对的三大危机——疫症、“种族”排斥和管治合法性——三者均共同源自一种视他者（其他族裔或物种）为工具的权力关系：一方面毫无节制地进行剥削和宰制，另一方面则完全排拒相互依存与尊重。当这种独尊工具性的生存逻辑，成为了政权管治的唯一原则，自然很快会失去不被尊重的民众的认受；单一的政治利益计算，也难以真正“科学”地处理疫情，或“客观”而“理性”地回应“中港矛盾”，问题必然积累，危机也早已写在墙上。

接著需要思考的是：民间社会能否汲取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三重危机 一个根源

去年2月13日，香港政府正式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轩然巨波。连续不断的民间抗争，转眼已过了一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制度暴力与警暴轮番出现，积累大量民怨，中港政权陷入了管治的合法性危机。特区政府处处表现出完全臣服中央，甚至不惜与民为敌，加上中共控制的大陆传媒有选择性地放大香港抗争者“亲美仇中”影像，激化中港民众之间的矛盾，两地相互排拒的情绪升温。

然而，反修例运动所触发的管治与“种族”（排外）危机，仍未见底。去年12月武汉爆发、波及全球的“2019冠状病毒病”，既揭示了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对病毒时的脆弱，亦进一步曝露香港政权低劣的管治能力，削弱其所余无几的合法性——从大量民众于防暴警察感染病毒后“开香槟”庆祝，以及林郑于最新民调只剩9%受访者的支持，可以清楚印证。更重要的是，疫症危机令早前种下的两地相互排斥的“种族”矛盾，全面爆发。

去年下半年，也正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全面爆发期，“中港矛盾”的表现，主要集中于香港民众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和反感。然而，“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已大失民心的林郑政权拒绝“封关”，放弃隔断病毒从中国大陆进入香港的可能性，进一步刺激香港百姓对来自中国大陆民众的反弹，终引起了一场有关“种族”歧视、但焦点却可能错置了的论争。

在当代世界，疫症扩散、“种族”排外与政权的管治危机，并非中港独有，而是全球各地普遍面对的问题。“2019冠状病毒”的扩散，令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意大利，亦不能阻止肺炎于社区全面爆发；数量日增的难民涌入，迫使长期倡议多元文化的欧美国家，也愈来愈倾向采用封关或排外的政策；而一些“民主大国”，如美国、印度、巴西和法国，尽管政府经由选举产生，但仍然免不了陷入各种管治合法性的危机——特朗普成为美国史上第三位遭议院弹劾的总统；《公民身份修正案》和新《工会法》引发各处的示威和上亿工人罢工，削弱印度莫迪政权的威信；处理亚马逊森林大火的方式，令巴西总统于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声誉一落千丈；法国政府推动的退休改革，导致各主要经济领域的大规模罢工。现在疫情在全球各地大爆发，进一步挑战各国政府的执政与治理。换句话说，疫症、排外、管治合法性这三种社会危机，是当代人类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病毒、排外和管治危机，都有机会令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陷入险境，不分种族和物种，同样受害。这些危机表面上互不相关，但其实源自一种相同的社会结构和关系，或一种透过不断剥削、宰制他者，包括其他种族和动植物，视他们为只供我们所用的工具的现代人类存活方式。

广泛驯化

人类学者 Ghassan Hage 于2017年出版的小书《种族主义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威胁吗？》(Is Racism an Environmental Threat? Malden, MA: Polity Press) ，探讨种族主义（racism）与人类宰制和歧视其他物种（speciesism）的关系。他的主要论点是：两者其实十分类似（试想想现代社会对海上塑胶废料与海上难民的态度），更是发展自相同的源头，背后均是由一种他称之为“广泛驯化”(generalized domestication) 的人类生活方式所支撑。

“驯化”指人类视其他种族或动物为工具，将其宰制、剥削、改造或教化，为我所用，也就是把被认为是可资利用的或有害的他者，改造为对驯化者（domesticator） 有价值或无害的对象。驯化也可以是一个人类企图以“文明”—— 例如积累“民主”或“法治”、“包容”、“理性”等政治正确的文化资本——降服野兽本能的过程，一个没完没了、持续不断的过程。当这种尝试改造他者为己所用的逻辑，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人与人、人与其他动植物的关系，以致于驯化者的存在价值，完全建立于为了工具化他者而活，就构成了“广泛驯化”这种人类栖居于世界的生存方式。

驯化（domestification）的拉丁词源是 domus，意指营造一个家的实践，而 domus 与宰制（dominus） 亦共享同一词源。因此，Hage 指出，驯化其实意指透过宰制其他种族或动物，制造一种家的感觉（hominess）。就像我们把带点野性的猫狗，训练成温顺的家庭宠物。在这驯化危险物种或异外的社会力量的过程中，除了工具性的考量和建基于暴力的宰制外，还包含了一种渴望拥有一个家的情感，或追求于我们栖居的世界上建立家的感觉。换句话说，驯化是一种透过主宰改造他者而产生有用价值、满足情感的栖居于世的方式，当中往往被表现为相互有利或双赢的关系，也就是一种理想中的和谐家庭关系。然而，Hage 强调，这并非是驯化者意图掩盖“双赢”背后的宰制和暴力的真相，而是同时包含工具性考量和情感需要的“广泛驯化”这生存方式本身的特性。

除了追求一种家的感觉以外，另一种支撑“种族主义”或物种歧视的情感基础，是对“逆向殖民”(colonial reversal）的担忧或惊恐。Hage 以“恐伊斯兰”（Islamophobia）为例，说明种族主义往往由殖民历史模塑而成，并一直把这种宰制关系延续至当代世界。对殖民者或驯化者来说，广泛驯化的成功与否，是一种关涉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们担心，那些不能被规限管控（contain）或同化（integrate）的他者，例如被比喻为“独狼”的“恐怖主义者”，一旦失去对其宰制的主权和能力，受殖者（colonized）或被驯化者（domesticated）有朝一日将会来一次“帝国反击”，取殖民者或驯化者而代之。

Hage 进一步分析，如果并非以纯学术的视野描述和定义种族主义，也就是不追求纯理论的精确度，以此探问中港民众的矛盾是否属于“种族”歧视，而是把实存的种族主义，理解为所有将一个特定身份的群体问题化、边缘化、看成罪犯、令其不安，又或加以排拒、歧视、剥削的操作；并接受这操作所建基的，是一种内容含混任意、自相矛盾、甚至远离事实的歧视特定他者的逻辑，包括依据国族主权划分的疆界或依据种族阶级区隔的排外，又或是由驯化者的角度出发，工具性地把其他种族分类为有用及有害的歧视措施，以至于因应移民、旅客或宠物数目日增而产生的数量种族主义（numerical racism）等等。循这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种族主义与物种歧视其实共享同一个根源，也就是产生自同一种社会结构和人类存活方式，是与管治宰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紧密连系的广泛驯化，一种工具性地栖居于世界的生存逻辑。

互惠与共生

广泛驯化本身并不是问题，也不必然引起种族主义或对其他生命的贬抑、歧视或过度（甚至灭绝式的）剥削。Hage 引用尼采指出，剥削或工具性利用，其实是人类世界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关系，也是生命(权力)意志的体现。问题在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广泛驯化成为了唯一被认可和倡议的生存方式，排拒其他人与人、人与兽的关系。

对 Hage 来说，除广泛驯化以外，存在另外两种人类栖居于世上的生活方式。第一种是互惠（reciprocal），第二种是共生（mutualist）。“互惠”建基于存在个体间能清楚划分的边界，是一种超越工具性计算的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的礼物互换关系。“共生”则并不假设存在先验的个体间的清楚边界，即反对将自我和他者、人和其他物种分割看待。“共生”接纳自我中有他性、人性中混有兽性，所有人都同时是驯化者及被驯化者，只是以不同的混合形式、不同的混合程度存在。

广泛驯化往往透过工具化他者，以满足自己；共生的存活方式，则指他者其实在“自身”之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这栖居世上的方式，则指涉我的存在需要与他者同行——透过贡献自身作为他者的礼物，或他者以自身作礼回馈，建立工具性计算以外的互惠关系，也就是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物种，均可看作为相互赠予对方的礼物，而非纯粹的被利用的工具。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中，通常都同时包含互惠、共生和广泛驯化三种存活方式。例如狩猎社会既有猎人对野生动物的工具性利用(广泛驯化)，亦有猎人对野生动物作为自然界的礼物的感恩和尊重(建基于长期礼物馈赠的互惠关系)；而猎人与猎物亦相互共生——没有猎物，也不会猎人，反之亦然。“猎人”可能会成为野兽或病毒的“猎物”，被狩猎的野兽或围堵的病毒，也可能同时是“猎人”。

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广泛驯化抑压了其他的存活形式，垄断了栖居于世的所有生活的选择，以至于在广泛驯化这框架以外的任何问题，都无法被提出，遑论被处理。因此，Hage认为，我们不能只循驯化者的角度，提出应如何管理资源、改造人兽，以遏止疫情或解决移民问题；也不能仅透过理性认知，尝试拆解种族主义、物种歧视的二元思考和行动习惯，因为这是一个包含情感动力的实践问题。况且，二元思考和实践本是人类栖居于世的其中一种能力，无法避免、不该失去。

如果问题不在于广泛驯化的存活方式，而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将广泛驯化转化为垄断一切的逻辑，排拒其他两种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相处的关系，那么，危机的出路，显然并不是要完全拒绝广泛驯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工具性利用和宰制，而是反对让它成为唯一的生存或栖居于世的方式，使互惠、共生也能在现代的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中鼎足而立，抗衡广泛驯化的专横独断。Hage 带点希望地总结，今天已有越来越多人接受工具性考量以外的另类生存模式。如何把这种多元的社群伦理考量，转化成与大多数人相关的政治行动，促进多元的生存模式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当前的危局下极之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到香港 与狼/螂共舞

借用 Hage 的分析，当代中港以至全球的疫症、排外和管治合法性的危机，亦可理解为根源自“广泛驯化”排拒“互惠”、“共生”而成为人类栖居于世的唯一生存方式。对病毒的怀疑载体——包括人或其他动物–的排拒，以至基于“抗疫”的工具性思考或保卫家园的情感关注而产生的“种族”主义，背后都可能隐藏著一种广泛驯化的垄断实践。

中港政权在面对疫症和种族/排外危机中的表现，彻底呈现其广泛驯化的工具性逻辑——仅仅把所有人和其他物种，看作为可否为我所用之物，完全根据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计算，订定政策采取行动，例如将有否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区分为有用或有害、对病毒的载体也因应经济的需求调节抗疫隔离的强度。中港政权之所以陷入深重的管治合法性危机，也源自排拒了“互惠”和“共生”的社会关系和人类生存方式，丝毫不尊重他者的生命选择，尤其是“驯化者”眼中的无用或有害的他者，也就是政权眼中的“暴徒”或警察口中的蟑螂（曱甴）。

以其他动物作为比喻，是所有种族分类的普遍呈现方式，“独狼”(也就是政权眼中的“暴徒”或“恐怖主义者”) 、蟑螂(曱甴)、病毒/细菌及其载体，代表了对驯化者而言无用甚至有害的形象，是不能管治、不能同化的危险他者。当中港政权对民众或其他物种的生命目标毫不尊重，对自然和抗争者没有丝毫感恩，只以“独狼”/“暴徒”、蟑螂（曱甴）、病毒/细菌等比喻其无用或有害性，对可资利用的“种族”或“物种”则赐以政治庸酬，既不承认自身也有其所批评的对手的“狼性”或“螂性”，也不承认他们眼中的“暴徒”或“曱甴”亦拥有人性，将二元对立推向极端，视众生如工具，贬抑不同“种族”或“物种”的生命选择，自然无可避免会失去民心，以致管治的合法性。

有关种族歧视的争论，如果能够回到根本，或许可以长出新的视野。如果只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争论排外自保是否等同“种族”主义，或只采用广泛驯化作为参照，开列全面接受或全面拒绝的两极选项，也就是支持政府的广泛驯化独大的工具性逻辑，或完全不容任何工具性的考量及驯化的操作，恐怕难以为既存的危机提供可能的出路。当民间的反抗亦剩下工具性的思考，又或完全拒绝广泛驯化的生存方式，漠视他者——不同种族、身份、物种——也是有其自身生命目标的主体，就等同排拒了互惠、共生与驯化的多元共处的可能性。这大概是民间在回应疫症、种族排外和政权管治失效等危机时，需要尽量避免的。

参考书目：
Hage, Ghassan (2017): Is Racism an Environmental Threat? Maden, MA: Pol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