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鄺英豪、黃以恆:香港與澳門,管治聯盟的變與不變

雖然兩個特區的「吸納」政策相近,但是基於港澳經濟發展次序,帶來的是截然不同的效果。
2019年12月,澳門。

【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SHKS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近月應對肺炎疫情來襲,再次掀起香港及澳門一國兩制的討論。港澳兩地有著相近的歷史背景、地理位置、文化特質,但政治上卻有南轅北轍的結果。新聞媒體經常以一國兩制的「榜樣」、「典範」來形容澳門,是中國的「成功示範」。相反地,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充滿「衝突」、「對立」,可以說是較為失敗的例子。但「成功」與「失敗」的分歧又在那裡呢?

香港和澳門的比較研究,切入點大抵有三個。第一,從殖民地歷史出發,比較香港和澳門如何發展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第二,從比較反對力量出發3:香港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帶來舉世矚目的多場運動,如2003年反23條立法遊行、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送中運動;相反,澳門公民社會較為薄弱,雖然偶有大型運動,如2014年反離保遊行,但大抵算是風平浪靜。第三,從管治聯盟出發,香港零散的管治精英,各自為政,未能給予足夠的支持力量;而澳門緊密的管治聯盟,卻反映另一個故事。

我們的研究認為,雖然兩個特區的「吸納」政策相近,但是基於港澳經濟發展次序,帶來的是截然不同的效果:香港方面,管治聯盟內的「傳統」及「新興」精英,回歸後憑藉新制度進入建制,如特首選委、立法會內功能組別等,而漸漸放棄地區聯繫,與社會脫節。最終於政府面臨管治危機,未能與殖民時期的商界精英一樣,運用社會聯繫,協調反對聲音。

澳門回歸後,「傳統」精英同樣通過新制度進入建制,與地區聯繫日漸疏離。但同時,2000年起澳門政府大力發展賭業,造就一批「新興」商界精英。這批精英卻大抵未能加入傳統建制,反而以財雄勢大、龐大資源,完勝地區工作,以另一種方式穩定澳門,此「分工合流」對澳門局勢有關鍵作用。

港澳的間接管治

早於殖民地後期,中國政府即開始「吸納」(Co-opted)商界精英,結成早期管治聯盟,透過授予精英政治權位,換取政治忠誠。

香港教育大學方志恒博士曾以「邊陲民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2,解釋香港經驗。意思是中國與兩個特區處於「中心 -邊陲關係」(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hip),中心政權往往傾向同化邊陲地區,望以建立統一政權,而香港則強調捍衛自主,守衛邊陲地區的獨特性。但澳門同為中國的邊陲地區,卻對同化政策(Assimilation)照單全收。

憲制上,港澳兩特區實行「港/澳人治港/澳」及「高度自治」,中國政府不會干預內部事務。既然不能直接公開干涉,中國政府便改以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方式,加以控制。早於殖民地後期,中國政府即開始「吸納」(Co-opted)商界精英,結成早期管治聯盟,透過授予精英政治權位,換取政治忠誠。

是此研究,我們將兩地管治精英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統精英:北京的長期忠誠支持者、親中團體、以及主權移交前,顯赫地位的傳統親中商人;第二類是新興精英:主要透過經濟轉型,而獲得社會地位的商人和專業人士。

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澳門早被視為兩個結果。我們嘗試跳出兩個研究框架——即香港強而有力的反對力量VS澳門相對較弱的民間力量,以及香港鬆散的管治聯盟VS澳門穩定的管治聯盟——來進行研究,而嘗試以「精英互動」作為切入點。

2020年3月,香港。
2020年3月,香港。

香港管治聯盟的困局

映管治聯盟協調社會的角色日漸式微,不論是於政治關鍵時刻動員民意,還是說服社會支持政府,都不停遇上挫敗。

早於197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地產、金融及相關專業等蓬勃發展,新興精英緊隨而立。於80年代的中英談判期間,以及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政府急需大量本地盟友支持。此時,新興精英成為了中國政府的不二之選。吸納新興精英對穩定本地經濟,支援中國經濟改革,及對抗民主派亦有一定的作用。殖民地時期建立的立法會功能組別,正好給納新興精英,所以中國政府延續此制度,嘗試為施政帶來支持。

但是,近年來的一系列社會運動,反映管治聯盟協調社會的角色日漸式微,不論是於政治關鍵時刻動員民意,還是說服社會支持政府,都不停遇上挫敗。這裏有幾個原因:由於新興精英壟斷政治制度,他們甚至威脅要反對政府提出有損自身利益方案,進一步削弱政府的認受性。除此之外,不論傳統及新興精英,透過特首選委及立法會功能組別,獲得政治地位,對參與地區直選意欲不大,亦與各個社區組織聯繫有限。這個論點亦曾由方志恒博士早前的研究分析過。

澳門管治聯盟的合縱連橫

與香港的多元經濟結構不同,澳門的經濟較為單一,長期依賴中國旅客,支持龍頭博彩業,強化了這些精英在社會上地位,甚至政治上的話事權。

澳門研究早已承認,中國政府以傳統精英,包括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及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協調殖民時期的社會,推動「愛國愛澳」教育,支持澳門主權移交。直到2002年開放博彩業,澳門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隨著澳門博彩業龍頭發展,緊隨建築業及旅遊業的蓬勃,一批「新興」精英順勢而生。

因應當時的政治形勢,以博彩及建築為首的新興精英意識到,他們與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有限,因此嘗試尋找參與政治的機會。但是,傳統的參政渠道,如立法會間接選舉議席、特首選委會,已經被傳統精英所壟斷。憑著龐大的經濟資源,新興精英採用新的方式開拓參政渠道,包括投資及成立多個同鄉會,如澳門福建同鄉總會、澳門江門同鄉會等,大派蛇齋餅粽、現金分享、商舖折扣,建設基層社區聯繫,以及選舉動員,取得立法會直選議席,擴大政治影響力。並於政治敏感時間,舉行各樣活動,甚至動員上街,支持政府政策。

與香港的多元經濟結構不同,澳門的經濟較為單一,長期依賴中國旅客,支持龍頭博彩業,強化了這些精英在社會上地位,甚至政治上的話事權。相比傳統精英,新興精英在策略上努力塑造敢於質詢官員、對選民問責的形象,他們的服務對象鮮明,為社會帶來新鮮感。傳統精英主力吸納澳門本地商人及勞工;而新興精英則主要服務新移民及基層選民。因此,於動員社會各階層支持時,澳門人對中國、澳門及一國兩制支持度穩步上升。我們結論是,澳門賭業興起,帶來新興社會精英,建立社區連繫,適時進行動員,令澳門特區一直平穩。

港澳為何不同?

香港於80年代起,建立的傳統新興精英聯盟,通過壟斷既有制度,再無動力投入地區工作,未能再協調反對勢力。雖然新興商界近年成立政黨,加強地區聯繫,嘗試打破困局,但情況未有改善。

以建制派政黨經民聯為例,該黨於2012年成立,主張工商帶動經濟,改善民生。但其作為立法會內第二大政黨,八位黨員中,七位來自傳統功能組別,只有一位來自地區直選,而該黨未來派員參與直選意欲也不大。再加上在反修例運動氣氛下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經民聯派出25人出戰,最後僅3人當選。說明建制政黨投放大量資源予地區工作,在過去雖然能逐漸於選舉中取得優勢,但這種社區網絡未能為政府建立強大的民意基礎。

相反地,澳門新興博彩地產精英,正正補充傳統精英的漏洞,憑著龐大的資源,開拓新的選票市場,擴大新移民及基層社區網絡,進一步給納社會各階層。香港的管治聯盟的不變,帶來社會脫節、內部分裂等問題。反之,澳門的管治聯盟能做到「和而不同」,在良性競爭下,最終形成了一個跨階層同盟,方便政府動員。

造成港澳不同的原因,可能包括了歷史偶然性,例如兩地經濟結構不同;亦可能涉及人為問題,例如建制派內部紀律、政商精英對北京的重要性,有待更多研究發掘。

(鄺英豪,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客座研究員;黃以恆,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參考資料:

Wong, Mathew Y. H. & Kwong, Ying-ho (2020). One formula, different trajectories: China’s coalition-building and elite dynamic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1), 44-66.

Fong, Brian C. H.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Modern China, 43(5), 523-556.

Lo, Sonny Shiu-Hing (2007). One Formula, Two Experiences: Political divergenc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since retrocess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52), 359-387.

Fong, Brian C. H. (2013). State-society conflicts under Hong Kong’s hybrid regime: Governing coalition building and civil society challenges. Asian Survey, 53(5), 854-882.

讀者評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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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作為土生土長澳門人, 對此文中關於澳門的「研究」, 唯有認同的只有「擴大新移民及基層社區網絡」,另外見到「和而不同」、「良性競爭」等字眼真的不敢苟同,大部分澳門人政治冷感、社團政治壟斷,澳門與香港最大的不同除了少有內部分裂問題,澳門管治聯盟更為不變, 更為脫節,更為不透明。

  2. 以我对澳门政治有限的了解而论,我认为澳门的政治是一个街坊社团政治,同样香港也是一样,但有不同之处的是香港那种街坊社团政治在港英时代中期比较明显,但在澳门继续发展,然而澳门传统社团政治很明显都是以同乡会和亲中派为基础,而且在管控澳门的经济领域,从而给人感觉澳门很亲北京当局,但是他们这些人的后代有部分是支持民主开明,同情香港黄丝,再加上外来的资本(外国赌场)逐渐在澳门取得话事权,所以这些支持民主开明的澳门富二代和外来和尚成为澳门新的政坛势力。

  3. 澳门123事件与香港67暴动造成的结果不同,难道不是导致港澳大不同的远因吗?

  4. 作為一個澳門人,我一直以來對同鄉會、街總的觀感都是「傳統商界精英」,有沒有先進可以賜教下後學,他們是怎麼被歸類為新興勢力的?